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思考

一、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理论基础和实践问题自从罗纳德·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经济学便越来越关注委托代理关系。代理理论所要探讨的是,如何在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进行利益分配及风险配置,如何使代理人尽心尽力地工作。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代理理论的研究对于如何建立有效的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具有重要的     

委托代理理论下高管薪酬研究的新进展

经典的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人为了良好地控制代理人的行为,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应该将代理人的收入与其产出联系起来,并且当外界环境风险增大时,应该减小激励强度并采用相对绩效评估.这些结论被认为是现代股份制公司中高管人员薪酬设计的核心思想,然而大量实证研究并没有发现这些关系的存在.许多西方学者围绕这一悖论进行了探索,深刻剖析了股东和公司高管人员之间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揭示出凝聚在高管薪酬上的众多矛盾.     

党内激励机制及其制度设计

建立健全党内激励机制,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思想、新举措。本文首先阐释了党内激励机制的定义、制度设计及其基本特征;其次,分析了当前党内激励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即精神激励作用弱化、负向激励大量缺失、激励运作不够科学和情感激励严重不足等;最后,详细阐述了建立健全党内激励机制的制度设计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以及具体对策与思路。     

股票期权

股票期权已成为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大型上市公司的高层经理进行激励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方式。在我国,有一些企业已经进行了股票期权制度的试点探索。股票期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这一激励机制之所以必要,则源于现代大企业中物质资本的提供者(出资人)与人力资本——即经营管理和创新能力——的提供者(企业家)职能的分离以及由此导致的委托——代理问题。激励机制的作用就在于控制代理风险,降低代理成本。股票期权制度通过让经理人员也成为未来股东,赋予其剩余索取权,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相分离产生的矛盾,使经理的目标函数与股东的目标函数尽可能地达到内在的一致。     

提高农民的货币收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高农民的货币收入，是引导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也为正确解决“三农”问题寻找到一条新的突破口。提高农民的货币收入，是解决分配不公，逐步消除城乡差别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提高农民的货币收入，是解决“三农”问题和维护农村稳定的关键。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性工作。     

我国股权激励机制问题探析

股权激励作为现代企业制度中的重要激励机制,对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提升管理效率,增强企业竞争力等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股权激励机制在我国正在尝试运用,要结合我国企业具体实际,注意方式选择和设计的科学性、规范性,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养老基金运营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分析

养老基金运营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伴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尤其是养老金制度改革的深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从理论上分析 ,解决养老基金运营中的委托代理问题 ,关键是建立一种激励机制 ,使委托人和托管人的利益最大化。在实践中 ,我们防范委托代理问题 ,要从托管人的选择、激励机制的建立和政府的有效监督三方面努力。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货币思想探究

货币是马克思深刻理解市民社会本质的关键范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货币的认识突破了哲学批判的单一视角,通过对国民经济学前提（私有财产）的批判,深刻指出了货币的劳动主体本质及其与私有财产的关系。在“货币”片断中,马克思以哲学批判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刻揭示了货币的媒介作用、颠倒力量、需要异化和量的规定性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货币思想的理论突破,是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方法论创新的具体应用,对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发展逻辑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地方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分析

激励机制是影响我国地方干部行为的关键因素,本研究探讨了新时代干部激励机制三个方面:一是传统激励机制为何会减效?晋升锦标赛与压力型体制存在固有缺陷:"委托代理"结构的信息不对称难题与干部群体异质性问题;新情境破坏了传统激励机制效果发挥的条件,问责泛化可能打破传统激励机制的"信任博弈"均衡。二是当前干部担当作为激励机制是什么?根据"激励与约束""厚爱与严管"维度将担当作为激励机制分为四类:赋能放权、有限责任、压力型体制与晋升锦标赛。三是当前干部激励机制效果如何?指标转化后的压力型体制与晋升锦标赛可以继续发挥"指挥棒"作用,但可能改变博弈性质;赋能放权、有限责任可以扩大激励范围,但带来"放权"悖论。     

政府治理与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问题比较及其启示

新公共管理改革主张公共管理借鉴工商企业管理理论与技术方法,用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这种借鉴是在对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之异同进行深入分析基础上的创造性借鉴。众所周知,缓解委托代理问题是公司治理与政府治理的核心问题。政府治理与公司治理中委托代理问题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我国政府委托代理问题更加严重,即没有实事求是地认识我国政府治理中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深远;监督体系整体上还比较低效等。缓解政府委托代理问题应当着重把握完善政府多元化指标体系的绩效衡量;减少政府的委托代理层次;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将重点置于监督上,而非激励;打破政府垄断,引入竞争机制。     

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的委托代理和激励约束机制

针对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提出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的激励约束机制:减少委托代理关系的层次;引入监督组织;划分同质性工作区域;改变项目款项的支付方式;完善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的事后评价体系,建立长期责任制;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相结合。     

社会养老服务供给主体间关系解析--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视角

人口老龄化趋势迫使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养老服务供给模式由家庭养老逐渐向社会养老转变,供给格局由分散化、封闭性向互动合作转变.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分析框架,应对社会养老服务委托代理关系面临的困境,可从厘清主体间责任关系、健全激励机制和问责机制、嵌入信任关系、多方增权与协同治理等方面优化社会养老服务供给关系.     

江泽民对邓小平人才激励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关于人才激励思想主要内容包括:人才使用需要激励,正确处理精神激励与物质利益的关系,运用激励方法应注重把握的相关原则等。江泽民对邓小平人才激励思想的继承、发展与理论创新,主要有:创新的物质激励理论,建立以"能绩为本"的收入分配机制;创新精神激励机制;要靠事业来激励人才等。     

新政治经济学视界中的我国公共企业改革

新政治经济学极大拓展了我国公共企业的改革视界,其若干理论范式给予后者许多有益的启示,如公共选择理论之于我国公共企业改革;产权理论之于公共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委托代理理论之于我国公共企业激励机制的构建;制度变迁理论之于我国公共企业改革制度供给等。     

政府激励性规制理论述评

激励性规制是目前政府规制中的重要工具,它能够有效实现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的兼容。价格上限规制和特许投标等激励性规制方式的应用已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从理论基础上看,它是委托代理理论和权变管理理论的体现,并符合行为学中的激励理论。我国在应用上要完善激励性规制应用的制度基础,要强调公众的参与,灵活应用激励性规制的具体方式。     

不要被百万亿M2吓倒

针对中国以M2口径统计的货币数量达到百万亿,M2与GDP的比例创下历史新高,而引发的公众对高通货膨胀的巨大担忧,以经典货币数量理论为基础,剖析中国与欧美国家M2与实际货币数量的差异,论述了电子化程度低、高储蓄率、快速城镇化等具体国情导致较高M2的必然性。现阶段较高M2是符合我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只要M2与真实货币需求相符合,百万亿M2并不会带来高通货膨胀。     

“委托-代理”问题由经济规制向法经济规制的演绎——以Rogersv Hill一案为例

现代企业制度的两权分立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效用函数不一致,导致了两者的利益冲突。经济学从效率角度出发对此进行规制,手段包括完全信息、内部控制、报酬激励等,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法经济学,将经济学的理论方法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为"委托-代理"问题从经济学规制向法经济学规制的演绎提供了思路。     

委托-代理理论视野下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任问题探析

委托—代理理论是近年来由契约经济学发展起来的分支理论,该理论对契约中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博弈关系做出了更为精深细致的解读。鉴于代议制民主的特点,委托—代理理论亦可移用于地方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内地方社会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的分析中,对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责任的生成与其部分缺损问题的探究具有借鉴意义。     

唐继尧政府财政与富滇银行的关系探析

富滇银行是云南近代最主要的银行,是唐继尧政府时期云南唯一的货币发行银行.因其是完全由政府主管的官办银行,富滇银行的金融行为与唐继尧政府的财政联系紧密,一荣俱荣,一毁俱毁.这样的制度设计的确曾经帮助当时的云南财政解决了匮乏问题,然而,一旦遇到金融风险,捆绑经营的财政和金融就难免相互影响,两败俱伤.20世纪20年代,云南曾经的一场金融危机就是财政与金融相互牵连而导致的,其结果是唐继尧政府倒台,富滇银行也面临倒闭或是改组.     

公共权力委托代理机制与官员道德风险的防范

从委托代理理论看 ,官员道德风险的根源在于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机制不完善 ,使得官员从事道德风险活动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要最大程度地减少官员道德风险 ,必须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创新 ,加大官员勤政廉政的预期收益 ,提高不勤政不廉政的预期损失 ,促使官员主动地把勤政廉政作为自己的最优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