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空"中的一声"响雷"——解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是邓正来教授对中国法学进行深刻反思和批判的智性成果,他提出中国法学要走出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建构起"根据中国"的"中国理想法律图景".该书是作者对中国法学在冷战时代的世界结构之中的使命所做的一项前提性研究.该书对既有法学知识的"扭曲性"支配力量作了鞭辟的揭示与批判,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讨论.     

忧伤的中国与自卑的法学（笔谈）

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法学的逐步稳健发展,"中国法学自主性"问题逐渐进入了我们反思与检讨的视野。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法学的这一反思与检讨是严肃的、整体性的,更是认真的。探索"中国法学自主性"问题需要处理好以下三个基本的问题,其一为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法学处境,其二为如何对待西方的法律知识,其三为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法律知识。在某种意义上,今天中国法学的处境类似于19世纪的德国法学和20世纪的日本法学,因此,当下我们对"中国法学的自主性"问题之反思与检讨自然也就具有了一种世界性的时代意义。本篇笔谈紧紧围绕着以上三个基本问题进行反思与检讨,就在我们反思与检讨的道路上,一种情感上的自卑乃至忧伤跃然于纸上,顿决定冠名为"忧伤的中国与自卑的法学",全篇共分为"自卑的中国法学"、"强势的西方法学"和"断裂的中国法学"三个主题。感谢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为我们提供了交流园地。     

论传统中国的律学——兼论传统中国法学的难生

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是中国法律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法学界对传统中国法律学术的知识类型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代表性的观点有法学说、律学法学说、律学说以及先秦法家法学-汉以后律学说.传统中国的法律学术主要是对制定法的注解,缺乏对正义和权利这一法学核心问题的讨论,因此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学",而是"律学".关于律学的兴衰,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沈家本的观点,认为律学滥觞于秦,兴起于汉,繁荣于魏晋,隋唐集大成,至宋元趋向衰落,明清复兴,迄清末而终结.关于律学的生成,笔者认为律学在传统中国的形成有其必然性,而法学则难以生成,原因复杂多样,其中最直接关键的是,实体上缺少从人的"类"本质中抽象出来的超世俗的体现普遍正义与个体权利精神的法;形式或者说方法上缺乏逻辑学在法律知识构造中的运用.律学具有概念明晰、解释准确、简洁实用的优点,一直是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重要资源,同时也是传统中国和东亚法文化的特色.但由于它囿于经验和技术,因此与西方的法学形成差异和差距.律学在清末为法学所取代,但律学传统影响至今,对当代中国法学的发展意犹未尽.     

略论新时期的中国法学创建——探求一种关注社会现实的法学进路

法学创建主要是针对一味地西化,无谓地贬损中国文化传统的风气而言,并探求一种关注社会现实的法学进路,呼吁文化自醒与行为的自觉。创建新时期的中国法学是实现法律理念与法律事实匹配的需要,是中国法学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更是“四地”、“三法域”共存现状对中国法学提出的新课题。创建新时期中国法学的过程,也即探求关注社会现实的法学进路的过程。     

用“法治之理”塑造中国法理学

自法理学引入中国,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法治之理"尽管高度被强调却仍未得到有效重视。与之相随,法理学科以及研究者的身份地位也在传统政治与现代法治之间来回摇摆。然而,在当下的法治中国建设中,法治之理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核心内容和法学原理的政治行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支撑,中国的现实社会也需要用法治之理进行打量和改变。从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关键作用来看,我们只有在构建了成熟的法治之理基础上,才能用法治理想改变中国。在此过程中,需要基于法理学科和法理学者的身份焦虑以及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对当代中国法理学研究中的问题和思维方式上的缺陷进行反思。     

浅谈法律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模式

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法学教育的目标就应定位于培养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要求的职业法律人才上。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培养具有全球视角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人才已经成为高等法律教育的主要方向。因而,传统的教学方法,以"考试论英雄"的评估模式,已无法跟上法学专业化的转变进程,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形成法律复合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是21世纪法律全球化、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基本途径——以董必武“人民司法”思想为分析样本

董必武的“人民司法”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中国化的典范,是董必武将马克思主义司法学说、中国优秀司法传统文化、西方司法文明成果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司法实践相结合的创新性发展.“人民司法”的科学内涵及其优秀理论品格对今天的司法建设仍富于深刻启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三个基本途径即民族化、当...     

问题意识视阈下法学研究方法的革新

问题意识是人类认识实践世界的必然路径。合法的问题意识是真问题导向的、完整的、实用主义的、独立自主的思维范式,在其框架下,一切知识作为素材,具有平等的地位。法学领域中问题意识范式的转化,引发了一系列法学研究方法革新的连锁反应。论题学的复兴在法学方法中带来了法学问题意识的回归;商谈理论为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作为特殊问题的法律难题提供了合法性与正当性的依据;领域法学在中国法学界异军突起,体现出问题意识视阈下,中国法学方法的本土化创新。问题意识下法学研究方法的革新弥合了事实与规范间的张力,提高了法律规范指导实践的功用,但并不意味着与传统法学方法的决裂。新的方法主要担当传统法学方法的辅助角色而发挥作用。     

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基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法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现实问题形成的法学形态.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是中国化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法学而言,深研原著、坚持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提取中华基因、吸取他域经验、促进法学大成,是其基本路径.由此,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也具有了方向指导.     

中国传统法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近代转型

中国传统法学是中华法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法律在治世中的作用.中国古代的治世模式及法学形态大体上经历了以下的变化过程:君权神授的兵刑之治与刑名之学;明德慎罚的宗法礼治与早期经学;以法治国与法学;德主刑辅综合之治与经学、律学、吏学、谳学等的共同发展.明朝后期,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法学研究的基本问题转换为法律的渊源和法律在治理世界中的作用.     

回望2019:法学教育值得记忆的十件大事

2019年在回顾总结和推进形成新法学的进程中具有显著节点和标志意义。中国法学会八代会在京隆重召开、中央政法委创新工作机制启动实施"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纪念新中国法学教育70年、全国法学教育"两会"暨"卓越法治人才培养与法学教育"论坛的召开、法学院校纪念复办40周年、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受到高度关注、法科学生写作与职业能力训练得到普遍重视、法科学位授权点和一流专业建设稳步发展、法学家积极参与地方法治实践、甘肃政法学院更名为"大学"等都是值得法学和法律工作者关注的大事。     

知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法律史——从中国法学院的立场出发

就其学术范式而言,当今中国法学院中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教学,仍然是传统的史学风格占据着主流地位,而未能在知识体系中真正融入法学的主流传统.这种状况,致使中国法律史往往被视为是"虚学",在注重实务取向的法学院中日趋边缘化.造成这种窘境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近代以来频繁的法律断裂性变革及其带来的"知识断裂",使得中国法律史研究丧失现实运用的可能性;而在普通法传统中,却存在着弥合"时空距离感"并因而赋予本国法律史以现实意义的机制.欲求超越目前的困境,传统的说教并无太多助益.可能因应之道在于,在注重法律人思维方式培养这一方向下,加强三个具体实域的探索与开拓,最终促成中国法律史在法学院中的知识转型.     

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新范畴论纲

将党内法规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使党内法规成为一个重要的法治概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政理、法理与实践逻辑,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最具原创性的理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体现。在建党一百年的重大历史节点,应该旗帜鲜明地将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的新范畴,理直气壮地将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之"法"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的研究对象。这是法学领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必然要求,是落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时代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培养新时代法治人才后备力量的必然要求。中国法学界应深刻把握党内法规作为新时代中国法学新范畴的变革性意义,积极将党内法规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话语体系,积极推动党内法规学理研究和人才培养事业大发展。     

没有锚点的中国法学——河陇地区作为中国法学运思的历史文化地理锚点

从大历史视野看,西北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国法律文化生成演进的两大文化基因。在当代中国的法学研究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学人都能自觉地将这一历史认知作为研究中国法学问题的前提或出发点。只有同时兼具游牧和农耕两种文化地理空间体验,并立足于合适的历史文化地理锚点上的法律学人,才能真正将这个大中国的视野自觉地统一起来,从而避免对中国法学的误读。在当下语境中,这个合适的历史文化地理锚点,就是以今天的甘肃为核心的河陇地区,这里也是拉铁摩尔所谓的中国"贮存地"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把中国与西方(欧洲)法律文化的外部比较转化为中国的内部比较——西北中国与中原/东南中国的比较,运用这个视角,就能完整描绘出一幅具有世界意义的关于中国法律文化协同演化的心智地图。     

卓越法律人才培养与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以法律职业为视角

法学教育的基本定位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但当下我国法学教育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根源于法学教育定位不准确。"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可以进一步认识法学教育和法律职业之间的密切而又紧张的关系。理想的专业法学教育应该以职业教育作为基本定位,虽然未必是唯一的出路,但这种进路可以对当下法学教育乃至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一个较好的说明。     

刑法立法全球化刍议

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延伸,经济与法律全球化都是其中一个侧面,从普遍联系的角度进行理解,可以将其概括为"脱域"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视野下,刑法作为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与社会规则体系,从立法模式、基本原则、整体趋势等多角度进行考察,也会发现其具有"脱域"属性。而刑法立法在这种全球化趋势下,具有反映与塑造的双重指导作用,当前法学整体研究与刑法领域研究仍存在偏差与不足。以实践法学构建认识论,以协同性原则、最低限度原则以及进化论原则为方法论重构刑法立法的未来图景,将有助于实现刑法的本土法治实践与域外法治实践之间的自恰,从而推动我国刑法的现代化、科学化。     

梦想照进现实——法学研究的态度转换及司法改革的模式选择

曾有学者对中国当下法学研究的困境做过简单梳理，谈到对策法学的盛行及其对此的反思。他认为学者的最大使命在于提供知，提供解释，至于如何行则是政治家的活动。相对的，也有部分学者坚持对策研究并积极借此推进立法。这两种立场并未概括当下法学研究模式的全部，但却代表了两种主要的态度：一种坚持学术应以解释为主，学术目标在于创建理论、实现知识增量，担当立法者的顾问实不可取；另一种则以提供对策为核心，尤其在部门法学的研究中，力图借立法将自己的成果和理念予以固定，进而影响社会生活。我认为。学者将学术生命局限在充当立法者的顾问，的确很可惜。但若只是静坐书斋，充当社会现实的看客和纯理论的思考者，也未充分发挥其学术能量。如果将解释型研究喻作知，对策供给型喻作行，这两者之间并无矛盾，相反，知行合一方是最高境界。法学研究如果摒弃这种类似二元对立的划分，既关注理论，努力实现知识增量，更重视实践，让实践来检验研究成果并吸收其中对现时有益的部分，对于推进中国的法治进程，必然更为有效。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蕴涵着"天人合一""敬畏生命""取用有节"的思想智慧,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来源。习近平总书记学习和吸收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蕴涵的思想智慧,创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尊重自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文明思想。推进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汲取"天人合一"智慧,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本理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必须"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坚持走保护优先的绿色发展之路;必须"取用有节",珍惜自然资源,坚持走节约优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两种中国观及其对法学研究的启示

中国现代的学科建制是在极为紧迫的时空中推进的,由此导致了学术界囫囵吞枣地接受西方的理论、范式及思维方式等,这极不利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关于中国"观与"根据中国"观是有关思考中国问题的两种思维类型,前者从外部出发将中国视为诊断对象,后者要求以中国为根据来思考中国。批判法学观与理解法学观是上述两种思维方式在法学研究中的表现形式。有必要分析与反思"关于中国"观、批判法学观,倡导并构造"根据中国"观及理解法学观。     

实践法学：一种思维方式的变革

实践法学着眼于法律的行动世界,它摈弃了一切两极化的思维方式,主张在法律行动中克服主体与客体、自发性与构造性、现实性与理想性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从而使得人们立足于现实进行法治谋划。这是一种中介化的思维方式,它的最高体现是实践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