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转型中的几个问题

制度变迁带有路径依赖性质,俄罗斯体制转型经历了很长的时期,从新经济政策转向计划体制,又试图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但是转型的效果都不好,苏联时期转型的最大特点是把社会主义同商品市场完全对立起来,所以改革只是对原有计划体制的修补,从戈尔巴乔夫后期开始推行激进的转轨,最终导致苏共解散和苏联解体。独立后的俄罗斯全面推行激进的“休克疗法”,但实际上只有“休克”没有“疗效”。俄罗斯转型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观念、体制与领袖——阿奇·布朗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

阿奇·布朗是当代英国俄罗斯东欧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坚持运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苏联、俄罗斯转型方面形成了一套系统而独特的观点.他认为苏联改革源于体制内部的专家辩论所带来的思想创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改革和转型以及结束冷战方面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苏联和东欧的转型应该被看作民主化的“第四波”；当代俄罗斯政治体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应该被看作一种混合体制.他的思想和理论是当代西方主流观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英国的学术研究和外交实践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第五届国家杜马选举前的俄罗斯政党基本态势

普京总统第二任期内对政党法和选举法进行了修改,俄罗斯政党体制进一步法制化和规范化,政党数量减少。"统一俄罗斯"党、新组建的"公正俄罗斯"党、俄共和"自由民主党"最有可能进入第五届国家杜马。右翼自由主义政党四分五裂,但自由主义思潮在社会上仍有相当影响。俄罗斯政党体制仍处于转型过程之中,将在"主权民主"的框架内建立具有俄罗斯特色的政党体制。     

俄罗斯的金融体制改革

一、从单一银行体制到二元银行体制的改革 俄罗斯的金融机构体系改革是在改造与改革的同步中进行的。从30年代到80年代,苏联只有四家银行;苏联解体后,国家性质发生了改变,所以金融机构体系首先是要由原苏联时期的联盟性质的国家银行改造成俄罗斯     

斯蒂芬·赫德兰视野中的俄罗斯转型路径依赖

斯蒂芬·赫德兰是当代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俄罗斯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使用历史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俄罗斯转型进行了长期的跟踪研究,以路径依赖为分析框架,形成了一套系统、独特的观点。赫德兰认为,新自由主义转型方案将俄罗斯的历史、文化特点排除在外,忽视了社会规范对于市场经济规则的关键性支持作用,导致俄罗斯转型的失败和逆转。他强调,后苏联时代俄罗斯转型的失败并不是个案,而是与俄罗斯历史上的制度矩阵特点和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将俄罗斯转型置于长时段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认为普京治下的"威权主义"实际上是"莫斯科公国"制度的回归。赫德兰主张,俄罗斯未来的转型必须重视制度的转变,彻底打破历史上权力-财产权关系模糊的制度特点,构建以保护私有财产权为主要特点的制度体系,才有可能实现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     

在大众文化背景下生存的俄罗斯纯文学

经历苏联解体、政体更迭与经济震荡的俄罗斯纯文学表现出深刻而复杂的转型特色.本文将当今俄罗斯文坛上大众文学勃兴的现象作为背景,着重介绍了俄罗斯文学艰难转型的状况,以及俄罗斯纯文学作家在坚持文学传统,关注人类与个体的生存困境,揭示人性的复杂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     

论俄罗斯教育的国际化

俄罗斯教育在人才培养体制上的改革,是俄罗斯教育超越70年苏联时期的封闭状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标示,这既反映了俄罗斯教育的开放气魄,同时也展示了俄罗斯在文化上的对外吸纳力量。     

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文化

以赛亚·伯林先后于1945、1956、1988年访问苏联。三次访问都时值苏联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伯林所到之处,刻意留心考察苏联文化艺术、知识分子生存和创作状况、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并且以其自由主义理念加以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和政党

苏联解体后,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俄罗斯相当流行,先后成立了十多个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但是,这些政党大多数存在时间较短,内部派别林立,组织涣散,多次发生分裂。2001年戈尔巴乔夫发起成立的统一的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在俄国政治舞台上没有发挥多大作用,目前出现新一轮改组。在作为“政权党”的“统一俄罗斯”党内,形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左翼”与自由主义“右翼”并存的局面。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相比既有共同之点,也有很大差别。随着俄罗斯经济社会转型的进展,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俄国的影响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但是,俄罗斯社会民主党本身的前景未可乐观。     

危机中的俄罗斯:一个超级能源大国的终结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的掠夺式资本主义导致了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灾难性后果。普京当政后对这一政策进行了大幅修正,转而奉行传统俄罗斯式的反市场经济模式。强力部门人士进入权力核心,国家控制取代市场运营成为主要战略。重组能源部门并借此巩固新的政治权力基础,进而恢复俄罗斯超级大国地位,构成了普京当局的优先政策。俄罗斯经济在普京作为俄罗斯总统任内的强势复苏似乎标志着俄构建能源超级大国的战略进展顺利,但金融危机的冲击暴露了现存俄罗斯制度的危险性。俄已经错过了调整经济结构的宝贵机会,克里姆林宫将能源同时作为财富增长和外交杠杆的时代已经结束。在这一背景下,梅普共治体制的改革以及经济政策的调整也许将成为可能。但历史的惯性和重负经常使俄在经历混乱失序后回归原点。俄罗斯市场经济的转型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日本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效果及原因分析

面对日本长期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乏力,日本央行开启量化质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央行持续大肆增加基础货币的投放,大胆采取负利率政策,实施收益率曲线控制,引导社会公众预期。政策实施以来,通胀目标时限一再推迟,政策虽在短期内改善了经济形势,但又受到全球金融市场及外国政策的干扰。究其原因,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企业部门缺乏稳定预期、少子老龄化及财政货币政策相互掣肘等因素均影响了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     

美国监狱私有化的实践分析

传统意义上,管教罪犯被认为是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的责任。美国1980年代以来出现了监狱私有化趋势。通过对美国监狱私有化原因、问题及发展前景的分析,对于全面理解私人部门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形成竞争性和公私合作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私人监狱能够大幅度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主张并未得到证实,但监狱私有化的主要意义在于引入更多的竞争主体参与提供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供给的动态效率。最为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私有化所导致的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本身是竞争的结果。     

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

本文从理论上梳理了均势生成的一般机制,认为均势这一体系状态的形成和维持主要依靠三种途径,分别是外部制衡、内部制衡和大国的自然成长。在不同的权力结构中,有不同的主导生成机制起作用。在多极体系中,均势主要依靠大国之间联盟关系的形成与转换来维持;在两极体系中,均势的维持主要依靠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即内部制衡;在单极体系下,均势依靠权力中心的自然成长得以恢复。利用多极和两极状态下的历史案例,文章检验了这一核心假定,并考察了均势生成机制变化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单极体系下均势回归的可能性。文章认为,在权力结构与生成机制之间,联盟的可获性、制衡的实力门槛以及制衡所负担的成本等三个要素起着因果链条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任免人员名单

2019年11月6日:任命丁斌为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副主任;任命王欣太为农业农村部人事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人事司二级巡视员;任命王衍为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免去其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二级巡视员;任命邵建成为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副司长。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非效率制度均衡研究

制度转机必然引起财富分配结构的变化,俄罗斯经济转轨是因对经济效益的追求而从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剧变起步的,首先表现为激烈地改变原有的财富分配结构,但并没有产生财富增长效应,最终导致俄罗斯经济转轨陷入“非效率制度均衡”。普京上台后,加大力度以改变原有的制度环境,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利于俄经济转轨走出非效率制度均衡,但是,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因素并不多见,普京时期能否使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经济绩效之间产生良性互动,还有待观察。     

中江兆民的和平思想——以《三醉人经纶问答》为中心

作为近代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重要领袖,中江兆民的思想向来倍受研究者们的关注。有关其代表作品《三醉人经纶问答》的分析文章亦数不胜数。兆民的和平思想以小国主义为特征,是近代日本和平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他的和平思想中,不仅能看到西方近代的人权观念,还能找到东方传统的和平观念。本文从近代日本和平思想发展轨迹这一角度重新审视兆民的思想,以《三醉人经纶问答》为中心浅析其和平政治思想的特征。     

新加坡反贪刑事法治的特色

新加坡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成功抑制腐败的国家之一,其严密的刑事法网、强力的反贪机构和严厉的刑事执法,有效地震慑和遏制了贪腐犯罪,也彰显了其反贪刑事法治的特色.     

日本《裁判员法》第73条介评

日本新的裁判员法具有重大意义,旨在便捷国民参与司法并提高对于司法的信任,但裁判员法的相关规定却侵犯了国民所享有的言论自由,同时也有违该制度变革的初衷,需要进行重新检讨与制度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