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村民自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为解决农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供给而作出的制度安排。近十多年来,村民自治制度参与了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自治组织兼政务、村务于一身,决策与服务存在独立性、封闭性和排他性等,不少村民自治组织不愿意与村民同心共事,更乐意与乡镇权力“合谋”,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效。不过,村民自治制度仍不失为村庄治理方面比较好的制度设计,只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它,该制度就肯定能发挥其安排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潜力。     

论构建需求主导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创新要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以来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包办”的供给模武，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需求主导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而构建需求主导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要坚持两个方向：一要走民主化的路，这要求我们继续完善和推进村民自治制度；二要走科学化的道路，这要求我们尽快建立健全农村公共产品评估机制。村民自治制度在于保障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的畅通表达；而农村公共产品评估机制则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决策、执行、管理提供专业的分析、评估，保证供给的科学性。     

村民自治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创新问题分析

村民自治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村委会的运作经费由谁提供,提供多少,怎样提供的问题;一是建设新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镇支持农村”,怎样反哺,怎样支持,怎样对接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差异,指出农村公共品缺位的主要方面。提出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思路:广泛应用利益诱导机制,财政补贴机制,供给公共产品等措施。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一事一议”制度安排

因国家和村庄集体组织的供给存在不足,村民自治组织便选择“一事一议”方式供给农村公共产品,农业税的取消更固化了农村这一制度外供给方式。选择这种方式组织农村公共产品生产,虽有些无奈,但国家借助它,寻找到了国家建设农村的切入点,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与地方财政矛盾。不过,村庄宗族集团利益的争夺、纵横交错的权利结构等制约着“一事一议”制度的效率和公正,我们必须采取适当路径完善农村配套改革,尽可能地不要屏蔽村庄少数人参与村庄事务,防止农民负担反弹,并努力使"一事一议"有法可依。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与政府职能转变

农村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的产品。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不容乐观,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失调、供给机制有失公平和供给监督管理体制缺失等问题。本文在分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症结———政府职能的“错位”、“缺位”和“越位”的基础上,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的对策和措施。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及解决思路——基于供给主体的分析

"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难题,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则是"三农"问题的掣肘,尤其是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一些问题。从供给主体角度来分析,具体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供给不力,村委会的供给与农民需求存在偏差,村社民间组织的供给水平较低。其根源在于:供给主体能力受限,即基层政府权责不对等,供给能力减弱;村民自治权力削弱,难以发挥供给作用;村社民间组织汲取资源能力减弱,供给行为受到限制。因此,提高供给主体的相应能力,应明确各级政府权责,完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增强乡村自治组织的领导力,缓解供需矛盾;培育合作组织,提高自我供给能力。     

农村公共产品问题文献综述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是一个涉及农民增收、农业增产的重大问题,是三农问题中重要的一环。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有益的见解,整理现有的这些观点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已有的研究对税费减免前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制度达成了共识,即自上而下的制度外供给制度,但却忽略了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机制。而且税费减免后,农村公共产品供求机制发生了变化,但对此进行的研究不多。笔者立足于这两点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农村"一事一议":历史形成、制度缺陷及完善路径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让广大农民分享公共财政阳光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由于国家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多数地区农村集体组织又没有经济能力承担,在农村税费改革和农业税取消后,"一事一议"便成为农村公共产品提供的主要形式并发挥着积极作用.作为一种无奈的制度选择,明显存在着制度设计不尽科学、实施成本过高、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缺陷.在现行体制下,只有合理界定国家、集体与农民兴办公益事业的事权范围,不断完善"一事一议"的有关制度规定,建立健全激励和约束机制,才能更好地发挥"一事一议"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重要作用.     

供给侧改革视域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2017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补齐农业农村短板,夯实农村共享发展基础"。补齐农业农村短板的关键就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但是补短板的主要手段,而且是去产能的重要途径和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措施。长期以来,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质量较差,偏离需求。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的问题表明农村公共产品需要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侧改革的战略任务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供给效率、整合农民需求意愿。重点是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方式,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监督机制。     

构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探析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实行的是一种单中心体制,从而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失衡,加重了农民负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的出现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构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体制,实行多元化的供给主体、多中心的筹资渠道、多中心的决策机制以及多元化的供给方式,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合理选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公共产品供给角度的分析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主要是解决满足农民基本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基本医疗卫生、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农村基本社会服务体系和农村基本制度体系。应该通过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完善农村治理结构、推动农村中间组织发展、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加快农村的基本制度体系建设等措施逐步改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以此推动新农村建设。     

农民增收中的政府作为分析

农民增收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政府的二元分治模式、对农村制度供给不足、农村公共产品的匮乏是农民增收难的重要原因。政府只有改变城乡差别待遇、完善促进农民增收的制度与政策、增加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才能有效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的系统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有七大缺陷.创新的基本原则是:承认国情差距、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市场化、社会化,民主化、科学化,法制化,尊重和充分发挥农民的作用和主体地位;制度创新的对策是建立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相结合的制度,建立中央、省、县、村四级一体的制度;深化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加大国家对于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建立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和渠道;资金筹集的多元化、社会化、市场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必须逐步实现法制化;强化农村公共产品资金的监督和使用机制;进一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推进乡镇机构改革.     

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均衡——以新农村建设为背景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研究是当前农村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形成了各种差异巨大的观点。当下中国,乡村公共文化的供给呈现出了更为复杂多变的情形,四种均衡中都有它们的特点和不足,但由于农民特殊的文化需求观和公正观,农村很可能较多地出现第二或第三种均衡的糟糕局面。因此,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现阶段有必要坚持和完善以国家力量为保障,形成国家与村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互补的供给机制。     

农村公共生活重建与社会工作介入

中国农村的公共生活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以伦理或神性为基础的乡绅治理、新中国成立后集体化时期的国家控制到改革开放后的村民自治。公共生活的日趋衰竭是当前农村社会生活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而农村生活的公共性对农村社会的稳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起到保障作用。从社会工作角度,以"增能"为理论支持,从村民自身和其社会支持体系两个方面进行介入,以达到促进农村公共生活重建的目的。     

地方治理视域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当前,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供给不足,农村公共产品部分供给过剩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较低.形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单一的治理模式、供给主体和筹资渠道.借鉴西方地方治理理论,对于构建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治理视域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选择为: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构建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筹资机制;改革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做到政府与相关组织的有机结合.     

农村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中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加强农村公共人力资源开发对于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显著意义,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作用。针对目前农村公共人力资源开发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应该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改进:完善农村公共人力资源开发工作机制,改革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农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和加强教育与培训工作。     

关于优化村“两委”关系的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实行，重构了农村基础社会，这势必引起国家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根据广大已获得经济自由的农民的要求，国家掌握的社会公共权力开始回归农村社会，由农民选举产生了自己的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且由村党支部在村民自治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由此便导致了村庄正式权力的二元性。     

村民自治视域下的农村社会利益整合

村民自治制度实施以来,农村民主亿进程取得很大进展.但是,一些深层问题也逐渐凸显,影响了农村综合改革向纵深推进.影响村民自治的核心问题是利益问题,而根源就在于农村社会利益的分化.解决利益分化必须实现村民自治过程中的经济整合、制度整合、文化整合、组织整合.     

村民自治制度变迁的过程、原因以及改革的必要性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基本的治理制度,经过近30年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国家对农村政策的不断调整,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村民自治也面临着种种新的情况,客观上要求对其进行改革.村民自治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来源于村民自治内在体制性的弊端和外在制度环境的变化.村民自治能否通过吸收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要素来解决自身的体制性弊端以及创新村民自治在新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下的运行机制,是考验村民自治制度适应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