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录用制度公正性分析——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

基于新制度主义视角,公务员录用制度可分为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我国的公务员录用,其正式规则主要是指明文规章制度,包括录用的报考阶段与测试阶段,这两个阶段的设计科学合理,基本实现了录用的起点公正以及设计上的程序公正;录用的非正式规则主要是指我国长期积淀下来的、对官员考选的一些共识、判断、价值等影响公务员录用的因素,包括"德才兼备"、"官本位"、"官方意识形态考查"等,这些非正式规则的存在影响了公务员录用的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只有解决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的冲突问题,实现两者的融合,才能真正实现公务员录用最初的公正性价值取向。     

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制度效能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仍然"面对不少困难和挑战".实践证明,这些问题主要由制度因素引起,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重视农村的制度效能.以制度经济学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内涵以及它们的关系为理论视角,来探究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科学的正式制度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统一的保障,人文化的非正式制度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秩序和谐的合法性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定要实现科学正式制度与人文化非正式制度的融合与统一.     

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行政问责制是责任政府的制度化体现,我国在2003年"非典"危机中启动的行政问责制,已经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本文主要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及完善的路径选择.认为我国行政问责制在制度供给以及制度实施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要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应该从增加正式制度的供给、改善非正式制度的落后现象、改善实施机构及其有效性等方面着手进行.     

非正式政治何以影响扶贫资源分配——以河南省Y村为例

从河南省Y村的精准扶贫实践来看,在村庄这一精准扶贫的微观场域内,驻村扶贫干部、村庄经济精英、村庄干部以及村民这几个不同的行为主体通过"关系""人情""面子"等非正式政治影响了扶贫资源分配。在此过程中,非正式政治虽然阻碍了精准扶贫资源的精准配置,但也降低了精准扶贫工作在村庄开展的交易成本,在正式政策与乡土社会之间起到了润滑作用。非正式政治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是复杂、多元的。非正式政治之所以能够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是由制度的压力与空间、乡土社会催生的非正式治理路径依赖以及精准扶贫工作本身的特殊性共同作用形成的。非正式政治对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影响过程表明:国家尝试通过制度化、正式化的治理手段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治理,但在村庄实践中,却往往遭遇政策、权力无法下渗,导致公共政策的失效。在这个过程中,乡村已有的非正式治理途径,一方面对国家正式治理手段产生了消解,另一方面也对国家正式治理无法触及的领域形成补充。因此,在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中,需要协调好基层治理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政治的关系,使得二者能够相互补充促进,从而推进精准扶贫工作的良好开展。     

制度变迁的比较分析

从宏观层面来看,以突破性文明为特征的西方文明体系,注重技术、贸易程序,且政权始终处于分散和相互竞争的状态,无法形成超强干预,追逐利益自然成为制度变迁的基点.与之相应,构建有效的激励结构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社会开放度、人口增长、宗教改革、权力结构等因素影响着制度变迁进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体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高度一统,权力是文明体系的核心和制度变迁的基点,政权理性化程度相应成为制度变迁的动力,国家意愿、国家能力、文化惯性与惰性、强有力的外部挑战及生存压力等因素制约着制度变迁的进程.对后一种制度变迁而言,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实施机制三者间必须合理配置,协同演进,才能充分实现制度创设的初始目的.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视角的研究

我国城乡二元制度是二元经济结构产生、强化、僵化的重要原因.国家非均衡的制度投资形成了城乡不同的制度结构.正式制度占主导的城市制度有利于保护产权,减少交易成本,技术创新,降低不确定性风险,对经济社会环境的适应力强,有利于经济增长.以非正式制度为主的农村制度不利于产权保护和技术进步、交易成本高,不利于经济发展.两种不同类型的制度造成两种不同的制度演变和经济发展路径,导致城乡差距难以缩小.转换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必须优化城乡二元制度结构.     

司法与行政关系的法理解读——基于应然层面或法律层面的分析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司法与行政之间的关系面临着"行政权力过于凸显"和"司法公信力下降"这两大现实困境。司法与行政之间实然层面的"失衡"状态,要求必须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对司法与行政之间应然层面或者法律层面的逻辑关系进行解读,唯此才能理顺司法与行政间复杂的但却是合乎我国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的关系。新形势下,基于司法与行政关系的改革发展,我们应把握司法"去行政化"的有限性,明确司法独立与我国政治体制之间的依存关系,正确处理行政、司法与党的领导的关系。     

中国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可以看作是政府和民众两个制度变迁主体博弈的结果,核心是经济产权和政治权力在国家、集体、农民间的再分配。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多来的农业改革与农村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始终贯穿着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逻辑框架:改革开放早期农村制度变迁的一致性,改革中期农村制度变迁的多样化,以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村改革陷入停顿期。对这一制度变迁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建设农村社区的政治决策框架,其本质是壮大农民权力的过程。推进下一步的农村经济和社会制度变革任重道远,需要重新界定新农村建设中国家、农村社区、农民之间的权力分配,调整和优化农村社区内部自主发展的政治经济架构,从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解析当今中国社会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关系问题

社会有机体的运行需要来自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支持,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关系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综观我国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存在诸多不和谐的方面,需要我们在认清原因的基础上,促进其协调发展,以保证制度对于社会有机体作用的发挥.     

基层秩序何以可能#br# ——传统地方社会治理的理论视角及其评述

近代之前中国乡村社会秩序何以可能，地方基层的治理形态又是如何。众多的研究关注到中国乡村治理形态的特殊之处，并且主要形成了结构视角下的中间阶层社会整合与国家权力文化网络整合的视角。社会结构整合论侧重中间阶层的权力支配，国家与地方之间通过士绅、地方精英的正式与非正式治理结合方式维系乡村社会秩序。权力文化整合论则认为乡村社会共享的价值符号、象征、礼仪等权力展示造就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一体性，国家正是运用正式权力的文化网络治理基层。传统乡村社会的基层治理是一种融合了结构与文化的认同治理，这种治理方式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依赖资源。     

中国公务员录用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融合

公务员录用正式制度，按照狭义理解，仅是人为制定的“正式规则”，也就是指围绕公务员录用而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录用流程、考试程序与内容设计等体系制度。录用的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下才能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效能。这种主观性的制度认可则属于录用的非正式制度。因此，公务员录用的非正式制度是人们长期形成的包括官员考选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意识形态等因素。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共同组成约束组织和个人行为的制度环境，两者的结合才是公务员录用制度的真正涵义。     

新农村建设：主体缺失的原因考察

新农村建设已经快两年了，中国9亿农民——政策设计的主体——出现了集体失语的尴尬现状，农民主体成了一句空话。让农民充当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并不是朝夕之间能够做到的，农民、政府和制度三个层面都有不利于农民发挥主体作用的因素。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培育新型农民，农民才能真正充当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内部日常权力关系的再探讨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对不同城市近百位退休工人的访谈,重新考察改革前30年国营企业内部的政治生活,重点探讨工厂车间干部与群众之间以及积极分子与普通工人之间的日常关系。本文质疑"新传统主义"理论在解释改革以前中国国营企业内部微观政治生活的有效性,认为干部与工人之间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确存在不同程度的庇护与依赖关系,但强调当时车间内部的日常权力关系也受到诸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的制约。文章最后提出"单位社群主义"的概念,用来解读毛泽东时代国营企业的日常治理实践。     

富村精英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

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制度安排,富村体制内精英与体制外精英、村委会主任与村支部书记往往在不同的场域中进行利益博弈。由于精英占有的资源不同,所形成的博弈力量有别,由此产生了四种博弈模式并出现了村庄权力结构稳定与不稳定的二类村庄。从一定层面上看,村庄权力结构是否稳定不仅直接与村庄精英所拥有的资源量和博弈力量相关,而且与村庄公共理性和合作精神相关联,因此,只有加强农村制度规范建设,强化对农村精英能人的培训教育,提高他们的宽容精神和讨价还价的能力,才能促进村庄治理的有序性。     

民主与法治:权力进笼的制度路径

权力腐败的成因是错综复杂的,但最为关键的在于其制度根源,即领导者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过分集中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具体来说,主要在于现有的权力结构不科学和选用干部体制不合理这两大弊端。无论是我国历史上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反腐败斗争的经验教训,还是学术界关于反腐败斗争的理论研究,都充分表明:只有把民主与法治结合起来,同时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才能驯服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从根本上治理权力腐败。     

经济行为中的制度冲突与协调

自 1992年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然而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堪忧的现象：急功近利的短期市场行为、经济信用的严重失常、职业道德的缺乏、千奇百怪的寻租现象……对于这些现象，有的学者称之为“道德滑坡”，这虽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难以揭示问题的实质。本文试图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协调角度来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并就我国的制度协调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一、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所谓制度就是管束人的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国家规定…     

强化监督制约 扎紧权力“笼子”

习主席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不仅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而且要将“笼子”扎实扎紧。只有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发挥各监督主体的积极作用,使权力受到有效的监督制约,保证权力沿着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轨道运行,才能确保预防实效。     

非正式制度变迁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

资源配置重心转移和制度创新是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条件 ;城乡非正式制度演变的非均衡性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前提 ;城乡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城乡不同的制度演进路径 ;农村地区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滞后阻碍了农村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推进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必须推动农村非正式制度的创新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制度缺陷

当前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和制度运行机制三方面的缺陷。正式制度方面的缺陷包括:资源配置权力过度集中,中央和地方权力交叉过多且职责不清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的缺陷包括:诚信缺失,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不到位,对成功的理解和评价标准单一,缺乏多元化的社会评价体系,法律法治意识淡薄,遵纪守法的观念不强等。克服这些缺陷,应当坚持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的制度创新取向,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降低制度创新和制度运行的成本。     

分散与整合:社区服务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研究

社区服务的效果取决于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与整合水平。从"财务方面的互动"和"服务供给方面的沟通"两个维度进行考察,我国社区服务发展中多元主体之间的互动呈现出以"整合依附型"为主、兼具"分离自主型"关系的格局。目前社区服务多元主体互动仍存在政府部门过度介入、非营利部门沟通能力欠缺、商业部门互动意愿薄弱、非正式部门缺乏支援等问题。应对之策包括政府理性介入社区服务发展、增强非营利部门沟通能力、激励商业部门参与公益性社区服务、完善非正式部门的支援服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