论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现行刑法第3条的明确规定,该原则是我国刑事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中必须严格遵守的一项原则.要深刻把握该原则,必须明确其与类推和法律解释的关系,同时针对当前立法和司法的相关缺陷予以进一步完善.     

论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

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是法律体系完善的重要内容。经济犯罪是刑法与经济法之间衔接的基础,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之间界限的厘清是刑法与经济法之间协调的关键。当前,我国刑法与经济法之间的衔接还存在许多问题。为了完善法律体系,正确处理经济纠纷,需要科学把握经济违法行为与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保持经济犯罪立法单轨制。     

刑事政策与社会伦理经验研究——以介绍卖淫罪为例

刑事政策的宽严是相对的和具体的,某一刑事政策是否可取需从多个维度予以衡量。刑事政策的伦理基础即是这样的维度之一。以介绍卖淫罪为例,通过采用社会学中的配额抽样法,依据问卷调查所获取的经验材料,对卖淫关联罪之悖德性展开经验研究,可以发现我国现行卖淫刑事政策与现实社会伦理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即在受访整体的观念中,介绍卖淫行为的悖德性远低于刑法条文的预想,甚至还不及某些在刑法上不可罚的"性悖德"行为。在他们眼中,我国刑法对介绍卖淫行为的处罚规定过于严厉。     

生态伦理视野下的全面推进中国梦与建设美丽中国

要将生态美德与生态之善转化为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中国梦"的内生动力,需要我们在伦理和实践中把握几重维度。生态伦理界的热切回应是建设好美丽中国的理论维度,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动力维度,而实现永续发展则是建成美丽中国的价值维度。它们既是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更是早日实现"中国梦"的实践路径。     

刑法法律地位在司法中的具体运用——兼论“北大医院教授死亡”案

司法实务对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关系提出了反思要求。刑法的适用,尤其是对行政犯的定罪量刑,必须处理好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取决于刑法成立部门法的理论基础。调整方式的特殊性是刑法成为部门法的理论基础,刑法调整对象的非独立性和刑罚的严厉性决定了刑法的广泛性、最后性和谦抑性,法律的指引作用以及法律的安全价值追究要求刑法必须与其他部门法保持一致。尽管如此,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地位是平等的。刑法的独立基础和刑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仅影响着刑法制定,同时也对刑法的具体适用具有重大指导作用。     

从韩国刑法通奸罪考察刑法伦理性价值

随着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的正式实施,刑法伦理性价值在刑法中得到了凸显和回应,例如死刑犯罪的减少和老年人犯罪处罚的减轻或免除。通过韩国刑法通奸罪存废之争的权衡,梳理该犯罪在基本人权、国家权力、社会秩序等方面的冲突和焦点,分析其中蕴含的刑法伦理性价值的历史和法律因素,并探讨该价值在我国的共识、借鉴和传承。     

古代保辜制度与现行刑事法

保辜制度是我国古代刑法中一个独特的法律制度,对刑事法治现代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当前,借鉴保辜制度应首先转变传统的社会义务本位法律价值观,确立人权保护、人权保障的观念。其次,在刑法方面,必须创立一个新的犯罪复原制度;在刑事诉讼法方面,必须进一步扩大自诉案件的范围,把犯罪复原案件纳入自诉案件之中。     

刍议建设“美丽中国”与当代生态伦理的实践转向

要将生态美德与生态之善转化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动力,需要我们在伦理和实践申把握几重维度。生态伦理界的热切回应是建设好美丽中国的理论维度,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动力维度,而实现永续发展则是建成美丽中国的价值维度。它们既是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更是确保人类社会得以永续发展的实践路径。     

“美丽中国”建设与生态伦理理论

要将生态美德与生态之善转化为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动力，需要我们在伦理和实践中把握几重维度。生态伦理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理论维度，坚持可持续发展是构建美丽中国的动力维度，而实现永续发展则是建成美丽中国的价值维度。它们既是建设人类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更是确保人类社会得以连绵发展的实践路径。     

行政刑法的伦理性探析

行政刑法备受法学界的争议,将其归入广义的刑法之中更具合理性、科学性。而刑法与道德伦理作为社会调整的两种不同手段,均具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刑法是基于文化而发展的,伦理则是刑法的道义底线,行政刑法与伦理性二者是相互对立统一的,虽然总体上认为行政刑法只有较弱的伦理性,但并不能因为其作用微弱而否定行政刑法的伦理性。     

＂亲亲相隐＂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的嬗变与终结

“亲亲相隐”是中国传统法律中的重要制度,它是儒家伦理精神在法律上的典型体现。“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律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自清末变法修律以来,该制度逐渐式微和流变,在中国当代的刑法体系中“亲亲相隐”已经被完全抛弃。“亲亲相隐”制度同儒家伦理中的“尊尊”、“亲亲”密切关联,在法律实践中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当代外国的刑事立法中仍然可以看到“亲亲相隐”制度的相关规定。当代的刑法实践证明,“亲亲相隐”制度的缺失会导致制度的某些困境和局限。儒家法律传统并非一无是处,“回采历史”,批判地继承儒家法律传统是我国当下法律变革中的理性选择。     

历史·伦理·精神——对中国古代刑法的价值分析

文章着眼于对中国古代刑事法律制度的价值探析，由古代刑法形成的历史、伦理和精神价值三层次展开论述，在历史价值层面评析了古代刑制具有的社会等级性、宗教性、厌诉性，在伦理价值层面阐述了刑制与道义人情、孝义亲情、宗族法则的融合，在精神价值层面分析了礼法关系变换的三个时期，即礼主法辅、礼辅法主、礼法贯通的三阶段。     

从“小悦悦事件”看法律与道德的缺失

法律与道德在规范层面上和事实层面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小悦悦事件＂折射出整个社会群体道德责任感的缺失,但是一旦为道德立法,法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就会受到损害。见死不救是道德问题,不是法律问题。见死不救不能入刑。     

对侦查讯问轻程序现状的思考

当前,在刑事侦查讯问中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的状况,此种情形严重影响办案质量,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并危及我国的法制建设和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必须正确处理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的关系,了解侦查讯问轻程序现状的危害与成因,并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以保障刑事办案的质量和我国法制的健康发展。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行政伦理重塑

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基础和道德保障。治理行政伦理失范、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取向,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打造服务为导向的有限政府。同时,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伦理道德教育,完善行政人员道德人格,以求重塑行政伦理的价值规范,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     

狱政管理运用德治思想的几点思考

在狱政管理中运用德治思想 ,既是监狱历史经验和工作实践的总结 ,也是监狱事业发展的需要。在狱政管理中运用德治思想 ,必须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体系 ,把广大干警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作为重点 ,还要处理好“依法治监”和“以德治监”的关系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已较为成熟。建议修改我国刑事诉讼法,增加刑事和解制度的规定。目前经济发展水平已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提供了经济保障,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价值取向一致;刑事和解虽与现行司法模式存在冲突,但这种冲突可以通过立法化解。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应遵循公平、自愿、被害人优先和不违背法律及社会公序良俗等原则,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应作严格限定,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宜作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刑事和解的调停人只能是人民法院。     

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探析

本文首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划分为本体论上的主体共享关系、实践论上的主客体关系以及价值论上的主体共享关系和主客体关系。以此为基础,在人与自然价值论关系层面笔者展开了对主张主客体关系的人类中心主义与主张主体共享关系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的利弊分析。考虑到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对公众道德水准的合理要求与刑法道德底线定位之暗合、刑法对人的预设模式之要求以及刑法的可操作,本文将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确立为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     

法律职业调控机制与法律职业者的境界

现代社会法治的确立以及法律作用的扩展和增强 ,使法律职业变得越加重要。为使法律职业主体体系———由法官、检察官、律师构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切实发挥其推进法治、实现和维护社会公正的使命 ,必须建立相应的完善的调控机制 ,确保法律职业活动的合法性、合伦理性。完整的法律职业调控机制是由法律、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三个不同层面的调控机制构成的调控体系。与此相应 ,法律职业者的职业境界也包括了三个不同的层次———法律境界、伦理境界和道德境界。任何一个法律职业者都应当而且必须超越法律境界 ,达至伦理境界 ,并在道德境界中无限提升。     

刑法伦理性研究

刑法与道德伦理作为社会调整的两种不同手段,均具有其存在的重要价值。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是刑法生存发展的土壤,而伦理则是刑法的道义底线。刑法与伦理是矛盾的统一体,我们应该寻找出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平衡点,这对合理优化配置刑事法律资源、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