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治理：价值变革、治理风险及其应对

数字社会构造的虚实相融新社会图景描绘了人类数字时代的价值变革趋势，体现为虚实互构、虚实共生、社会赋能。深度介入时代特质的数字社会治理，也面对一系列治理风险，如数字世界的原发性和脱域性风险、虚实交融中的工具性和外延性风险、现实世界的替代性和挤压性风险。为此，应创造性地确立以人本、包容的价值规范为主的治理理念，建立以优化算法、提升算力和丰富场景为主的技术治理体系，形成以体制机制、数字生态规则体系为主的制度路径，真正建构公众参与基础上的多元主体治理协同型数字社会治理格局。     

数字媒介、不确定性与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

不确定性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客观条件与人的主观感知之间互动的结果。现代社会形成的复杂系统、个体化趋势、主观意义世界的变化，共同催生了不确定性的流行。不确定性在风险事件和风险传播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与情感的生产之间关系密切。数字媒介在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生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在风险感知、风险传播中的“事实”建构、风险知识以及情感流通的后果等方面都加剧了风险传播中的不确定性，并带来显著的情感后果，如恐惧、恐慌、焦虑、愤怒等情感的形成和扩散。应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问题，我们需要情感治理的理念。在不确定性的框架下，对风险传播中的情感治理，既需要应对消极情绪，减少负面后果，同时也要培育积极情感，建构以信任、希望为核心的情感文化系统。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平台因何失灵：“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各地数字治理实践的增加为数字治理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尤其是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时,部分数字治理平台出现失灵的现象,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治理平台的作用成为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根据TOE框架并结合韧性理论,以S市A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探索为例,对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失灵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制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如技术能力、主体参与、社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出韧性的缺失和不足,进而以此为“抓手”构建出数字治理平台在治理实践和应急管理中“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框架。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中的实践探索,提出以数据输入整合、组织动态重塑、多元主体补位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和方案以赋能韧性治理,为完善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     

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模式创新与实践策略

数字时代所呈现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等特质深深地改变和重构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创作和传播模式。智能故事、场景故事、体验故事等新叙事模式强化了叙事感染力与吸引力。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创新面临技术叙事的交互风险导致的情感真空、现代性的审美取向引发的审美抵制、数字平台形成的资本力量隐藏的价值风险等挑战。基于此,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应从情感、审美、价值观三方面重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结构框架：从技术反噬回归技术反哺,推动数字技术为情感叙事赋能;构建用户需求的叙事取向,驱推用户同一性的创意叙事;破除数据资本的权力宰制,唤醒教育对象的主体意识,从而构建适应数字时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新模式。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实践与深化

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为推行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供给侧改革,实行基于数据共享的跨部门在线协作,形成基于业务流程的整体性治理结构,灵活运用合作式、智能化治理工具等特征。"最多跑一次"改革充分体现了数字时代政府治理改革的基本取向,在治理目标、治理机制、治理结构、治理工具等方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探索。下一阶段,应通过健全"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推进机制,构建数据流、业务流有机融合的政府运行机制,完善以业务流程为中心的政府治理结构,加快基于数据资源挖掘的治理工具创新,深化政府治理改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数字形式主义的在场形态、生成逻辑及规制理路

数字形式主义是形式主义在数字化时代衍生出的新样态。较之于传统形式主义，数字形式主义具有判识难度更高、负面影响更广、规制难度更大等特点。因此，必须正确认识数字形式主义的在场形态，厘清其生成逻辑，并有针对性地从加强数字治理、培育数字素养、健全数字制度三个维度对其加以规范治理，以解决普遍存在的数字形式主义、强化“四风”整治效果。     

国内数字治理研究进展与未来展望

数字治理是数字化技术与治理理论的融合,其具有提供智能化公共服务、推动公民互动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的作用。通过对国内近十四年数字治理期刊论文的文本分析发现,我国数字治理理论研究在指导实践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治理研究方法和对象单一、研究内容趋同。推动数字治理的实证理论研究、公民的互动参与、基层数字治理的研究将成为未来数字治理研究的重要内容。数字治理目标达成的过程中"数字"与"治理"如何平衡、人工智能时代数字治理中政府角色如何定位等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思考。     

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与数字政府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数字技术也正在推动着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变革。数字政府重视和强调的是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其重点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如何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促使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服务典范的变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面临劳动的富余、技术的偏差、责任的落差、隐私的威胁、数位的独裁和文化的冲击等诸多风险和挑战,因此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系统化的治理。     

信息时代的政府改革——“数字时代治理”与制度化方案

信息时代的到来为政府提供了新的行政生态，促生了新的改革需要和动力，也预示新的改革方向。P．登力维等在《数字时代的治理》中对此做出了精辟的阐释。数字时代治理（Digital-Era Governance）的核心理念体现为重新整合、基于需求的整体主义以及数字化变革等；它是技术理性观、整体人权利观双重变奏之产物；是行政过程内在的管理特性与政治特性交互影响的结晶。就其本质而言，数字时代治理是从信息技术的角度对“整体性政府”理念的再阐释。为了深刻理解数字时代的治理，需要以行政改革的复合视角（包括观念与伦理、体制与流程、结构与功能、技术与制度、政策与机制视角）为标杆，对其制度化方案予以分析。     

老旧小区的情感治理：实践形态、应用限度与优化策略——基于M社区三类治理场景的考察

老旧小区治理中的情感特征较为显著，甚至成为一种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类型。从M社区的治理实践来看，环境整治、物业管理、应急管理三类治理场景都凸显了老旧小区治理中的情感介入特征。情感介入之所以在社区治理中发挥其功能，与社区党建引领和社区干部特质密切相关，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混合型特征与独特优势。在基层社会治理科层化、技术化的总体背景下，情感治理存在一定的应用限度，即制度化难题、可推广性有限以及情感与技术治理之间的张力。鉴于此，要对社区情感治理进一步制度化，包括激活社区情感资源、构筑情感治理载体、培育情感治理主体、情感与技术的互构等，实现老旧小区情感治理的体制转型。     

新公共管理的终结与数字时代治理的兴起

新公共管理理论因其过分强调效率、市场、分权和竞争,引发了不平等、公共价值缺失、碎片化等问题,受到学者批判.数字时代治理诞生于新公共管理理论式微与数字时代来临的理论和时代背景中,既是对新公共管理的超越,也是对数字时代的回应.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弊端、信息技术革命的加速、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网络社会的崛起是数字时代治理产生的原因,重新整合、以需要为基础的整体主义和数字化变革是其主要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理论,它对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增强政府回应性、解决社会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技术驱动下的数字政府成熟度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技术嵌入政府治理,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动态过程。至于什么是成熟的数字政府,各界认识尚未统一。现有评估多是“完成式”的事后检验,缺乏“将来式”的目标指引,因地制宜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需要简单通用的参照系。基于区块链信任的“制度—效能”转化框架,较好地分析了制度执行中的信任问题,以此为指导构建制度优势、运行机制、技术支撑和数据治理为主的数字政府成熟度分析框架。根据其中四要素的生成逻辑,以D市大数据指挥中心场景化应用为例,探讨分层级、分阶段设定目标来消除现有困境的实践路径,可以以执行有力、机制有效、技术可靠与效能可见为方向,多措并举、循序渐进提升各级数字政府成熟度。     

数字空间中的社区共同体营造路径--基于城市社区业主微信群的考察

社区共同体困境在根本上源于社区参与的内生动力不足。社区共同体包括三个层次,从简单到复杂依次为:以关爱和情感归属为核心的情感共同体、以参与和公共精神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以合作和秩序建构为核心的治理共同体。其中,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属于内生型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属于延展型共同体。邻里互助型数字空间从守望相助、共同生活和邻里狂欢三个方面塑造社区情感共同体,居民议事型数字空间从理性讨论和动员参与两个维度塑造社区利益共同体。现代陌生人社会的情感因素是值得挖掘的治理资源,数字公共空间为凝聚共同体情感提供了可能的平台,也有助于促进实质上的居民参与。     

中国为什么加快推进数字人民币

在刚刚结束的深圳“福田有礼数字人民币红包”活动中,近9.5万人“尝鲜”数字人民币。超过1万家商户,完成了近14万笔交易,支付场景涵盖餐饮连锁、零售百货、出行、培训教育、文化、健身、医疗等主要消费场景。数字人民币渐行渐近,先后在深圳、苏州等地完成多轮试点测试,且测试规模、测试场景以及参与机构不断实现突破。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的“过程”与“组织”

现阶段,我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治理面临困境,具体体现为：建设跨应用场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破解部门分割的效果不佳。回顾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偏重考察治理结果以及科层组织在数字治理中的作用,相对忽视关于其他治理主体融入治理过程的复杂机制的深描。本文通过比较A省、B市两地的数字政府建设案例,建构出“结构-主体-治理机制”的数字治理过程分析框架,进而发现：在依赖行政机制和注重融入市场机制两类情形中,数字治理分别呈现出“直线-职能式”与“矩阵式”两种过程演化模式。内生于现代数字政府治理过程中的政企互动,会因面临行政机制的过度主导而发生脱嵌,引发后期数字政府建设模式的行政化;也可能面临强有力的契约约束,在治理过程中逐步互嵌,形塑出市场型的数字政府建设模式。本文在识别数字治理主体异质性的基础上,引入结构化的动态视角,加深了同类研究对中国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微观情境的理解与把握,丰富了治理过程中组织间互动行为策略的解释机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基层数字治理及其关系优化——基于治理关系中的基层避责与信息茧房视角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升基层政府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疫情防控能力愈加紧迫。基层数字治理为疫情防控提供重要支撑,治理边界呈现出"政府主导型"的层级化色彩,数据产生于政府向社会主体直接汲取的数字,数字收集与整理以上级政府需要为标准,且上级掌握数字控制权,数字运用在治理过程中呈现保运转、避责任的状态。基层数字治理的有效性逻辑体现在数字赋予基层治理社会动员和管控能力上,治理边界呈现出向下包容趋势,消解了基层政府与社会主体之间边界与责任模糊性的弊端。基层数字治理的关系优化依托数字赋能解决了治理中的基层避责、信息茧房等现实问题。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三点探讨

数字技术革新让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进入数字时代，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驱动。数字经济主要通过三个维度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的普惠效应赋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数字经济的溢出效应赋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数字经济的绿色效应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但在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也可能面临数字垄断阻碍共享发展、数字鸿沟扩大城乡差距、数字幻觉诱发绿色盲区隐患等现实挑战。对此，应坚持以共享发展、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等新发展理念为导向，营造自由稳定的经济环境，创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构建良性的数字生态系统，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国式现代化。     

“数字青年”的道德隐忧及其纾解

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青年群体,在数字技术根本而广泛力量的变革下成为“数字青年”,而他们的道德建设深度关乎数字中国建设。区别于以往的青年群体,“数字青年”有着显著时代印记的不同生存画像,具体表征为认知方式过度注意、社会交往圈群聚合、实践活动时空规则新构,而这些更是为他们道德发展创设了新环境。然而,在“数字青年”的生活图景中却又存在着信息过度注意模糊道德认知、圈群价值取向误导道德判断、实践活动新时空规则滋生道德失范等道德隐忧。为此,应从提升个体数字素养、强化平台治理、加强数字空间法治实践方面共同发力,在纾解“数字青年”道德隐忧中推动新时代数字中国建设。     

理性面对传播的“微时代”

<正>随着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的传播活动即将进入"微时代"。"微时代"是以信息的数字化技术为基础,使用数字通信技术,运用音频、视频、文字、图像等多种方式,通过新型的、移动便捷的显示终端,进行以实时、互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传播活动的     

制度、技术和理念: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何以有效——以浙江省N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为例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弥合了城乡数字鸿沟,激发了乡村社会内在活力。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搭建“制度—技术—理念”的分析框架,剖析浙江省N区数字赋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案例。在制度供给方面,N区通过成立监管机构、搭建数字平台、完善奖补考核等手段,形成长效机制;在技术支撑方面,实现装备智能物联、数据互联共享、引入AI识别技术,推进平台更新迭代;在理念塑造方面,通过组建宣传队伍、打造宣传品牌、实施积分制管理、提升民众数字素养,营造文化氛围。N区的实践经验折射出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治理逻辑。即在制度变革层面,治理模式由碎片化转向整体协同;在技术保障层面,由技术匮乏转向统一标准;在理念转化层面,治理理念由模糊治理转向精细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