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台安全合作的变化

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在战略定位上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在战略思维上奉行"零和博弈"思维,将对华战略目标调整为竭力掣肘中国的崛起进程,进而在战略手段上开始对中国采取全面的打压和围堵,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严重倒退。在中美关系波折不断、摩擦频发的战略背景下,为了实现"以台制陆"的目标,特朗普政府一方面对美国对台军售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包括实现对台军售的"常态化",决策程序的"便捷化",军售模式从"官售为主"向"官商并举"的调整,以及售台武器性质从"防御性"向"进攻性"的转变;另一方面则通过将台湾纳入美国"印太"安全战略框架,扶持台湾当局发展"非对称战力",强化美台防务供应链的深度融合,深化美台情报共享与合作,推动美台多层次军事交流等方式,使得美台安全与军事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     

中美战略竞争、美国“地位焦虑”与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调整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快速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经济、安全及国际制度等领域展开了具有战略博弈性质的竞争。对此,美国倍感焦虑,担心经济影响在亚洲消退、海权优势在西太平洋地区受到挑战、科技优势丧失及制度威望受到冲击。美国的"地位焦虑",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已经若隐若现,特朗普执政后,显著加剧。特朗普政府不仅对美国对华接触政策提出质疑,还明确将中国界定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贸、人文、两岸关系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策举措,强化对华制衡与牵制。对于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调整,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持战略清醒与战略定力,防止中美关系走向全面对抗。     

特朗普政府对华“挂钩”政策探析

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实现了平稳过渡。在备受瞩目的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晤期间,双方以构建新的高层对话机制为依托,以在经贸及朝核等重要议题领域达成合作共识为契机,推动中美关系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不难看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外交呈现出鲜明的"交易型"特征,其问题导向性和去意识形态化的战略思维,一方面使中美两国可以更为务实地应对双边关系中的挑战,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不少担忧,特别是一些分析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暗含不确定性和风险。文章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实质上反映出一种在美国外交中兼具思想源流与历史经验的"挂钩"政策,其核心是与主要战略竞争者在关乎美国核心利益的重要战略领域进行全方位协调与合作,并将双方在某一领域的合作同其他领域的合作以至于双边关系整体进行挂钩,从而在约束对方行为的同时维护美国的利益。从思想源流看,该政策继承了汉密尔顿式的现实主义传统,将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作为对外战略立足点。从历史经验看,该政策往往是在美国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美国国际战略地位处于弱势、总统国内政治地位处于弱势——之时,面对主要战略竞争者的优先选择。对于"挂钩"政策的理论与历史分析,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美国的对华战略带来不少现实启发,并为中国制定应对策略提供可靠的逻辑线索。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及其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推出"印太战略",试图塑造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特朗普政府从四个方面推动了其"印太战略"的实施:发展与印太地区盟国及伙伴的关系,强化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加强与印太地区的经济接触,支持私营部门发挥关键作用;深化与盟国的军事合作,帮助伙伴国加强能力建设,提升自身军事能力;推动与印太国家的人员和文化交流,传播美国价值观,提升美国的影响。理解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需要历史地、全面地认识这一战略,既要看到它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战略差异,也要看到其延续性;既要看到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意图,还要全面了解其对华认知及其处理中美关系的思路。这样才能更恰当地认识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及影响,理性看待中美在印太地区的互动。     

求同存异 行稳致远——“纪念‘中美长期对话’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21年5月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共同主办的"管控分歧,促进合作:纪念‘中美长期对话’35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凯特林基金会(Kettering Foundation)、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机构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及美国前政要与会,就中美关系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美两国国内经济及社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对话和交流。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美国对华“对冲战略”的演变

冷战后美国一直在摸索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在小布什政府"遏制+接触"战略的基础上,奥巴马政府逐渐对华形成了"强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特朗普当选总统后再次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这些调整并不意味着"对冲战略"的终结,而是对奥巴马政府对华"对冲战略"的"批判性"继承,是美国对华战略逐步调整、演进过程中的一次最新尝试。随着中美实力地位差距进一步缩小和美国对华疑虑急剧增加,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已逐渐向"弱协同—强对抗"型"对冲战略"演变,具有向对抗性战略演变的趋势,中美关系也可能因此面临比奥巴马政府时期更为强劲的下行压力。短期来看,特朗普政府尚不具备与中国彻底决裂的外在条件和内部动力,美国的国内外状况和双方高度相关的利益基础使得双边关系仍具有"竞而不破"的可能。从长期来看,美国对华战略的走向并不仅仅取决于美国,也取决于中国的应对态度和方式,中国在塑造中美关系中的作用将变得更为重要。     

特朗普执政与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

特朗普执政以来坚持"美国优先"路线,持续推进美国内外政策的深刻调整,采取了以"压制性回缩"为特征的大战略。美国大战略的变化不仅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深远影响,也进一步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特朗普政府明确地以"战略竞争者"定位中国,美国战略界对华负面认知进一步加剧,美国对华政策逐步形成新的共识。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显著上升,体现在经贸关系、地缘政治、国际秩序、意识形态等多个层面。美方借"对等贸易""印太战略""台湾牌"等加大对华压制,并炒作中国的"锐实力"。美国对华政策已进入"后接触"时代,"竞争性共存"成为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态势。中美双方需提升战略沟通质量,稳慎管控互动关系,努力促进中美关系的良性转型,避免陷入"新冷战"。     

特朗普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其影响

特朗普执政期间修正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叠加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调整了对台政策,打"台湾牌"的力度加大,触及到美国涉台政策的传统支柱("一个中国政策""战略模糊""双轨策略"),并加快推动美台"官方关系"和"准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对台政策的调整,是美国遏华战略驱动、两岸关系形势变化、美国战略界保守势力推动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对台海局势产生了复杂影响。     

“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研讨会暨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年闭幕仪式”综述

<正>2016年12月15日,"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研讨会暨中国-中东欧国家人文交流年闭幕仪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秘书处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负责承办。来自中东欧多国的政要、驻华使节、智库学者以及来自国内有关部委、智库学术机构、地方政府、媒体的代表近300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

特朗普政府公布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做了进一步阐述。该战略建立在美国所认为的对等原则、法治、航行自由等价值观基础上。经济安全是其"印太战略"的重中之重。在区域安全上,特朗普主张反对核讹诈、恐怖主义,并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美日同盟、美印关系及美日印澳四国集团是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的三大支柱。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旨在维护有利于美国的"印太"均势。为此,特朗普试图统筹印度洋和太平洋,依靠区域盟友平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并意图提供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相竞争的替代方案。然而,特朗普要改变奥巴马的亚太战略仍面临很多阻力。     

美国贸易协定政策评析——基于对USMCA、美韩FTA等贸易协定政策的分析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在"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主导下,美国将"减少双边贸易赤字"作为其贸易协定政策的直接目标,在此目标导向下实施了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FTA,启动美日、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等一系列政策活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协定政策及其实施增加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扰乱了汽车及零部件等制造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加剧了国际投资环境和市场的不稳定性,对过去70多年来形成的全球贸易规则框架构成严峻威胁.拜登上任后,未对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贸易政策倾向有明显扭转,并有延续的意图.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生效的贸易协定进行了全面审查,认可美墨加协定作为美国新政府未来贸易协定谈判模板的地位,且从其加强与友邦和盟国合作的贸易政策导向来看,拜登政府会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生效的美墨加协定、美韩FTA 2.0、美日贸易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合作深度,大力推进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     

拜登政府对华科技竞争战略探析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中国被视为美国"最严峻的竞争者"。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中美关系最突出的问题。通过在国内制造科技领域的"中国威胁论",美国开始动员力量,引导舆论,为加强与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竞争并把意识形态融入科技发展做好了铺垫。为了在科技竞争中全面压制中国,拜登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在美国内部筑牢科技发展的基础,打压中国科学进步和技术创新,加强供应链弹性的建设,建立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拜登政府加强在科技领域对华施压不仅对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不利于全球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几乎成为中美唯一可以合作的领域。然而,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政策在国内受到掣肘。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合作也面临一系列障碍。未来,中美两国只有加强协调合作才能促进世界技术革命的进步,为全人类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     

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基轴与变量

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也不会改变此趋势.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特别是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博弈的"棋盘",也是拥有相当大主动权并尽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欧洲面对中美博弈时的政策基轴中,维持战略自主是核心政策目标,维护欧洲团结是政策基础,"混合方式"是政策手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使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中短期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解析

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是其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全球战略调整的考量,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调整了奥巴马时期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介入"政策,降低了该地区的战略层级,改变了多边贸易政策,仍将南海问题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并在宗教、人权和发展等软性议题上不断挑起争议。"印太战略"的推出是特朗普政府力图提升东南亚地区战略价值的重要举措,随着该战略的推进,美国从政治、安全、经贸等方面强化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并试图使东南亚地区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外线。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受到多方面制约,美国将难以实现对东南亚地区的持续介入,该地区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并不稳固。美国只有寻求与中国的良性互动和建设性协调,才能实现东南亚地区的秩序转型和规则重塑,稳定美国-中国-东盟三边关系。     

中美军事关系:从准同盟到竞争对手?

40年前,地缘战略考虑和军事需求曾经是中美恢复外交关系的重要考量。建交后,两国优先发展各项军事合作,包括高层互访、专业对口交流和军事技术合作。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和两极国际格局的终结,导致两国关系下滑。其后,两军关系时走时停,始终缺少实质性内容。中美军事利益的冲突集中反映在台湾问题、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针对中国的举措、双方军事力量态势的互动,以及新兴技术发展中的军事竞争。但是,中美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有不断增加的合作。未来发展中美军事关系,应注意以管理分歧和防止危机为主线保持双边关系稳定,以推动共同利益为主轴进行多边机制中的合作,以增信释疑为出发点缓解中国与美国主导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对立。特别是在当前中美关系趋冷之际,发展军事关系的首要任务,是强化危机管控机制,防止最坏情况的发生。     

“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第二届理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9年2月14日,"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第二届理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来自国家部委、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及企业等理事单位的代表100余人出席会议。中国—中东欧国家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简称"16+1智库网络")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议、与中东欧16国总理共同签署的政府间正式文件《苏州纲要》明确提出"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组建16+1智库交流与合作网络"后建立的。它是中国特色智库建设的一个新型机制与高     

新时代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随着中美两国都认定自己进入"新时代",两国开始重新审视对方以及双边关系,从而导致中美关系也"进入新时代"。中美关系在新时代既不同于以合作为主旋律的"昨天",更不同于冷战对抗状态的"前天"。新时代中美关系的主旋律是战略竞争,双方互为战略竞争对手。这种战略竞争对手不同于冷战对抗的敌人。中美战略竞争应当是可控的、良性的、建设性的竞争;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中美关系的新时代,双方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人文、全球治理这四个领域的竞争将趋于强化,而合作趋于弱化,从而导致中美战略竞争总体上将十分激烈并呈持久战态势。中美战略竞争不会滑向新冷战,其原因除了中国的主观能动作用外,更重要的是世界大势的制约。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全球政治觉醒等世界大势对新时代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塑造作用。     

欧盟在中美欧经贸大三角中的“借力型战略”

面对中美博弈,欧盟是否会选边站队?现有国际关系理论提出的"追随—制衡—对冲"三分法不足以解释欧盟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的选边策略。通过梳理中欧经贸谈判史发现,欧盟实际上实施的是一种"借力型战略",而且通常选择向美国借力。欧盟向美国借力有三种模式:欧美联合施压模式、利用中美关系紧张从中牟利模式、要求获得与美国同等待遇模式。欧盟这一策略之所以有一定的效果,很大程度上源于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为在中美欧三边博弈中化被动为主动,有效应对欧盟的"借力"策略,中国亟须树立中美、中欧、美欧"三副棋盘"意识,在这三副棋盘中找到突破口:一是通过运筹中美关系,调动中欧关系;二是审时度势,从欧美矛盾中寻找突破口;三是对中欧关系实施合作、竞争、斗争三种方式并举的"交通灯战略"。     

中美关系周期变化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

从新中国成立到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前,中美关系历经1949—1969年、1969—1989年和1989—2009年三个"20年周期",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济相互依赖是中美关系这三个周期变化的重要因素。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亚太再平衡",特朗普政府提出"美国优先"并掀起贸易战,中美关系再次陷入低谷,权力结构性矛盾使中美从战略竞争走向战略对抗的可能性增大,这表明中美关系实际上已处于2009—2029年第四个20年周期的关键时期。中美关系前三个20年的周期性变化对东南亚国家的外交选择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具体体现在:按照意识形态"选边站";维护地缘安全;实施"大国平衡",推进经贸合作和区域一体化建设。在当前美国对中国采取战略对抗的形势下,东南亚国家坚持不"选边站"的立场会面临极大的挑战,中国需要思考其部分国家在极端情况下是否会重回"选边站"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对缅甸罗兴亚危机的政策

自2017年8月缅甸新一轮罗兴亚危机发生以来,特朗普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声明、情况说明、特别简报会等方式阐述美国的政策取向和立场,展开美缅双边及国际多边危机应对外交,进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对缅甸军方的追责制裁。特朗普政府积极利用罗兴亚危机推行美国的"印太战略"。总体而言,特朗普政府的罗兴亚危机政策体现出高度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特征。特朗普政府的罗兴亚危机政策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下的外交政策产物,同时服务美国"印太战略",旨在防范和遏制中国提升在缅甸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