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在业主维权中的作用——以武汉市南湖社区为例

城市社区在物业关系的影响下形成了国家、市场、社会三角权力结构。这种三角权力结构是不均衡的,国家权力和市场权力相对于社会权力而言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这导致以业主和业主委员会为代表的社会权力的利益在社区权力博弈过程中最容易遭到侵犯而又最难以得到维护。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权力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社区进行适度干预,以自身的优势来弥补社会权力的劣势,以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市场权力形成制衡,从而使业主的权利得到有效的维护。     

权力生态学视角下的权力主体及其转化——基于未来社会设计逻辑的历史与现实思考

现代社会中权力主体的权力结构状态为:权力单位最大的组织是"国家";在个人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大小不同的权力单位。这种状态是权力主体从自然主体发展为结构主体的结果,最初,氏族、家庭是权力的自然主体;后来,人类自己产生了社会组织及国家,就出现了权力的结构主体,而当个人权力让渡给国家以后,国家就成为个人权利规定的主体。权力的结构主体是以其中的一些自然主体转化成不平等权力结构的被动服从的权力客体为标志的。权力生态学设计的未来人类社会是权力结构主体消失,个人权力被还原,没有外在的约束,只有内在的自觉性控制,权力主体将以自觉主体的身份出现。     

政党执政权力的产生和实现——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视角

政党执政是指政党通过一定方式进入国家体系并通过国家体系实现政党意志的政治行为,所反映的是政党外部的政治关系及其运作;在法治条件下,执政党要在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行使执政权力;政党执政权力来源于社会,是社会权力的一种实践形式;政党是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状况与政党执政权力的实现有密切关系。非政府组织的蓬勃发展给国家与社会关系带来的新变化,向政党执政权力的职能定位和实现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     

正当与认同:政治权力向政治权威转化的逻辑向度

政治权威是以“强制性”政治权力为支撑而获得的社会成员的“自愿性”服从,是正当性与认同性相统一的政治权力。“正当”作为政治权力向政治权威转化的逻辑起点与深层根基,主要源自政治权力所代表与维护的公共利益与价值目标。“认同”即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表示出的自愿性支持、认可与服从,是政治权力转化为政治权威的关键要素与内在驱力,可通过政治仪式等中介加以建构、强化。政治权力向政治权威转化也离不开以强制性手段为辅助的秩序保证。在维系和保证国家秩序的层面,转化为政治权威的政治权力更具效度与力度、运行成本更低。探究政治权力向政治权威的转化逻辑具有一定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权力治理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突破口,以权力之善引领国家善治,重构了权力道德生态,有力夯实了党的权力合法性基础。党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内在理路主要表现为:一是以约束权力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实践主题,通过规制与训导权力,让权力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以权力自觉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行动路径,着力调动我国各级权力主体的政治能动性,积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以实现国家善治;三是以权力之善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价值目标,有效规范权力的运行路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道德旨趣;四是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重构权力道德生态的政治实践基础,努力调适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消除权力异化产生的根源。     

行政权力的扩张与监督

行政权力是维护社会发展和社会秩序的保障。在现代社会中 ,行政权力的扩张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而这种扩张又是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但是行政权力的扩张也会给公民、法人的权益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国家有关机关应当对行政权力予以监督与制约。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福柯的权力场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互动结构，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权力及其主体是多元的。“维稳政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维稳”，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纠纷当事人进行胁迫与压制，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治理政治”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纠纷解决的权力机制必须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权力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基础性权力。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国际政治学与政治学中的国家权力——一种比较视角

国际政治学学者从两个方面理解国家权力概念:第一,社会学意义上的权力概念;第二,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概念。运用类比研究的方法,分析国际社会中的国家权力特性,而场域差异是国际社会中国家权力特性的来源。     

社会回归——行政权力的演进方向

随着先发国家逐渐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国家行政权力向社会回归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政府与公民、政府与市场以及政府与“第三部门”的关系上。根据自由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观点,国家权力是由社会让渡的,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势必要求将让渡给国家的部分权力收回。而这些需要回归社会的权力往往是通过传统的政府的行政职能来体现的,因此,通过调整政府职能范围来重塑行政权力的行使空间,是确保行政权力向社会回归的关键。     

浅议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的道德制约

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政治权力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在国家社会中,所有权力都属于公共权力,是特定社会制度下赋予其权力者社会力量的体现,因此,一切社会中的权力又都是一种政治权利。特定社会制度赋予给权力者的这种政治权力,本质上是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的,但当权力人格化以后,公共权力易异化为个人权力,甚至被个人所窃取用来谋取私利。权力本质上的政治性、公共性要求人格化的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的道德制约具有普遍性意义。     

帝制时期士绅权力的合法性渊源探究

绅权在帝制时期对国家——社会治理产生了深切影响。但绅权往往被排除于正式权力之外,其延续千年的合法性渊源何在?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思路。绅权的合法性源于士绅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功能的整合。士绅属于特权阶层,意识形态和治理方式与国家权力一致,不对君权构成威胁。于国家权力而言,绅权是为弥补贵族制度式微和基层国家权力萎缩所造成的权力失衡而生,其能够维持地方秩序,抑制士族权力,协助国家权力完成赋税徭役的征发,缓和民众对国家权力的怨恨。于基层社会而言,绅权能消极地保障宗族不受国家权力伤害,更能积极地主持地方公共事务,维持基层社会有序运作。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根源探析——马克思论国家权力的为恶倾向及其制约

根据马克思的国家权力理论,国家权力具有阶级统治的本质属性,而且这种属性使国家权力具备了三种为恶倾向:一是暴力倾向;二是异化倾向;三是垄断倾向。国家权力的滥用和腐败根源于其内含的这三种为恶倾向。要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要制约国家权力这些为恶倾向,也即让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将生产全部集中到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并逐渐将国家政权归还给人民、归还给社会有机体。     

完善权力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异化的关键

权力具有“双重性” ,权力既可以为人民谋利益 ,也可以为个人谋私利 ;权力可以造就人 ,也可以腐蚀人。当前 ,社会公共权力的异化 ,其核心都表现为权力腐败。因此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 ,建立与完善执政权力的监督机制 ,特别是对高层权力、高级干部的监督机制 ,是消除权力腐败 ,保持执政廉洁的重要途径     

弘扬党内民主 遏制权力腐败

中国共产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历来重视反腐败,积极维护执政党权力的纯洁性,进入21世纪更加把反腐败放在国家政治生活的突出位置。然而我们党经历如此多的努力,中国社会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当然这里原因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内民主发展不充分,权力过集中,党内权力制约监督不够完善。因此,本文试图尝试从党内民主与遏制权力腐败关系;弘扬党内民主,遏制权力腐败等几个方面,探讨弘扬党内民主对遏制腐败重要价值。     

浅议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权力是统治阶段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以强制性手段体现出来的国家意志。在社会主义国家 ,统治阶级和执政党如何正确行使权力 ,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本文就如何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提出相应思考 :一是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 ;二是充分发挥社会各方面的监督作用 ,形成监督的合力 ;三是关键是要在监督体制机制建设上下功夫。     

近年来关于软权力问题研究现状综述

软权力和硬权力都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以及国内治理的重要手段,二者不可分割。近年来对于软权力的研究已超越国际政治领域,并开始在相关学科中延伸和展开。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加强软权力研究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转型期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调适——以国家和社会关系为视角

转型期意味着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由社会国家化逐渐向国家与社会竞合阶段过渡,意味着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合理定位。然而在社会转型的实际过程中,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的关系定位还不甚明晰,边界模糊。因此,厘清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对传统的政府权力与公共权力加以调适,乃是转型期社会的重要任务。     

公共利益研究论纲--社会公正的本体考察

一个社会如何认识公共利益是这个社会主持公正的测量器.社会公正说到底是在多大程度上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衡量公共权力是否公正运作的权威标准就是看公共权力的代管者在执掌权力时是否真正维护公共利益,公权只有维护了公共利益才有公正可言.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权力文明,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其揭示了权力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政治生活的内在机制,尤其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造成的理念意识,往往导致权力运行背离应有的功能与属性,严重阻碍国家治理能力之提升,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此消彼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为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合体,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权力监督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鉴于权力的整合与协调功能,政治文明的核心应当在于不断提升权力的社会性与公共性,进而揭示权力在国家治理进程中的主线功能。然而,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导致权力运行明显背离其应然状态,严重掣肘国家治理能力,权力也因此在国家与社会的消长中受到日益普遍的监督。因此,权力监督应当重视体制内外两种主体的优势互补,追求依法监督与以德监督的统一,实现从功利性监督到道义性监督的跃升,进而以规范的监督实践提升公民素质,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