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梦：新生代农民工青春梦的自我实践——基于社会融入视角实证分析

融入城市社会是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与诉求,本研究立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角度,认为在遭遇制度性社会融入障碍后,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而是采取力所能及的方式“自下而上”进行社会融入的行为建构,主要表现为以智能手机为媒介,实现社会身份的自我认同、精神需求的满足以及社会关系网的重建,意图缩小梦想与现实生活的差距.     

二重与多维:融入进程中的社会认同——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

通过对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9206份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和访谈发现,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现状为:对公共政策歧视度呈中性偏消极评价;与市民的人际交往状况较差,但未现隔离与排斥之势;对现代性的城市文化初步接纳与认同;自我身份认同游离于"市民"与"农民"之间。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总体呈现广度上的多维性与深度上的二重性特征。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困境与解决路径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面临户籍制度、就业困难、社会交往、身份认同等诸多困境。针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需要从政府层面、主体层面、社区层面和祉会层面采取相应措施，使其突破城市融入的困境，促进其变成“新生代市民”。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的障碍与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力,但由于国家制度、经济、社会关系等客观因素以及自身心理承受能力和社会交往中的行为取向等主观因素的制约,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受到阻碍,很难融入主流社会。为了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必须强化政府的主体作用,加速城乡一体化制度创新;落实企业社会责任,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发展平台;加强学习培训,引导帮助新生代农民工提高自身素质,多管齐下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政府、企业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形成合力,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关键。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与社会稳定问题探析

新时期我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建构不同社会阶层的平等协调融洽关系,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内蕴和基础。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群体的生力军和主体,其城市融入状况直接影响到自身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与国家长治久安。因此以维护社会稳定为视角,探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重要性、紧迫性和现实性,阐释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现状及困境,进而对有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提出对策势在必行。     

共青团融入“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教育的思考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大量的农民工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身份和地位还没有实现转变。农民工市民化滞后导致的身份和地位的不平等,对农民工的思想状况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被认同和追求市民化梦想的愿望更加强烈,思想教育工作必须满足他们的需求并适应新时代要求。但是,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思想教育,还存在着思想教育内容不完善和教育形式单一、教育主体责任不清晰、缺乏社会支持体系和评估反馈机制等诸多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共青团必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融入"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教育,把握培养"新生代农民工"优秀思想这个基本点、抓住客体需求和主体功能两个关键、发挥引领成长和桥梁纽带服务,推动新生代农民工思想教育。     

延续与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

进城农民工除了经历生活地点和职业身份的转变外,还要经历一个社会网络的转型过程。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转型过程有其自身的特点,他们对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和借重程度大大降低,城市特征更为明显。职业和居住地点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建构有重要影响。     

济南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研究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问题,对于建设＂美丽新泉城＂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济南市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同存在危机。应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与创新为切入点,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行城乡劳动力统一就业制度,为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提供制度和体制保障;以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充分发挥各级政府解决农民工问题的主导作用,建立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为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提供组织保障;以尽快建立健全保护农民工权益的专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为重点,为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提供法律保障;以培植人文关怀的环境、构建人文关怀的体系为生长点,建立完善农民工的精神关怀机制,为重塑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提供精神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角色认同的困境及其消解

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农民工的角色没有得到强力的各项政策的支持,出现角色认同的困境。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角色认同困境,并认为,各项配套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农民工称谓的弱化、文化建设与价值引导、个体心理调适等是消解困境的措施。     

土耳其政治发展与对外战略中的身份政治困境

身份政治主要是民族国家内部和国际社会中某些基于特定身份认同的群体，围绕获得承认和相关权利而产生的政治主张、政治实践和政治关系。当前，身份政治在土耳其国内政治发展和对外关系中十分突出。总的来说，土耳其拥有多重相互联系的复杂身份认同，并在超国家、国家、次国家三个层面形成身份政治的矛盾困境。从超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存在泛共同体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即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矛盾，使其时常陷入超国家认同的迷思，追求与民族国家身份不符的政治目标。在国家层面，土耳其长期受宗教与世俗、东方与西方两对矛盾认同的困扰，以世俗主义为立国之基的土耳其无法摆脱伊斯兰传统的掣肘，作为西方盟友的土耳其又难以彻底融入西方，始终面临向东还是向西的战略困境。从次国家层面看，土耳其国家认同与族裔认同之间存在矛盾，以库尔德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少数族裔群体为争取自身权利进行斗争，甚至走向暴力恐怖主义，给土耳其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甚至因冲突外溢而影响地区安全，阻碍土耳其入盟谈判和融入西方的进程。总之，多层次的身份认同相互交织、相互竞争，使土耳其的政治发展和对外战略面临深刻的身份政治困境。     

内卷化: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生态特征和自我认同

新生代女性农民工是我国农民工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以北京某大学食堂女工为例,从工作和生活两个方面考察了她们的生态特征和自我认同,发现她们在城市的发展呈现出内卷化的趋势。造成这种状况的结构性原因在于城乡文化的矛盾、户籍管理制度的障碍、家庭和社会性别分工的影响,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农村和城市两端推动相应的改革和发展。     

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范式转换——基于赣州、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发展理事会建设实践的分析

基于江西赣州和湖北岳平两地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分析,本文发现理事会在改造并利用农村宗族势力的过程中创新了基层民主实践机制,以多元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有效解决了代表性难题、决策机制难题,以及农民的参与程度问题,构建了一个治理“钉子户”的高效机制。理事会在实践中重构了农民“公”“私”认同的序列谱,具备了“国家授权的合法性与农民自发的认同感”的双重权力属性,既利用了传统的宗族资源,又避免了介入地方“公务”时的不合法困境,推进了两地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社区建设。鉴于农村宗族的基础性结构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巨变,本文认为当前农村宗族研究亟待实现从革命范式向改良范式的转变,逐步探索建立一种受保护的社会自治权的协商式增长机制,使农村宗族最终成为一种有益于地方社会秩序整合的建设性力量。     

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现状调查及对策分析——以浙江省为例

以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为样本的调查表明：企业或工作单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不重视;收入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城市融入问题不能解决是新生代农民工产生心理压力的根源：社会救助途径的单一化是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迅速有效解决的瓶颈;对人生缺乏长远的规划是心理健康状态骤变的直接原因;网络的发展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新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不容忽视,需要政府、企业、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多方面的力量共同发力才能有效应对。     

农民工对新农村建设影响的实证研究

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工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凸显。但从社会地位来看,农民工群体处于一种"底层精英"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处于社会的底层;另一方面,在农村社会中,他们却属于精英群体。农民工对新农村建设包括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政治建设和新农村文化建设三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公民生态知行转化困境归因及克服路径

公民生态意识难以有效转化为自觉自发的生态行为,是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及生态文明教育进程中的显著困境之一。克服公民生态知行转化困境是减轻生态危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塑造生态公民的必然要求。通过分析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生态知行合一在伦理价值层面的本质要求可知,完成生态意识内化、形成生态行为自觉是实现生态知行合一的关键。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功利化社会价值观的冲击和公民生态伦理教育自身的缺陷则是造成公民生态意识不能有效内化、生态行为驱动力不足的根本原因。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善公民生态伦理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大众媒体的传播动员作用则是解决困境的可能路径。     

黑龙江省经济结构调整与职业教育改革

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国家或地方改变经济结构状况,使之合理化的过程.而职业教育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的摇篮,两者存在密切联系.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的调整也对我省的职业教育改革方向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才能服务于经济大局,也才能打破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     

温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犯罪成因及预防对策研究

温州市共青团组织在2012-2013年间对温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进行调研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个体因素（经济、受教育、就业）、社会支持因素（社会包容与歧视,城市认同感）、环境因素（居住环境、文化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教育程度低,法治意识淡薄,长期处于就业不稳定的状态,社会管理的缺失及受到社会歧视等多种原因使其走上犯罪道路,给国家稳定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隐患.因此,作为青年和党的桥梁共青团组织,应该依托多方社会力量,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道德教育,通过各种渠道阐述新生代农民工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强化他们的话语权.关注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及社会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保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预防和减少犯罪事件的发生.     

农民工返乡创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耦合互动机制及其助推路径分析

党的十九大开启了乡村振兴的新篇章,标志着农村的改革和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农民工是乡村振兴的助推器,是解决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重要抓手。一方面我国乡村振兴面临着人才缺失、农民主体性缺失、乡村治理无序、资金短缺等多重困境;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了项目和平台,其政策红利吸引着农民工进行返乡创业;同时,农民工返乡创业又能及时弥补乡村人才缺口,促进乡村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资金保障,并能够改善乡村社会治理。因此,可以通过实施差异化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引导策略,构建多维度的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环境,开展针对性的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支持等途径来助推乡村振兴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