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乡村精英治理:局限与可能

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当代中国乡村精英治理的功能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乡村精英治理开始成为国内外学者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乡村精英不仅能促进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村社区的整合,而且能促进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但是,在乡村精英的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局限,如乡村精英的权力过于集中、乡村精英治理制度缺位等,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因此主要可以通过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完善政府权威的约束、扩大农民政治参与、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等途径解决乡村精英治理的局限性,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村庄场域中的精英治理:分化、困顿与提升

目前,部分地区的村民自治仍停留在精英治理的层面。村庄场域中的精英治理可以分为引领型精英治理、维持型精英治理、滞后型精英治理与异变型精英治理等四种类型,其中,前两种为常态精英治理,后两种为病态精英治理。不同类型的精英治理存在不同的困顿,集中表现在法治权威弱化、高质量人才缺失、群体隔阂、精英异化等方面。为此,可从健全选举制度、吸纳乡贤人才、规范精英行为、促进权威融合等方面对村庄精英治理进行提升。     

超越乡村精英治理模式的政治抉择

中国历时20年的乡村基层民主实践一直在探寻实现村民自治的终极目标，但客观上却在走着一条精英治理的道路。这种精英治理模式的弊端已逐渐凸显。本文在对“乡村典章”、“夏履程序”和“八郑规程”三种政治个案考察后认为：这三种个案具有许多同质性，它们的出现是人们在探索超越当下中国乡村治理模式所作出的必然政治抉择。     

“后乡村精英”时代乡村治理的潜在风险与对策研究

乡村是政府执政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是政府建设和发展的重点,乡村精英在维持村庄稳定,促进村庄发展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当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乡村精英流失情况日益严重,这是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遇到的一大难题.解决精英流失后的乡村治理问题,在缓解紧张的乡村干群关系、实现村民自治、促进村庄经济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村民自治的政策透视

村民自治政策在我国已经运行了20年,研究者众,但从政策过程角度来探讨者却寥寥。笔者通过对村民自治政策过程的透视发现,村民自治在政策设计上体现了"民主化"与"治理"途径的目标模式,在政策运行中却实际遭遇了政策失真与政策梗阻的可悲结局,而在政策特征上则体现了政府主导与国家控制的显著特点。因此,建构一个以减弱政府主导性从而增强乡村社会的自主性为导向的新乡村治理模式是村民自治政策的未来走向。     

“三治融合”视域下乡村治理能力提升的三维审视

不同于主要依托村民自治制度展开的传统村治形式,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方式具有更为丰富的构成要素与更为深刻的价值意蕴。乡村"三治融合"体现了基层民主力量、规范力量与柔性力量的融合,其实践过程即乡村自治能力、法治能力与德治能力的提升过程,其诉求指向涉及参与均衡、权威转化和乡贤培育。从乡村自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推进村民公共参与的均衡化;从乡村法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驱动精英权威向制度权威的转化;从乡村德治能力提升的维度观之,需要挖掘传统乡贤文化精髓并培育新乡贤群体。以上三个通道的打开,可以有效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愿景的实现。     

乡村精英治理研究综述

在治理转型的过程中,乡村精英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力量已成为基层治理不容忽视的主体之一,并逐渐成为基层治理研究中一个独特的对象和热点话题。目前国内学界对乡村精英治理的研究主要涉及精英治理内涵的界定、精英治理功能、治理模式、治理弊端及其超越等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丰富了精英政治和政治参与的研究内容,并深化了对乡村精英治理研究的理论深度。然而,在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等方面皆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缺乏可操作性的指标体系与政策体系建构方面的实证分析,无疑也留下了进一步研究和提升的空间。     

新时期我国“农村精英”治理的问题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在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一个个具有非凡魄力和超前胆识,无私奉献精神以及卓越领导才能的“农村精英”。他们带领村民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率先富裕,走在了全国农村发展的前列。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农村精英”治理模式也存在着许多局限。“精英治理”是一种模式,只有将这种模式与我国农村的社会现实更好地结合,才能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健康发展。     

强项目下乡背景下的依附型乡村关系与村级治理重构——基于南京市L区项目实践的考察

乡村两级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认识我国乡土社会的重要视角。透视不同历史阶段，可以发现乡村关系经历了从“汲取”到“悬浮”的一般性变迁。项目制实施以来，项目资源的覆盖广度、投入力度、考核强度持续提档升级，助推基层社会进入强项目下乡时期，人员、资源、事务的三重输入使乡镇政府与村级组织之间形成依附型乡村关系，并促使自然村一级被吸纳进村级治理体系。通过对治理事务进行拆解，塑造出层级分明且分工合作的复合型村级治理结构。村级治理表现出村级组织对上、对外，自然村对下、对内的治理样态。要使村级治理发挥应有的自治效用，除了供给其发挥作用所需的条件和空间，还要避免自然村、村民小组等自治单元被行政二次吸纳。同时，应以治理有效为目标，以便于政策落地为标准，因地制宜地开展对村民自治单元的探索，从而形成多维度、多层级、多形式的村民自治结构与多元化乡村治理体系。     

以制度建设推动乡村治理的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央决定在农村推行村民自治,增强了基层民主,最大限度地吸纳了乡村精英参与村务管理。通过探索乡村治理法治化,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为乡村治理提供制度支持,可以解决许多政府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平衡了行政权力与乡村自治之间的关系。现今在广大乡村地区,众多治理问题凸显,村民自治章程缺乏、村规民约零碎不全,都导致了乡村的治理无“据”可依。对乡村治理者没有明确的法制上的约束,若是治理者缺乏法治意识,治理就容易演变成个人意志的专断行为。除此之外,实行法治化治理,约束村民的日常行为,改变往常不良行为模式,自然会产生一些抵触的力量。面对这些问题,可通过探索制度的建设及其运行,推动乡村治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     

村民自治:农村两委关系的解析视角

农村两委关系问题是村民自治后选举时期乡村治理中的一个凸显的现实问题。村民自治的两委关系的政策设计体现出了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模式,即所谓的“鸟笼型村民自治”模式,而这种法理上的设计为村民自治实践遗留下了一个国家控制与政府主导乡村社会的有力管道。     

“后乡村精英”时代与新农村建设

乡村精英是乡村社会的一股重要力量,它的存在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治理和建设。乡村精英流动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很多的研究与思考。当前,乡村精英流动已进入一种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时代,乡村社会中乡村精英的缺失是影响乡村建设和治理的突出因素。笔者将乡村精英参与缺乏的乡村社会称为＂后乡村精英＂时代,着力探讨这种状态对乡村建设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构想。     

找回村民主体性:移风易俗有效治理的实现逻辑与发展路向北大核心

移风易俗是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的一道必答难题,其有效治理虽离不开国家主导,但更需找回村民主体性。为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治理、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农业农村部于2020年至2022年先后征集推介三批84个全国村级文明乡风建设典型案例。这些典型案例的探索实践表明,实现村庄移风易俗的有效治理,需要从自治规范指导、物质利益诱导、先进典范教导三个维度和路向找回村民主体性。从村庄场域中移风易俗的具体实践和治理技术看,自治规范指导旨在使村民“遵规守矩”,将内生性自治规范引导与群众性自治组织督导相结合;物质利益诱导旨在使村民“德者有得”,运用积分制等开展正向的物质激励;先进典范教导则旨在使村民“见贤思齐”,发挥党员干部率先垂范与身边典型的榜样示范作用。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农村移风易俗有效治理上找回村民主体性的这一实现逻辑和发展路向,暗合了在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村民自治制度创新所需的公共规则重建、公共资源重配和公共权威重塑。     

社会变迁与乡村治理转型——基于村民自治对乡村典型政治影响的分析

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迁,逐渐从一个总体性的单一社会变为一个分散、异质的多元社会,导致乡村社会的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和治理目标等发生变化,这就使得自革命时代传承至今的乡村典型政治与新时期的乡村主要治理形式——村民自治之间产生矛盾,表现在村民自治的崛起和乡村典型政治的衰落、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颉颃以及乡村典型政治与村民自治的冲突。     

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基于传统治理模式现代转型的视角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在承继传统治理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向现代治理模式的创造性转换。在治理主体上,传统士绅向现代乡村精英转变;在治理制度上,乡规民约向村民自治章程转变;在治理观念上,儒家思想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转变。这种转化既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进步的必然要求,又反映着传统治理模式内在合理价值的跨时空存在。     

村民自治中的公共领域和公民德件

村民自治是在国家行政主导下的一种新的乡村整合方式,肩负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和把"原子化"的农村整合起来的双重责任.然而,单一政治话语中的村民自治难以在"行政权"和"自治权"之间形成合理的张力,甚至有以"行政权"淹没"自治权"之趋势."自发地"建构农村"公共领域"和培育农民"公民德性"是乡村自治的唯一出路.     

乡村振兴战略与村民自治:互嵌、诉求与融合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村民自治是乡村振兴的要义之一,亦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制度支撑与保障,两者相互嵌入,彼此之间存在紧密的价值耦合。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图景实现基石的村民自治需要满足"治理有效"这一要求。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嬗变,要求从治理形态、治理资源、治理主体、治理载体层面对村民自治进行重新审视和设计。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发展路径需要从多维度进行建构,体现为基层政治权威与乡村内生动力的协同共治,精英型农民群体的塑造,村域经济、文化与组织资源的三重嵌入,农村社区自治的形成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健全。     

乡村治理试点的模式、问题及改革

我国2014年启动的村民自治试点,标志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由农村传统经济领域向农村综合治理领域的拓展与转变。村民自治试点纳入了自上而下集中管理的模式,这一模式与村民自治的自主性、区域多样性以及发展的渐进性产生着诸多冲突。未来的改革要着力于厘清村民自治与现代国家多层级治理间的关系,推动形成多层级治理间科学、合理性的治理逻辑,针对现实问题,强化乡村自治自主性的保障,维护乡村治理的应有空间,以自主性推进多样性和创新性,推动乡村治理的渐进发展。     

精英主义视角下农村政治发展的现状解析

村民自治推行以来,中国农村政治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农村政治发展需要经历不同阶段,当前正处于总体发展中的间歇期,表现出一种“静寂”状态。精英主义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在分析现实政治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运用了精英缺乏、精英转移、精英碰撞以及精英局限等概念对中国农村政治发展的现状进行解析,并提出几点建议,以供探讨。     

家族政治、精英更替与村庄治理

自村民自治实施以来,学界对村民自治制度运转的社会基础的讨论就一直持续。家族作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础,几经沉浮,在现代民主政治下被赋予了现代性意义。文章通过对个案村庄的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在现代村庄治理过程中家族的影响力以及家族与村民自治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下的当代农村治理的社会基础是家族。家族政治或家族影响力为何能够一直延续,并在当前村庄政治与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以及随着代际的更替,村庄家族政治向精英政治的转型,这些都值得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