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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理念和特征,这同美国当前政党政治的需要和变化密切相关。政党政治是美国政治体系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党之间为争夺对政府或国会的控制权的博弈贯穿于公共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贸易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更是双方争相使用的重要工具。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是以逆全球化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参与的"对等贸易"为理念,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具有贸易保护手段更为直接、更为立体、对华贸易态度更为强硬、以维护美国经济霸权为核心目标四个鲜明特征。究其原因,贸易保护主义在本质上依然是美国政党政治的工具:它是共和党和特朗普谋取两党力量比较优势和总统选举的重要工具,是他们参与国际政治博弈以纾解来自国内政治压力的工具,是两党对贸易保护发展路径依赖的制度性工具,更是特朗普及共和党应对国会中期选举和2020年总统竞选连任的现实有效工具。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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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力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体系,特朗普政府则偏离了这一传统,其对华贸易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转向了以权力为基础的双边博弈体系。特朗普执政以来,其重构中美贸易关系的构想正在逐步转化为政策,大规模对华贸易战等诸多极端贸易政策也付诸了实施。特朗普政府运用"安全化"这一过程,将极端的经济主张转化为国家安全问题,从而在政府内部达成最大程度的共识,由此将其看似不合经济逻辑的激进主张转化为合法的、可执行的政策。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动力源自经济民粹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二者短期内不会沉寂,意味中美经贸摩擦将呈现出常态化、复杂化和长期化的特点,但短期内很难实现其公平、对等和平衡的双边贸易关系之理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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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公平、对等的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拜登政府“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都表明美国贸易政策的落脚点正逐渐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本文从选民及利益集团、产业地理政治、要素流动三个视角出发,将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纳入考察,以此来解释美国贸易政策的嬗变过程。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部分中产阶层、劳工阶层、贫穷劳工阶层是主要利益受损者。庞大的人口规模与地区经济利益的变动,导致牵涉党派利益的政策决策者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不仅要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还要兼顾受损经济阶层的利益诉求。本文借助吉尔伯特模型对2009~2021年美国贸易政策的案例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经济阶层和党派利益的共识导致美国贸易政策发生嬗变。这是影响美国选择不同贸易政策的主要因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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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对华战略逐步由“接触”转向“规锁”,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发展到了摩擦频现甚至是冲突对抗的新阶段。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本质上是要遏制中国在科技进步和国家实力等方面的崛起,以维护其霸权地位。贸易冲突作为美国对华战略规锁最直接的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国内利益集团与党派之间的斗争。特朗普政府为了获得国内政治支持,推出了严重扭曲的对华贸易政策。文章从美国对华战略规锁的视角,运用多重博弈论方法对中美贸易冲突进行了路径选择分析并认为,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策略下的博弈双方均实施损人损己的策略,无论采取“以牙还牙”、冷酷触发还是无限拖延,博弈双方的最优策略都是通过贸易谈判实现继续合作;双方只有通过有效谈判,逐步取消加征的贸易壁垒,才能达成协议并获得最大收益。基于博弈结果的情景分析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内容,文章为破解中美贸易冲突困境以及未来防范提供了战略参考和政策启示。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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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2018,(6)
科技进步、国际贸易冲击和强大的工会等因素,导致美国"铁锈带"近半个世纪以来陷入整体性、持续性的衰落。该地区长期支持民主党的诸州在2016年大选中集体倒戈,陷入困顿的白人蓝领选择支持鼓吹反建制和反全球化的特朗普。这既是特朗普入主白宫的关键,也可能开启美国新的政党重组和区域重组进程。特朗普政府为了回馈支持者,巩固其执政地位,确保共和党在新的政治变迁中占据优势,采取了一系列振兴"铁锈带"的措施,但短期内这些措施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在当今美国政治中地位凸显的"铁锈带",在2018年中期选举后似乎重新建立起有利于民主党的"蓝墙",其最终的政治倾向将直接影响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共和党和民主党将对该地区的白人蓝领选民展开争夺,并因此更易于就贸易保护政策达成共识。虽然"铁锈带"从中美经贸关系获益,但作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该地区的钢铁企业和工会等利益集团持续推动美国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未来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将对"铁锈带"的发展前景产生重要影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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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在"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主导下,美国将"减少双边贸易赤字"作为其贸易协定政策的直接目标,在此目标导向下实施了退出TPP、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FTA,启动美日、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等一系列政策活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协定政策及其实施增加了全球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扰乱了汽车及零部件等制造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加剧了国际投资环境和市场的不稳定性,对过去70多年来形成的全球贸易规则框架构成严峻威胁.拜登上任后,未对特朗普政府的全球贸易政策倾向有明显扭转,并有延续的意图.拜登政府对特朗普政府时期生效的贸易协定进行了全面审查,认可美墨加协定作为美国新政府未来贸易协定谈判模板的地位,且从其加强与友邦和盟国合作的贸易政策导向来看,拜登政府会继续推进特朗普政府时期已经生效的美墨加协定、美韩FTA 2.0、美日贸易协定和美日数字贸易协定的合作深度,大力推进美欧、美英贸易协定谈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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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政治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变迁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美国两党之间的博弈和竞争贯穿美国贸易政策的整个决策过程,党派政治在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变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贸易政策上,民主党和共和党往往分别代表不同的利益集团,因而政府或国会的党派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也会随着其所代表选区的利益调整而变化。民主党在20世纪70年代从支持自由贸易转向鼓吹贸易保护,而共和党则从贸易保护主义者转变为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进入21世纪后,随着美国产业结构和政治格局的调整及美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固有立场有所松动,从而使美国的贸易政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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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对网络安全政策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随着美国政府、国会和部分战略界人士把应对与中俄之间的大国竞争作为国家安全战略重点,特朗普政府把网络空间的大国竞争作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为了维护在数字空间的优势地位,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努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大力提升网络军事能力。相较于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的网络安全政策进攻性更强,客观上推动了网络空间的军事化进程。在"美国优先"和"以实力谋和平"的思想指导下,美国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出发处理网络空间事务,其激进的网络战略强化了大国博弈和网络威慑行动,同时也导致全球网络治理进展缓慢。尽管美国力图在数字空间建立持久的优势,但它必须面对一系列挑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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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是其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全球战略调整的考量,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调整了奥巴马时期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介入"政策,降低了该地区的战略层级,改变了多边贸易政策,仍将南海问题作为重要的战略支点,并在宗教、人权和发展等软性议题上不断挑起争议。"印太战略"的推出是特朗普政府力图提升东南亚地区战略价值的重要举措,随着该战略的推进,美国从政治、安全、经贸等方面强化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并试图使东南亚地区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外线。然而,由于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受到多方面制约,美国将难以实现对东南亚地区的持续介入,该地区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并不稳固。美国只有寻求与中国的良性互动和建设性协调,才能实现东南亚地区的秩序转型和规则重塑,稳定美国-中国-东盟三边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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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自身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亚太经济与政治重要性日益高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日本的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在2017年重点表现在两大维度上,即引领不含美国的TPP谈判进程和对美经济合作。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成为制约并影响日本亚太经济合作战略展开的主要因素,但美国退出TPP也为日本引领亚太经济合作提供了一定的政治空间。此外,尽管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相当不满,但日本在处理日美贸易摩擦问题上,依然保持克制和隐忍的态度,并积极推动与美经济政策协调、能源领域战略性合作等。未来,日本对美经济合作存在"贸易问题"和"路线问题"两大隐忧,这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其亚太经济合作战略的实施与延伸。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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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7,(1):1-15
特朗普政府即将上台,世界与地区局势正在遭遇冷战后前所未有战略不安全感。作为2016年全球政治中最大的“黑天鹅事件”,特朗普的当选和就任很可能引发美国外交历史上“非精英主义”的政策选择。特朗普的反全球化言论、对“一中政策”的挑战、威胁要对华发动“贸易战”以及效法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的狂热,必然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带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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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2018,(美国中)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以民主党重掌国会众议院多数、共和党维持并扩大国会参议院多数、两党在州长层次更加平衡的结果落幕。这一基本符合"民意回摆"历史规律的中期选举并不是一次关于经济等国内议题的竞争,而是围绕价值观展开的竞争。选举不但反映出了美国部分选民对特朗普两年执政所表现出的国家发展方向的深度不满,也体现出民主党巩固青年人、少数族裔以及其他群体等基本盘并扩展女性选民群体支持的成功。本次中期选举之后形成的"分立政府"将对特朗普政府的国内政策带来较大阻碍,但两党在基础设施建设等议题上仍存在妥协与合作空间。面对国内压力,特朗普政府可能更加急于寻求在对外政策维度上民众可以满意的进展,但也会遭遇国会民主党人的一定制约。在对华政策上,共和党主导的白宫与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的共同参与极可能导致当前分歧的复杂化,为中美关系带来更大风险与不确定性。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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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也不会改变此趋势.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特别是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博弈的"棋盘",也是拥有相当大主动权并尽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欧洲面对中美博弈时的政策基轴中,维持战略自主是核心政策目标,维护欧洲团结是政策基础,"混合方式"是政策手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使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中短期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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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美国政府发布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生物安全政策的正式出台。该战略性文件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在生物安全领域的具体化,也是美国历届政府有关生物安全议题最系统、最全面的阐述。与前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呈现出部门协调集权化和生物威胁应对一体化的特点。特朗普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充分体现了其"美国优先"和"单边主义"的执政理念。美国生物防御战略在牵头机制安排上的"去安全化",并没有改变美国通过实施生物安全战略来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本质。特朗普政府通过加大生物科技领域的投入,以实现生物科技创新和生物防御系统相互赋能,在促进卫生安全的同时,维护美国在生物科技创新领域的霸权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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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2021,35(3):28-45
产业地理结构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重要因素。过去4年中,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表现出"公平和对等贸易"思想深化、贸易保护措施增加、重拾关税工具、单边施压取代多边合作、保护产业相对集中的特征。这可以通过摇摆州产业地理诉求的"放大效应"、票仓州对贸易保护的"自我加速效应"等具体的产业地理逻辑得到解释。结合2020年美国大选的结果来看,美国产业地理结构短期内保持稳定、新冠肺炎疫情下不确定性增加等特点,是影响大选最终走向的重要因素。综合考虑产业地理因素的影响和拜登的竞选承诺,美国新任政府的贸易政策大概率会呈现指向性更明确、非关税政策更多、执行力更强等新特征。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