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利空间何以形成——基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视角

政府行为偏好是指政府在政治经济实践中为争取地方利益最大化而呈现出的策略性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和财政改革激励激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充斥着诸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上趋利空间的形成,既来源于政府科层制关系博弈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来源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激励效应,更来源于政府科层行政过程中的软约束机制。     

利益视角下的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分析

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客观存在的地方利益是指以地方经济利益为基础的一种以地方政府、地方企业以及地方居民等为主体形成的共生型集团利益,具有客观合理性、从属性、双重性、隐蔽性以及共生性等几个方面的特性.地方利益的现实存在,往往会诱使地方政府在进行地方事务治理的过程中罔顾全社会的公共利益,通过一系列非理性行为,来追逐本地方利益的实现.地方政府恶性扩张、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制度伪创新以及在利益航向标指导下执行公共政策等这些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无一不与地方利益存在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因此,我们要治理地方政府非理性行为,就必须合理引导地方利益的实现.     

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

传统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理论认为 ,政府是社会利益的代表 ,其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现代团体主义政治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否定了传统的观点 ,它们分别认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或者是团体利益 ,或者是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这些观点都有其不足之处 ,其中有些观点甚至是根本错误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科学地解决了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从根本上说 ,在阶级社会 ,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必然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人民的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把人民利益作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     

土地征收与农民权利的宪法保障问题研究

土地征收之所以会频繁引发社会冲突,根本原因在于宪法无法有效约束政府权力,制止地方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政府既是土地征收的最大受益者,也是土地征收的主导者和纠纷的裁决者,政府必然看重政府本身甚至个别官员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而淡视甚至完全忽视农民的合法权益。土地征收涉及到规范政府权力、保障农民权利和国家利益等问题,而从本质上来看,这些问题都是宪法问题。为彻底解决土地征收问题,实现农民权利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应当充分发挥宪法在约束政府权力、制止政府与民争利的行为和保障农民权利的实际作用。     

关于当前我国政府行为失范的理性分析

政府行为失范是由于政府权力缺乏制约造成的 ,实质是国家权力的形式和内容不一致从而背离人民利益和意志的行为现象。当前我国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行政权力的市场化、行政权力的地方化和行政权力的部门化。政府利益角色错位是政府行为失范的深层次原因。我们必须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前提 ,以促进行政道德建设为基础 ,以建立科学的行政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为关键来规范政府行为 ,从而使政府利益的角色定位真正回到国家和社会公众权益的本位上来。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决策行为分析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的决策行为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特点,影响因素主要来自职能与角色定位、法律与政策、利益与官员素质、任期与资历、信息与监督等方面,为此,必须通过界定地方政府的决策权力边界,规范决策程序,公开决策过程,加强决策监督,让地方政府在决策时正确地做事,做正确的事。     

国外对腐败现象的研究

二十世纪的瘟疫——官员腐败,几乎波及世界各国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贪污受贿,导致政治腐败,民心浮动,经济停滞。因此,出于各种动机,各国都积极采用各种手段开展反腐败斗争。但对于什么是腐败,腐败的含义、性质、范围和标准是什么,世界各国学者和专家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腐败的定义。何谓腐败?各国学者的回答不尽一致,主要有5种观点:(1) 腐败是指党政官员为谋求不正当利益,以政治和法律作交易,出卖政府和政党的政治利益的行为;(2) 腐败是指公     

行动者的策略及其影响要素——基于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的分析

本文以近年来得到新闻媒体关注的公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件为研究对象,综合归纳了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在申请信息公开过程中所运用的策略,并分析了影响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行动策略的主要因素.研究认为,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都是理性的行动者,他们策略性地采取行动,以实现控制信息或分享信息的目的.主要作为表达性的社会活动,公益申请行动是受到公民权利指导的.公民向政府提出信息要求权,验证了<条例>的规则,具有倒逼政府的作用.政府面对公民的申请,具有天然的优势地位和广泛的制度资源.特别是政府的创制权力提高了政府及其官员策略性应对的能力.正是由于不同的行动资源、制度地位和制度约束状况,公民与政府及其官员在信息博弈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取向和策略能力.     

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俘获及其解决对策

中国公共政策制定中的政府俘获主要有国有垄断企业有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地方支柱企业绑架地方政府的决策、向政府官员提供非法的个人所得三种表现形式。政府俘获产生的原因包括企业与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以GDP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政府反腐败不力及廉政建设滞后、各社会群体参与不均衡、政府权力缺乏制约,法治不健全等方面。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减少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保障民众的结社权利,培育公民社会、实现政策制定的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严惩政府官员腐败行为、加强廉政制度建设,建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绩考核体系。     

飞蛾扑火为哪般——对"王帅帖案"的反思

广受关注的"王帅帖案"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对此案的反思却没有结束。在整个案件中灵宝政府某些官员的一系列行为犹如飞蛾扑火,其原因主要是这些官员眼睛里存在两个错觉:一是错把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当作一种形式和过场;二是错把王帅发帖当作地方事务和个人行为。正确对待网络民主的态度和行为,是纠正某些地方基层官员视觉错误最好的校正器:首先在态度上要充分认识到网络民主是科学发展观的天然盟友;其次在行动上要充分尊重和保护网络民主。     

回归人性:腐败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人性的需求欲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政府官员既具有人的自然属性,也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同时还具有职业的政治属性,其需求欲望的产生也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其表现为天生的固有特性和社会的外部特性。腐败行为的最深刻根源在于人性需求欲望的驱动。因此,有效治理腐败也就必须从人性出发进行思考和探索,即,一要正确看待人性需求,让政府官员过正常人的生活;二要满足人性合理需求,让政府官员过体面的生活;三要用理性管束无限欲望,让政府官员过有节制的生活;四要用制度限制人性贪欲,让政府官员过有笼子的生活;五要加大权力寻租成本,让政府官员过有风险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腐败,杜绝腐败。     

当前中国行政问责文化的主要问题与解决思路

2003年以后,中国的行政问责制度逐步建立,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除了行政问责制度自身的缺点以外,行政问责文化的问题成为制约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建立与运作的主要问题。从政府角度看,主要表现为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单一化、"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责任意识偏差大、缺乏道德自律的理念和行为规则。从公民和社会角度看,主要表现为理性参与意识不强。从公民与政府官员共同的角度看,主要表现为:公共精神匮乏、法治观念薄弱。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有:历史与传统的遗产、法律与制度的缺失、利益的冲突、信任的危机、价值的失范等。有效解决当前中国行政问责文化问题需要从下面几个方面入手:改造传统遗产、完善法律制度、创建分配正义、提升政府信用、重构社会价值。     

治理语境下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与矫正——基于陕西省ZS县的个案研究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理单元"——基层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既是国家和上级政府治理的代理人,同时又是服务和回应当地社会公众诉求和利益表达的协同治理主体。陕西省ZS县公共项目管理案例折射的基层政府行为失范主要表现在:公共项目决策、行政执行过程和行政行为监督等方面。矫正基层政府行为失范的对策是:在构建地方基层治理模式创新的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重构政府与社会关系,构建基于协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以公共权力的使用为核心,强化对地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控;鼓励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基层政府治理;建立基层政府绩效评价和效能监察制度。     

“围猎”与“被围猎”利益链的表现形式及斩断对策——基于86份判决文书的分析

"围猎"与"被围猎"是对行贿和受贿的形象比喻。利益集团"围猎"与官员"被围猎"是当前腐败领域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围猎"能够成功、官员易"被围猎"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形成了一个腐败的利益链条,其表现形式包括通过政商勾结形成的利益链、通过行政机关上下级关系形成的利益链、通过权力掮客形成的利益链以及通过建立熟人关系形成的利益链等。利益链形成的原因,主要有政商关系异化、监督效力不足、惩戒威慑力不够以及官员底线意识不强四个方面。要斩断"围猎"与"被围猎"的利益链,必须明晰政商界限,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强化对官员的监督,提高监督效能;提高腐败行为查处率,增强惩戒威慑力以及加强对官员的廉政教育,转变其人情文化观念。     

地方政府自利性视域下的公共政策冲突

利益是影响和制约社会个体和组织的根本性因素,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也不例外.地方政府在不断追逐公共性的同时,也带暗含着相当自利性.公共政策作为地方政府重要的公共性活动,客观上也必然受到其自利性行为的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及其官员的自利件是引发当前我国公共政策冲突的重要原因.     

生态功能区建设中政府行为失范的具体表现与诱发因素分析

在转型期,生态功能区的政府行为由于受理念偏差、利益驱使、机会存在和监管不力等诱发因素的影响,容易表现出政府行为能力夸大、政府行为手段单一、政府行为目标短视、政府行为运转盲目和政府行为结果自利等失范行为.考虑到政府行为失范对生态功能区建设的负面影响,有必要对其具体表现和诱发因素进行剖析,以期为下一步研究防范政府行为失范的措施打下基础.     

现阶段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状况及原因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也趋向于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上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趋利性和差异性也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却在现实中表现出一些消极的思想,金钱至上的观念,贪污腐败等,这些都是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淡薄的表现。深入探讨其现象背后的原因,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腐败预防与治理研究

腐败在本质上是作为公共代理人的公权力承担者与经济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交换行为,是经济和市场原则在政治领域的错用,是公权力异化和被滥用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市场失灵会导致权力获得对稀缺资源的分配权,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会导致公权力委托代理关系的复杂化,从而造成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失衡,进而引发权力委托代理关系失灵。当制度缺失、监管缺位时,腐败收益往往会高于腐败成本,政府官员在对成本收益进行考量后,就会实施腐败行为。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不仅需要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改善公共权力委托代理关系,还需要提高腐败行为的机会成本。     

公共选择理论对规范政府官员行为的启示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学关于“经济人”的假设来分析政府及其官员行为,指出政府官员政治行为的目的也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阐明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经济领域,而在于政府行为假设与现实政治过程的非一致性;必须改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宪法民主。公共选择理论尽管有不合时宜之处,但对我国经济和政治理论的创新,特别是对于用“经济人”假设来研究我国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并以此规范我国政府官员行为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     

从邀功到避责:基层政府官员行为变化研究

随着当前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全球性的避责时代已经来临,避责逐渐取代邀功成为政府官员行为的主要特征。国外的相关理论和经验研究发现,经济发展、公共舆论、问责力度与政府官员避责行为之间具有紧密联系。对官员的避责策略可以用列举式、类型学和决策树三种方式进行归纳总结。中国基层政府官员常用的避责策略则包括忙而不动、纳入常规、隐匿信息、模糊因果关系、转移视线、找替罪羊等。面临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官员避责行为造成改革压力指数化增长,产生公共政策失败、公众信任危机、政府内部激励不足等问题。针对官员避责所导致的不作为现象,亟待完善政府官员行为规范机制的顶层设计,对其作出系统化安排,尽快实现从模糊管理向精细管理、从无限责任向有限责任、从忠诚训练向能力训练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