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

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三款新增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但由于条文规定较为简单,且没有就相关制度进行配套完善,有可能为制度运行造成一些困难。本文就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的适格当事人、诉的利益、审理程序以及判决效力等诸多问题,采解释论的立场进行一一阐述,并就相关制度之配套完善提出立法建议。     

关于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

新《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3款新增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但由于条文规定较为简单,且没有就相关制度进行配套完善,有可能为制度运行造成一些困难。本文就第三人撤销诉讼制度的适格当事人、诉的利益、审理程序、判决效力以及与周边类似制度之间的适用关系等诸多问题,采解释论的立场进行阐述,并就相关制度之配套完善提出立法建议。     

《民法典》知识产权法律规范研究

《民法典》总则关于知识产权的界定属于典型的说明性规范,立法旨意采取知识产权绝对法定原则.《民法典》第440条第5项和第444条形成两个完全规范,在办理知识产权质押登记时需要依照主管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民法典》知识产权法律规范集中体现在合同编第二分编第二十章技术合同中,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的创新主要表现在技术转让合同与技术许可合同的分类界定上和适用范围拓展上.《民法典》第1019条第2款的肖像作品问题和《民法典》第1027条文学、艺术作品问题,在具体民事责任判定上采取动态系统论较妥.《民法典》第1185条规定了知识产权的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单行立法中,采取融合论才切合该条的立法旨意.     

从triPS的要求谈我国知识产权定额赔偿制度的完善

一、trips对定额赔偿的相关要求 中国现已成为世贸组织正式成员国,审视我国相关法律制度是否符合WTO及其trips的最低要求,是摆在目前立法和司法方面的当务之急.Trips总则、第1条及其第45条中的有关条文对定额赔偿制度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对每一个世贸组织成员而言都是应当恪守和服从的.笔者认为,trips关于定额赔偿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际保护工业产权协会(AIPPI) 1992年4月东京大会的决议(续)

3.5 AIPPI重申1970年马德里会议对问题41B的决议并建议改进国家和国际保护商号名称制度,包括修改巴黎公约第8条。还重申1990年巴塞罗那会议对商号名称适用的对问题100的决议。 3.6 AIPPI建议企业标志应不变任何特别限制,例如1991年GATT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草案第20条第二部分所规定的限制。第20条条文如下: “商标在商业上的使用应不变诸如与另一商标一同使用、以特别形式使用或以有碍     

论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的完善

行政调解在纠纷解决方面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优势,其与知识产权纠纷的特点具有相当的契合性,在我国知识产权纠纷的解决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但目前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调解制度还存在不少问题,为此我们应当从完善立法、规范程序以及加强与诉讼的衔接等方面完善该制度,以健全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     

专利管理机关调处专利纠纷行为的法律地位

专利制度是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科技进步,繁荣文化知识,促进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制度。专利制度的核心是依法保护专利权、促进科技发展。可以说,专利权保护得好坏,直接关系到这项制度的兴衰。我国从立法之初就非常重视对专利权的保护,《专利法》第六十条就规定了“对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的侵权行为,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样两条专利权的法律保护途径。《专利法实施细则》和有关规章还赋予专     

我国知识产权立法与保护

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以来,知识产权立法正在不断健全和完善,保护知识产权问题日益受到重视。随着国际间科技、经济合作的发展,知识产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日趋重要。为适应贯彻改革、开放方针的需要,我国近十年来知识产权的学术理论研讨、立法和有关司法工作,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已基本建立首先,我国于1983年8月颁布了《商标法》。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此法与早在1950年颁布的《商标注册暂行条例》相比,在内容上有重大的突破。《商标法》第三条中明确规定:“经商标     

知识产权通则:立法进程中的一种尝试

在中国知识产权的立法进程中,存在“单行立法”、“一般性规定”和“法典化”三种进路,它们基本上沿袭了世界上既有的知识产权三种立法模式。“单行立法”模式容易导致条文之间的矛盾、冲突与重复,“一般性规定”模式面临着逻辑上和实践中的困难。在中国语境下,“法典化”具有一种比较优势,但不具有现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制定一部知识产权通则的构想。     

论刑法个罪立法技术的变化和发展

我国自1978年刑法制定以来,先后颁布了十五个单行刑事法规、刑事决定和补充规定。这些新的立法规定与1979年刑法相比,无论在立法内容的周全性,还是立法技术的规范性方面都有了许多变化。特别是1988年以来的刑事立法,在个罪立法技术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在罪的规定性方面,改变以往多罪一个条文的概括状况,形成一罪一个条文,一罪对多个条文的合理结构。在79年刑法之中,立法条文中不乏多罪一条文的情况,其中有二罪一条文,也有三罪甚至四罪、五罪共一个条文,如刑法第106条包     

对完善我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又称为知识产权的边境执法或知识产权的边境措施 ,是指海关依据国家法律的授权 ,在边境采取的制止侵犯受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货物进境或者出境的行为。我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在 1994年中美知识产权谈判基础上建立的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就是谈判内容国内法律化的一部分。几年的海关执法实践证明 ,海关知识产权保护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显重要 ,但随着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 ,在实践中也逐步反映出法律制度本身还存在一定的立法不足 ,有待理论界来共同探讨、完善。本文拟结合我国海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 ,根据TRIPs和WCO《海关实施与贸易有关知识产权协议的国内立法样本》以及新的《海关法》的相关规定 ,就如何进一步完善海关知识产权执法程序、建立适宜的有效担保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建立广泛合作制度等三个方面的问题 ,谈谈对完善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制度的几点思考。     

死缓制度立法的规范分析及其建构

从观念形态和立法技术层面，对现行刑法中的死缓制度进行双重考察，可以肯定现行刑法对死缓制度的修订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对原刑法的重大突破和超越，但理性分析现行死缓制度的立法规范，相关条文并不完全令人满意，在死缓的实质条件，死缓的执行死刑的条件、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条件规定上还存在不足。死缓立法还需进一步规范。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关于“不追究刑事责任”之规定

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行为存在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也明确规定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但该条文第六款之规定却存在着不科学、不合理之处。本文从此款规定的缺陷入手,分析该条文中违反刑法基本理念、违背立法期待以及容易造成司法实践混乱的不科学之处,并提出相关的修改意见,旨在于促进该刑法条文的完善,提高刑事立法的技术性,以适应当前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罪的实践要求。     

创新驱动发展与知识产权制度变革

以知识产权制度为载体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十八大报告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国家战略。以创新驱动发展为己任的知识产权制度是创新发展战略、国家竞争战略和强国富民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必须依靠知识产权制度不断革故鼎新。国内外经验证明,创新驱动发展一直引领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经历了被动立法期、被动调整期和适应期,现在已经迈入主动调整期。展望未来,我国应以创新驱动发展打造知识产权制度升级版,为方兴未艾的第六次科技革命提供制度支撑。     

南海渔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

南海渔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着渔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缺乏渔业地理标志、商标保护、立法不够完善、行政保护制度及司法保护欠缺等一系列问题。应当从加强渔业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的普及宣传、实行地理标志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渔业知识产权立法及鱼种新品种权的保护、加强行政与司法保护及二者衔接等方面完善南海渔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以求促进南海现代渔业经济的发展、渔民民生的改善及维护国家的利益。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几点思考

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在第56条第3款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主要目的在于给那些认为自己民事权益因生效裁判的内容错误而受到侵害的第三人提供相应的救济程序,但该制度的设立在借鉴域外经验时忽视了理论和制度背景的巨大差异,对其所做的目的解释和依据条文本身得出的文义解释之间存在着冲突,且与第三人另行起诉、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以及案外人申请再审等程序之间的关系亦存在诸多模糊之处。这些问题有待于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合理解决。     

刑事和解制度的探讨与完善

新《刑事诉讼法》将刑事和解入法,是建立在长期的政策铺垫和实践探索之上的,但由于很多方面未完全达成共识,故仅以三个条文进行了规定。本文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一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对刑事和解与相关制度进行辨析。第二部分着重对三个法条进行了分析,同时给出了针对每个具体条文完善的建议。第三部分从刑事和解程序和配套制度两个方面提出了规划框架,以期进一步完善刑事和解制度。     

解读新《公司法》第七十六条

新《公司法》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于2005年10月27日修订通过并于2006年1月1日起开始施行。此次公司法修改内容广泛，涉及条文多，可以说是一次大修大改。这种大修大改不只是表面上条文和文字的简单改动，而是广泛的实质上的制度和规则的突破和创新，我们作为法律实践部门，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领会新公司法法条内涵及立法精神，并在公证实践中正确适用相关法条，制定相应的落实实体法规范的配套程序和措施。     

简析人们对商标法的几点意见

1982年我国颁布了工业产权领域第一部专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该法实施近五年来,国内外工商界及学术界曾对有关条文提出过一些意见。如果对这些意见进行分析,可归为三类。一类是条文本身并没有什么缺陷,不应改动的,再一类是条文确有不足之处,可以考虑修改的;还有一类是条文中并没有涉及的,应当增加。(一)我国商标法把“保障消费者的利益”以及“制止欺骗消费者的行为”作为立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在该法第一条、第六条、第八条(8)项、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八条等条款中,都反映出这项基本原则。但是自商标法实施以来,直接、间接违反商标使用规定,     

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实施困境与对策

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作为一项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制度在国内外均得到了立法与政策体认.鉴于其所关涉利益关系的复杂性,这项制度从产生至今仍然争议不断.具体到这项制度的实施,其程序和效果存在更多不确定性.尽管当前一些国家已经通过实施强制许可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但是围绕发展中国家能力不足、除了专利之外药品所涉其他知识产权许可的不确定性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第31条修正案的低援引率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争议.中国虽然建立了从立法到政策的专利强制许可规则体系,但是对于在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由政府部门决定实施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仍然缺乏更为明确细化的程序规定.我国需要在谦抑性、审慎性、灵活性的理念指引下,在切实保障专利权人权益的基础上完善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实施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