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社区”:整体性推进商务楼宇党建的模式创新——以上海市黄浦区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商务楼宇党建是区域化党建在基层实践的重要形式。一体化思维、立体化思维、精细化思维是应对超大城市治理具体挑战的一种积极思维转向。上海市黄浦区在整体性推进商务楼宇党建的实践探索中,涌现出了片区治理、品牌治理、融合治理、协同治理等模式,为城市基层党建注入活力。为了进一步提升楼宇党建的有效性,需要在基层治理与楼宇党建的结构耦合、功能耦合、机制耦合等方面找到契合点。     

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实困境实践创新与可行路径

基层党建能否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直接关系到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以及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目前基层党建与城市社区治理未能很好融入,存在社区党建主体与社区治理权威互不统一、社区党建资源与社区治理资源缺乏整合以及社区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需求相互脱节等现实困境。从基层党建创新实践来看,以提升组织能力为核心的区域化党建、以汇聚治理资源为核心的平台化党建和以强化治理效能为核心的技术化党建代表了当下以及今后基层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基层党建要有效引领城市社区治理,关键是要重塑社区治理权威、聚合社区治理资源以及做好社区治理服务。     

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网络建构逻辑——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的案例研究

社会发展需要基本的组织载体和平台,但因社会转型而导致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改变,使得现阶段我国单位社区出现一定程度的“去组织化”。如何打破单位社区的封闭性,实现单位社区与社区外其他组织单元结合实现再组织化,以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成员动员、统筹协调和资源整合等问题,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通过区域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建构了一个由党组织引领、统筹的基层治理组织间网络,其单位社区的再组织化过程就是一个基层治理网络重构的过程。借助网络分析框架,考察学院路街道的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尝试揭示转型社会中单位社区再组织化的动态过程,以丰富学界对基层治理网络及其建构过程的认识。     

联合党委：促进跨域问题合作治理的党建路径

正立足制度禀赋,应对当前国家治理层出不穷的跨域问题,诸如跨行政边界、跨公私部门引发的各种矛盾与冲突,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至关重要。近年来,一些地方和行业出现了具有协调型组织运行特点、体现区域化党建的联合党委,为党建引领跨域问题合作治理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值得从学理层面认真加以研究和总结。     

党建引领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党建引领中国社会治理的实践具体表现为从国家层面推动一轴多元治理结构的形成与完善,并通过这一结构的动态发展保障党建引领的功能稳定。社会综合力量成为社会治理实践过程的合理补充,基于公共性培育与社会增能,党建引领促进社会参与的合法性实现;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成为社会治理实践的创新发展,基于有机链接和系统多元的结构化发展,党建引领进一步促进社会治理实践实现了一轴多元模式下沉和基层转化。     

从单位制党建向区域化党建的转变

随着政治社会化、社会多元化及党员结构的变迁,以"单位制党建"为依托的垂直型、封闭式党建模式,逐渐凸现出时代局限性。"区域化党建"作为"单位制党建"模式的延伸与拓展,日渐成为基层党建谋求转型发展的重要趋势。本文拟从"区域化党建"的特征功效分析入手,梳理其与"单位制党建"的相互关联及特征,探究其内在逻辑,分析其功效与运行路径,以期为促进基层党建科学转型提供某种借鉴。     

“区域化党建”对社区治理体系的影响——基于南京华侨路街道的田野调查

市场经济的发展分化了党和国家、社会的一体化关系,在客观上要求各地变革现有的社会管理方式。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以公民社区建设为口号,逐步形成了以区域化党建为核心,以党内协商合作带动社区协商合作的治理格局——建立了党建联席会和公民社区建设协会相统一的组织体系。党组织的功能形式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其社会功能日益突出,行使国家权力的功能形式日益减少,而且往往以辅助社会功能的实现为目的。同时区域化党建弥补了当前社会自治能力不足的缺陷,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因党组织的关系联合到一起,促成了多元主体间的协商合作。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形态与路径探索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坚定的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根本体现，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思想的价值底蕴，是习近平基层治理观坚持党建引领的创新与发展。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各地形成以机制创新、资源协同、技术融合、群众路线等内容为核心的基层党建创新的实践形态与基本经验。回应基层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与民生需求，需要从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等方面为重点，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效能。     

转型期中国社会风险研究的前沿议题与未来展望——基于CiteSpaceⅢ的可视化视角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总量攀升,社会发展迅速。如今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越发多元化、复杂化。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矛盾逐渐聚积,社会风险问题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通过社会风险领域426份样本文献,基于Cite Space软件绘制的知识图谱,分析在时间、学科、合作网络等层面社会风险文献的分布情况,研究热点集中在社会风险的内涵、社会转型与社会冲突、风险管理与社会保障、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等方面,未来的研究将聚焦在风险社会视域下和谐社会的实现以及社会风险治理理念的实现路径。     

社会组织治理社会风险的能力研究——基于江苏社会风险的视角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社会的转型,社会发展进程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应对与化解社会风险不仅是各级政府管理的重要职能,更是社会组织不可或缺的重要职责。就江苏地区而言,应对社会风险的任务依然艰巨,为实现江苏社会风险预警"生命至上、预防为主、政府主导、群防群治、管理创新、制度保障"的战略构想,应对化解面临的社会风险,必须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提升江苏社会组织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实现社会风险的多元治理。     

构建区域化党建现代化的四个维度

多元化、模块化、网络化、法治化是现代化的具象化,对区域化党建而言,党建主体多元化、党建格局模块化、党建组织网络化、党建活动法治化是构建区域化党建现代化的四个基本维度。通过这四个维度能够更明确、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执政党是如何通过对组织和资源进行再整合的区域化党建,来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张力的。     

区域化党建的治理价值

张云翔的"区域化党建的治理价值"一文指出,区域化党建在两新组织党建工作、两新组织和机关单位党建共建,以及基层党建统筹协调工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区域化党建中,企业、社会组织、人才都能够建立起更深厚的区域认同,组织之间也培育起更深厚的相互信任,更好地共同服务群众、服务基层党员。     

结构性位置与能动性作用：作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工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是近年来社会治理领域出现的一种创新的组织形态,其初衷是为了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凝聚。枢纽型组织形态的构建,不仅是理顺社会组织管理、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一种策略选择,还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执政党建设、党的群团改革、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等多维度、多层次的需求。兼具政治性与联系性,独特的"组织身份"决定了工会组织能在社会治理网络中填充"结构洞"位置;当前工会组织改革瓶颈的突破,还有赖于其在劳动关系领域填充"结构洞"位置,发挥政治、资源和组织优势。枢纽型社会组织要实现社会整合,可通过"安全阀"机制,构建"枢纽型党建"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政治安全性;通过协同机制,助力"放管服"改革促进政府职能转变;通过价值培育机制,"增能"社会组织,促共享价值的形成;通过统筹机制,增强群团组织"内聚力"并撬动"外聚力"。     

关于加强区域化党建工作的研究与实践

社区是党在城市工作的基础,加强和改进社区党的建设,提高社区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推进社区党建区域化,是社区党建工作的必然趋势。近年来,南岗区按照"党委领导、区域统筹、尊重主体、共促和谐"的思路,从优化基层组织设置入手,深入开展"社区党建共同体"建设,已初步形成了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为进一步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的改革创新,我们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分析南岗区开展区域化党建工作的内部优势和劣势、外部机遇与挑战,     

新时代社区党建创新: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复合体系

新时代社区党建创新在回应时代挑战的同时愈发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核心力量。社区党建和社区治理在目标、主体、内容、制度等方面的交叉与重叠为构建二者复合治理体系提供了前提要件,且这一复合体系具有高度的人民性、高度的复合性和高度的灵活性三大新特征。区域化党建和智慧化党建作为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复合体系两大有效实践方式,其在目标、策略、机制与话语等方面阐释了新时代社区党建创新的核心内涵。     

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以上海外滩社区基层党建创新为例

当前，城市社区治理面临着市场化发展要求加强协作能力、社会化发展要求合作共治、多元化发展要求整合资源、民主化发展要求善于治理，这是社会建设的大势所趋，也是社区建设的迫切要求。从社会管理层面来看．社会协同是社会转型发展的客观要求，     

以系统整合提升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

公共安全风险生成规律和外显形态的复杂性决定了风险治理绩效的提升,必须强化基于绩效提升的系统整合与有效耦合。新发展时期风险治理绩效的提升有赖于人们通过对可控因素的整合去应对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而风险治理主体、风险治理过程、风险治理平台、社会个体行为表达以及风险治理工具等关键成功要素则构成我国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重要载体和绩效贡献源。风险治理过程的重塑、部门协调机制的协同、信息与数据的集成以及治理工具(手段)的整合、社会公众行为的自觉调适就成为风险治理绩效提升和改进的关键控制点,也是新发展时期我国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现实应答

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对我国传统社会管理模式的超越,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社会利益格局调整、社会风险问题叠加、社会力量增能、公民权利伸张、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发展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而作出的战略抉择,体现了中国治理文明的重大进步。在新的时空境遇中,社会转型和变迁中出现的“原子化”动向、社会转型中的信任困境、现阶段社会参与机制短板掣肘,给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带来了不可小觑的考验与挑战。因此,要牢固树立以社会为本位的理念,完善协商治理机制,大力培育公共精神,积极推进网络化治理结构建设,让平等参与、互信合作、责任共担、风险共抗、普惠共享等公共品行转化为社会行为和价值自觉,从而筑牢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之基。     

“应急管理”专题

<正>专题导语:作为一种具有冲击性的触发机制,重大突发事件治理不仅需要有效地应对事件本身,而且需要有效地应对事件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影响与社会后果。在高技术发展、高社会化发展和高信息化发展的现代社会中,风险的高不确定性促使重大突发事件不仅对人们的安全构成直接挑战,而且对不同层级的应急治理能力也提出巨大挑战。     

浦东基层党建30年

2020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浦东党建工作一直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创新,经历了四个具有明显特征的重点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浦东开发初期,新区党工委提出"一流党建促一流开发"的理念,积极构建条块结合的工作体制,保证和促进浦东开发建设的顺利进行;党的十六大后,浦东提出了以"三服务"来促进基层党组织的全覆盖,"1+3"社区党建组织体制建立,楼宇党建和四大开发区党建工作开始发力;十七大后,浦东通过组织共建、人才互动、党员联管、活动互助等方式,构建区域化党建工作格局;十八大以来,区域化党建进一步深化,以党建推动社会治理成为党建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浦东基层党建取得成效的原因在于,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紧紧把握时代机遇,主动适应浦东社会经济发展变化,通过创新党建理念、模式,逐步形成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并成功地将党建引向了开放式、人本化、品牌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