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14年经济外交看点

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和国际金融合作，是今年中国经济外交的两大重点。中国在经济外交上更加重视“支点国家”的作用，而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联合投资第三国，正在成为新的重要模式。     

“中美+”三方发展合作的双重挑战及修复路径

国际发展领域的"中美+"合作是指作为最大南南合作伙伴的中国、最大传统援助国的美国与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受援方之间的三方发展合作。21世纪初以来,中美两国曾加强在国际发展领域的政策协调,开展了"中美+阿富汗"人力资源三方合作、"中美+东帝汶"农业三方合作、"中美+非洲"公共卫生三方合作等试点项目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果。然而,2018年以来"中美+"合作遭遇了国际发展领域内摩擦隔阂与美国对华政策阻力的双重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全球发展成果的当下,中美恢复和加强在国际发展领域的三方合作具有积极意义。通过敦促美方重启两国发展合作对话、鼓励中美民间组织开展非典型"中美+"合作、加强与受援方的协调和衔接等途径,中方可发挥建设性作用,努力推动"中美+"合作早日重回正轨。     

与世界三十年互动中的中国对外战略转变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范围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多元化以及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系统的支配因素,中国对外战略逐步实现了从"三个世界"到"一个世界"、从"敌友外交"到"伙伴外交"、从"意识形态外交"到"经济外交"、从"低层次对外开放"到"全方位对外开放"、从"和平共处"到"和谐共处"的适应性转变。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是中国与世界在三十年互动中完成的,是世界系统的支配因素作用与中国自觉选择的结果,它体现了和平、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实现了中国国家利益、国家发展目标和国际行为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者间的协同,推动着中国和世界沿着繁荣稳定的方向前进。     

世界经济格局调整中的金砖国家合作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努力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对话与协作,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平等协商与有效合作仍受到多方面因素限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代表,金砖国家是当前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关键变量,不仅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主要力量,还事关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更涉及新兴市场国家自身发展优势的延续。与此相应,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既是推动金砖国家强化合作的动力,同时也从经济增速、市场规制、要素配置、治理能力和合作机制等五个方面对其合作构成新的挑战。对金砖国家合作而言,推动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渐进式变革"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补位式改革",是现阶段金砖国家合作的必需也是其战略特点。着眼未来,金砖国家的有效合作取决于经济实力、利益纽带、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四个因素。其中,经济实力和利益纽带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内核,机制建设和行动能力是金砖合作的外在表现。     

实施工业4.0对于德国经济的意义及其对中国制造业转型的启示

正互联网的发展使工业与信息产业不断深度融合,德国敏锐地率先提出工业4.0计划,拉开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幕,推动了制造业的世界竞争。谁能率先实现,谁将引领世界!2015年是中德"创新合作年",10月29—30日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第八次访华,"创新"成为重要的议题。在默克尔访华前夕,中国国家工信部与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就中国与德国在"工业4.0"领域的相关合作达成协议。这表明德中两国将在高科技     

后金融危机时期金砖国家合作战略探析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催生金砖合作机制。但随着危机延续，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危机的合作精神和政治氛围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主要大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出现明显分化，世界经济正步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尽管如此，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正进一步彰显金砖机制的影响力，尤其是金砖国家第五次峰会关于成立金砖开发银行和外汇储备库的决定，将金砖国家的务实合作推向一个新阶段。本文认为，在后危机时期金砖国家的合作战略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正确定位金砖机制；第二，建立对话协商的软约束机制；第三，完善“以合作求发展、以发展促合作”的包容性合作机制；第四，推动金砖合作的网络化机制建设，实现金砖国家产业演进和可持续发展。中国也需要借助金砖平台，推动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探索南南合作的新模式，强化金砖国家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的作用，同时在金砖合作中积极倡导坚持求同存异、平等合作原则。     

习近平“利益融合”之旅

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以来的第三次外交出访,范围涵盖大国、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新一届政府全方位外交布局又一关键环节。在G20峰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利益融合是世界经济平衡增长的需要"。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抵达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这是习近平此次欧亚5国访问行程的第一站,随后他到访了圣彼得堡、阿斯塔纳、塔什干比什凯克等城市。这是习近平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三次外交出访,范围涵盖大     

中美在非洲的竞争与合作

中美是非洲重要的外部利益攸关方,非洲是中美关系中特殊的第三方因素,中美在非洲的利益和关系互动主要体现在经济、政治、安全三大基本领域。在经贸领域,中国在非洲拓展迅速,美国与非洲的经贸合作水平则有所下降,呈现"中国赶超、美国守成"之势。在政治领域,中美各有独特的政治诉求,中国将"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与非洲交往的政治前提,美国将巩固、扩大非洲民主视为自身主要利益。在安全领域,"9·11"事件后美国重视非洲在反恐中的作用,加强在非洲的军事部署,中国则通过联合国多边维和与对非双边安全合作的方式参与维护非洲和平与安全,但总体依然呈现"美强中弱"的态势。中美在非洲竞争与合作深度交织、复合并存,既存在资源之争、理念之争以及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在扩大非洲市场、维护非洲和平稳定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合作空间广阔。中美两国需要主动作为,在非洲合作上达成整体的、高层次的政治共识,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尊重各自的发展道路和非洲的自主选择,不搞意识形态之争,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在非洲的力量对比、利益诉求,循序渐进推进涉非合作,使双方在非洲的关系实现良性发展。     

中美倡导的伙伴关系比较研究:演变过程与概念界定

中国和美国各自倡导的伙伴关系既有渊源,又有显著不同。不过,由于伙伴关系概念缺乏清晰界定,关于伙伴关系的学理研究难以深入,中国倡导的伙伴关系也难以摆脱美国主导的西方伙伴关系的语境。伙伴关系本质上是一个不断演化的外交政策概念。伙伴关系政策既承担国家对外战略任务,也有独特的功能。美国主导的伙伴关系是美国旨在维护世界领导地位,以联盟为核心而构建的具有等级和功能差异的双边或多边合作关系。中国特色的伙伴关系是中国为了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倡导的一种"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的平等、和平和包容的新型国际合作范式。经过比较,伙伴关系可以被界定为一国为了实现对外战略的总体目标,基于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可能的共识,与另一方正式建立的,具有较高政治平等性和政策灵活性的稳定的合作关系。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中国的对外援助事业随国际、国内形势而变化。近年来官方对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视不仅促成中国对外援助指导思想的转变,也为对外援助向国际发展合作转型奠定了理念基础。中国为发展合作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实践不断丰富:一是基于本国成功经验而开展的减贫国际合作成为重要公共产品,二是通过创新农业技术合作方式为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三是借助三方合作更好地创新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四是持续加强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对外援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经济、技术实力有限、援助项目可持续性不足、受援国国家治理与互不干涉内政之间协调困难、国际发展合作的话语权有待提升等挑战。未来,中国应注重从制度建设、资金筹集、可持续性提升、受援国能动性发挥、国际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做更充分准备。     

全球能源变革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的挑战与应对

当前,世界能源格局正处于深刻变革期,各国都旨在通过能源优势的自身强化,在新一轮能源革命中占据有利位置。作为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将面临比其他国家更为艰巨的能源挑战。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能源合作无疑成为保障中国能源安全、推动新一轮能源革命的重大抉择。而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势必将更多地依赖于现有"委员会"机制的完善和"一带一路"能源俱乐部等多边能源合作体制的构建。在充分利用目前能源供大于求的情境下,应扩展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传统能源方面的合作;同时,也应充分考虑全球能源变革的低碳化转向,与沿线国家开展积极的新能源产业合作。     

“一带一路”与“全球海洋支点”:中国与印尼的战略对接及其挑战

<正>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自身谋篇布局的同时,必须准确把握沿线国家的发展需求,做好战略对接。印尼扼守"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下文简称"一路")的战略通道,又是东南亚国家的领头羊,必然成为"一路"建设中的重点合作国家。实现与印尼的战略对接,需要中国在历史与文化情境下,从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维度理解印尼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以海洋为核心,开展经济合作,维护地区安全,     

日本对外经济援助政策新动向与中日“一带一路”合作

在安倍"积极和平主义"外交理念的指导下,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由"政府开发援助"向"开发合作援助"转型,援助目标突出对外交、安保的支持,并与国家利益及援助规范紧密联系。在新的对外援助政策作用下,日本对华"一带一路"合作呈现以理念和价值观为前提,突出有限度接触和多层次制衡的政策特点,不但增加了中国在周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竞争压力,而且使中日"一带一路"合作复杂多变。中日双方应通过顶层设计与战略沟通,尽快构建双边合作机制与对接平台,创立中日第三方合作示范项目,树立项目品牌形象,实现合作共赢。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金砖合作机制化趋势

从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峰会召开至今,金砖合作机制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大衰退"考验,走过不平凡的发展历程.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仍未过去,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治理力不从心,信任危机、发展危机、和平危机接连不断.在百年变局下的十字路口,金砖合作机制顺应时代潮流,发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践行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以"金砖+"和"三轮驱动"深化务实合作,抱团取暖,结伴前行,更好造福五国人民、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为全球发展和人类文明作出了应有贡献.     

“16+1”合作机制下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关系研究

2012年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机制启动,标志着以中东欧16国为一方、以中国为另一方的"16+1"整体合作框架正式开启。双方基于共同利益进行总体规划,分领域、重点区域打造"16+1"利益共同体,以期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其中,波兰、匈牙利、捷克与斯洛伐克维谢格拉德集团四国在中东欧地区和欧盟内具有重大战略地位,对发展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中欧关系意义重大。在此背景下,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关系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政治、经贸与人文交流合作不断升温,双边关系持续发展与巩固,但战略互信和深层合作仍需加强。未来进一步提升双边合作关系是中国与维谢格拉德集团的共同需要,也是深化"16+1"机制并与欧盟发展对接的重要抓手。     

埃及的独特地位及其在中非合作中的有效作用

埃及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和阿拉伯国家,中国历来把埃及视为中国在非洲和阿拉伯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2006年11月,两国政府在北京发表《中埃建交50周年联合新闻公报》,强调埃及在阿拉伯、伊斯兰和非洲范围内的“独特地位”,并希望埃及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有效作用”。本文从中非合作论坛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埃及在非洲大陆享有历史与地理、人口与经济以及政治与外交等三个方面的“独特地位”。与此相应,埃及也能够在中非合作中发挥三个方面的“有效作用”,即“政治合作中的带头作用”、“经济合作中的示范作用”以及“文化合作中的桥梁作用”。     

苏州峰会后“16+1合作”发展走向——来自中东欧国家智库的回应

正《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苏州纲要》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期规划》的颁布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双方将在今后开展全方位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其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和中东欧国家各自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中东欧重要国家智库对该合作怎么看?又以此提出哪些相关建议?2015年11月24—25日,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峰会在江苏省苏州市举行,峰会上发布的《中     

安倍晋三首相访华后的中日关系

2018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此访是时隔七年日本领导人再次访华,是一次"务实之旅"。中日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52项协议。中日关系有望进入新阶段,但是两国之间原有的结构性矛盾并未根本解决,机遇与挑战将交替出现。新形势下,要保持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还需中日两国各界不懈努力。     

从战略高度认识金砖国家合作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之间的关系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l3月19日接受金砖五国有关媒体的联合采访，阐述了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性及其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包括金砖国家在内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顺应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一带一路”与欧洲“容克计划”的战略对接研究

为推动欧洲克服欧债危机对增长和就业的影响,欧盟于2014年底出台了大规模的投资计划,即容克计划。容克计划包括三方面内容,即在不增加公共债务的情况下增加投资;支持关键领域内的项目和投资,包括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创新;消除行业以及金融和非金融投资壁垒。容克计划的行动重点不仅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高度契合的特征,也与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一致。中欧在上述领域内具有各自的经验和优势,推动双方倡议的战略对接不仅有利于扩大和深化双方在多领域的互利合作,还可以增加中欧在第三方的合作机遇,实现多方共赢。当前,双方倡议的战略对接已具备现实的合作基础和先行的合作经验,并已制定了对接的短期路线图计划。但战略对接能否可持续地实现,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中欧能否加强战略互信,克服域外因素的干扰,在务实原则下切实推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