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钱法中的信息监控规范与反腐败能论析

<反洗钱法>中的信息监控规范构成了反洗钱法的主体内容,凸现了信息规范与信息法制在反腐败法制建设中的特殊作用,丰富了我国信息法规范的类型.其在反腐败中具有了解功能、分析功能、调查功能和信息交流与合作功能.这些功能统一服务于我国和国际反洗钱与反腐败事业,已经取得了比较明显实效.     

简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反腐败方略研究

20世纪 90年代 ,中国在设计反腐败方略时 ,围绕薪俸与廉政的关系、制度反腐败功能与教育反腐败功能的作用、自生自发演进式反腐败模式与执政党动员型反腐败模式的选择 ,以及要不要“重典治吏”和中国反腐败前景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这些研究与讨论 ,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以互联网为工具的反腐败模式研究

作为一种新兴的反腐败工具,互联网技术已经参与到世界范围的反腐败斗争之中,大大提高了各国政府与公民社会预防腐败的科技含量。党和政府对互联网络的重视推动了网络技术在我国廉政建设领域中的应用．当前应当在吸收国外利用网络反腐败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以互联网为工具的廉洁教育模式、信息公开模式、社会参与模式、流程监控模式等问题进行研究。以推进信息时代的反腐败工作。     

美国的反腐败制定法

本文主要介绍美国反腐败法律体系中的制定法，以便为我们的反腐败立法提供可“移植”的信息资源，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体系。     

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中的国际合作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由经济的全球化发展趋势、腐败犯罪的国际化特征、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义务履行的必须性以及反腐败刑事法治全球化的需要所决定,中国必须加强反腐败刑事法治领域的国际合作。目前我国尚存在刑事法制基础薄弱、前提性法律制度缺失、人权保障明显不足以及国际合作面临重重困难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国应该改进反腐败刑事法治的指导思想和立法技术,做好反腐败刑事法治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衔接,健全反腐败的相关法律制度,重视反腐败刑事法治的人权保障功能,强化检察机关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作用。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联合国于2003年9月底制定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由7部分内容组成,主要包括总则、预防措施、定罪执法、国际合作、资产追回、技术援助与信息交流及公约的实施机制等。《公约》在反腐败方面体现了透明度、国际合作、预防为主等特点,并且强调实体法与程序法、公权机构与私权机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三个结合。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反腐败机制现状的不足,建议加强廉政教育、建立反腐败机构、建立政务公开制度、制定廉政立法、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加快干部人事改革等方面完善我国反腐败机制。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视角下的国际商业贿赂犯罪

国际商业贿赂犯罪不是一种独立的犯罪形式,而是指发生在国际经济交往过程中各种贿赂形式,包括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三种类型的贿赂犯罪.该公约较为全面地规范了国际商业贸易中的贿赂犯罪,构成了全球性反腐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基本内容.我国应该以参加或签署的有关国际反腐公约为基本依据,借鉴世界各国反腐败的经验和做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刑法中有关贿赂犯罪的法律条文进行修订.     

新论荟萃

中国研究起草《反洗钱法》据据中新网报道,中国人大常委会预工委法案室主任、《反洗钱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俞光远日前表示,"虽然本届人大关于《反洗钱法》的制定和出台还没有确定时间表,但这部法律亟需尽快出台。"据悉,中国《反洗钱法》起草工作,已进入研究草案框架结构的阶段。专家主张将贪污、贿赂、腐败犯罪和其他严重犯罪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反洗钱工作涵盖预防、控制、侦查、打击等诸多方面,又涉及金融、财政、执法、司法等多个部门。目前中国除了人民银行、公安部、外汇管理局等之间已经形成初步合作,但尚未建立反洗钱协调机制,缺乏统一的信息收集与甄别机构。     

严密法网、宽严相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刑事政策评价与思考

作为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个用于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呈现出法网严密、宽严相济的特点。它综合了多学科的方法,为国际反腐败提供了有力武器。我国批准了该《公约》,不仅需要在微观上寻找与《公约》的差距,研究学习《公约》中的具体措施,还需要在宏观的刑事政策上借鉴《公约》的脉络,全面、深入地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措施和体系。     

反腐败重在靠法制

反腐败重在靠法制是基于 :当前反腐败斗争实践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选择 ;法制建设在斗争中的特点和优势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为靠法制防治腐败提供了有利条件等几个方面。反腐败要重在靠法制约束和规范权力 ,并要注意解决好若干具体问题。     

同步与差距:《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的差距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等。因而应当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以便更有力地打击腐败犯罪     

法治反腐败视野下刑事撤诉人权保障进路研究

法治反腐败不仅具有政治学、经济学上的意义,更具有人权保障的重要价值。刑事撤诉作为反腐败法治化进程中与人权保障息息相关的刑事制度,是衡量反腐败法治化、规范化水平的重要标尺。因此,亟须立足于法治反腐败视野下刑事撤诉人权保障的现实图景,明确刑事撤诉中各方主体对人权保障原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需求。从重塑立法基础规范、完善司法赋权机制、建构权利救济路径三个维度入手,探析刑事撤诉制度中人权保障功能的实现进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为我国打击腐败犯罪、解决贪官外逃问题提供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武器。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作出了许多特别规定 ,主要包括 :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 ;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 ;提升反腐败机构的侦控能力 ;加大对被害人的保护力度 ;拓宽证据收集渠道 ,降低证据运用的法律要求 ;加强反腐败领域的国际合作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有不少契合之处 ,但也存在很大差距 ,主要表现在 :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 ,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 ;举报制度存在问题 ,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 ;侦查方式单一、落后 ,无法满足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 ;证据制度不健全 ,不利于收集打击腐败犯罪的充分信息 ;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不力 ,影响反腐败工作的法律与社会效果 ;相关法律制度存在缺陷 ,给利用公约追回外逃资金造成困难。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 ,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试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第一项全球性反腐败法律文书,首次在国际一级建立了反腐败五大法律机制:预防机制、刑事定罪与执法机制、国际司法合作与执法合作机制、资产追回与返还机制、履约监督机制,对形成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总体格局和健全完善我国的反腐败法律制度及对外开展反腐败国际合作具有重要和深远影响。     

洗钱犯罪主体范围评析——洗钱犯罪主体应否包括上游犯罪本犯

洗钱罪的主体是否包括上游犯罪的本犯,在刑法理论界存在争议。由《反洗钱法》可以推定我国刑法规范中洗钱犯罪主体并不包括上游犯罪的本犯。洗钱罪犯罪主体排除上游犯罪本犯的主要根据是事后不可罚行为说。洗钱犯罪日益猖獗、甚嚣尘上,洗钱犯罪的发展演变要求将上游犯罪的本犯包括在洗钱犯罪的主体内。从刑法规范和刑法论的角度,也应如此。     

“一带一路”背景下反腐败的国际预控合作机制

从反腐败的国际预控合作的具体路径来讲,可从风险控制、信息互通、企业合规监管以及民间反腐交流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从而实现腐败犯罪的有效预防。除此之外,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的立法思考,发挥相关法律法规的规范、指引和惩罚作用,从而更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腐败。     

职务犯罪案件中特殊侦查措施的适用研究与制度构建

在当前职务犯罪成为世界性疾病,反腐败斗争形势日趋严峻的今天,传统的侦查手段已无法满足职务犯罪侦查的需要,并严重制约了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发展。本文通过结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阐述对特殊侦查措施授权与限权的必要性;并在对我国特殊侦查措施立法现状及应用现状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具体构建了我国职务犯罪案件侦查中的特殊侦查措施制度,以为引玉之砖。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刑事程序问题评介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刑事程序方面的主要要求有:增强反腐败机构的独立性,强化对被追诉者的程序控制和实体处罚,切实保障举报人的安全等。我国刑事诉讼同《公约》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承担反腐败职能的机构不独立,难以抵制各种压力的干预;对举报人的保护不力,获取腐败犯罪信息的能力不足等。为强化刑事诉讼对腐败犯罪的追诉能力,有必要对我国相关立法进行改革与完善。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

反腐败法律体系上的不足已经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立法机关的高度重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将腐败行为定为国际犯罪的同时,还确立了反腐败的科学理念和策略,形成了全球打击腐败犯罪的法律准则。《公约》所确立的反腐败机制是各国反腐败经验的总结,也是人类法律文明成果的体现。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考虑我国法律与《公约》的接轨问题,笔者从实体和程序等方面对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试论在反腐败斗争中加强民主监督

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事关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反腐败，必须加强民主监督，本文认为，要强化民主监督意识，健全民主监督机制；造准反腐败斗争的着力点；坚持党政监督与民主监督的协作配合，真正发挥民主监督在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