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醉酒驾驶中的主观有责性问题——兼与冯军教授商榷

危害公共安全的抽象危险是醉酒驾驶行为的性质而非行为的结果,醉酒型危险驾驶罪是故意犯罪,只要行为人对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有认识,即属本罪的故意。为了维护"同时性原则",可以将醉酒驾驶区分为不该当与该当《刑法》第114条(客观)不法要件两种情况,采取"类比犯罪参与"方法确定醉酒驾驶的刑事责任。若醉酒前的行为人能被评价为"间接正犯"的,处罚醉酒前的行为人,追究其完全刑事责任;相反地,实施不法行为时处于责任能力障碍的事实,就是阻却或减轻责任的理由。若行为人在醉酒前违反客观注意义务,但是其在限制责任能力状态下故意犯罪的,处罚实施(客观)不法行为时的行为人,限制责任能力者减轻责任。     

论醉酒型犯罪的解释困境——以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之检讨为切入点

我国现行刑法关于醉酒型犯罪的规定在《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集中体现在第18条第4款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中,其在立法时并没有针对醉酒后行为人可能陷入的责任能力状态的不同在量刑上有所区分。这种立法模式不仅与原因自由行为的理论内涵相去甚远,而且会在实践中造成许多解释论上的困境。鉴于此,在借鉴国外醉酒犯罪立法模式的基础上,建议将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醉酒后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下所实施犯罪行为的情况作为一种减轻处罚的情节在立法中予以规定。     

论“酒驾肇事”案件的刑法理论问题

酒驾肇事是对当前发生的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酒后、醉酒驾驶行为的统称。酒驾肇事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造成了严重的危害后果;行为人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与酒后、醉酒犯罪的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时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实施酒后、醉酒犯罪的原因行为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我国《刑法》惩治酒驾肇事案件存在法条设置和刑罚制裁均缺失等方面的问题。     

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的运用及修改建议

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个重要刑法理论——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是指刑法应对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地使自己陷入无责任能力状态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而实施的犯罪行为进行处罚。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关于醉酒的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的规定并不严谨,因而有必要在我国刑法中引入原因自由行为理论,并在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的基础上加以完善。     

原因上的自由行为与急性酒中毒的司法精神病鉴定

"原因上的自由行为"理论是研究精神正常的行为人自陷于无责任能力或限制责任能力状态,并实施危害行为,造成危害结果的,不能免除刑事责任的理论。本文尝试以该理论分析急性酒中毒司法鉴定中的若干问题。醉酒所致精神障碍与本身所患精神疾病不同,醉酒行为是自陷行为,行为人醉酒前精神正常,能够控制饮酒行为和饮酒程度,能够预见醉酒后可能导致危害结果发生,醉酒行为是原因自由行为,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原因引起的醉酒,并实施危害行为,造成危害结果,应评定有责任能力。     

原因自由行为可罚性之论证

原因自由行为,是指行为人由于故意或过失使自己陷于无责任能力状态,并在此状态下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根据刑法中的行为理论,在原因自由行为中,结果行为不具有刑法意义,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原因行为才应当被认定为实行行为。     

精神鉴定的证明力

在近代刑法的责任主义原则之下，没有责任能力则意味着犯罪的不成立。现行刑法第39条是这样规定的，“对心神丧失者的行为不应施加惩罚”，在明确规定不对欠缺责任能力的人的行为进行惩罚的同时，又在第2项中规定，“对心神耗弱者（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的行为应当减轻刑罚”，确定在行为人的责任能力减弱的情况下，     

吸毒行为是否系原因自由行为——原因自由行为的本面目及罪过形式探讨

本文案例启示:原因自由行为指具有责任能力的行为人,故意或者过失使自己一时陷入丧失或者尚未完全丧失责任能力的状态,并在该状态下实施了符合客观构成要件的违法行为。原因自由行为是德日精确化刑法体系的概念,与我国刑法中醉酒负刑事责任的立法根据完全迥异。同时,意见分歧对立的实质是价值选择的不同,从我国当     

原因自由行为的域外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刑罚的目的并不在于惩罚本身,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预防,包括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所以行为构成犯罪除了要求在客观上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之外,还要求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主观上具备有责性,即行为人只对自己具有责任能力时的行为承担责任。"根据责任主义,责任能力必须存在于行为之时,行为人只对在具有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的行为及结果承担责任。     

论醉酒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醉酒是指入由于饮酒过量而引起一定程度的缺失辩认和行为失控的状态。其从表现形式上千奇百怪,而醉酒后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人,即成为酗酒人。对酗酒人危害社会的行为是否具有完全责任能力,应否承担全部刑事责任还是减轻其刑事责任,各国的规定不尽一致。日本在审判实践中的判例认为,醉酒处于心神耗弱状态,这时实施犯罪,应按《日本刑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减轻处刑;联邦德国酗酒人可把醉酒做为辩护理由之一。这说明,醉酒在以上国家可以作为减轻刑事责任的一种情节来考虑。然而,有的国家在处理酗酒人的犯罪行为时,与以上态度截然相反。如苏联,不仅规定对酒醉状态中犯罪的人,不免除刑事责任”(《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十二条),还规定在酒醉状态中的犯罪是一种加重责任的情节。我国(《刑法》第十五条第三款)则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Innovation in the U.S. Service Sector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innovation in the service sector by focusing on the disparate nature of R&D in the U.S. service sector as learned through case studies of the U.S. telecommunications, financial services, systems integration services,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esting services industries.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scope of R&D therein, a new policy-oriented model of innovation specific to the service sector is posited. Also,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offered with regard to the public sector’s col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R&D data related to the service sector.      

我国BOT投资方式的立法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当前BOT立法存在的问题,建议我国应借鉴符合国情的外国成功立法模式,制定普遍性的BOT综合性专门立法,合理确定好立法的框架内容.     

美国反垄断思想的新发展--芝加哥学派与后芝加哥学派的比较

本文从四个方面比较了芝加哥学派与后芝加哥学派在反垄断思想上的差异。第一 ,市场机制能否调节市场失灵 ,或者说市场经济是否需要反垄断法的干预 ?第二 ,反垄断法究竟是以促进经济效率为首要目标还是以保护消费者福利为首要目标 ?第三 ,现实中厂商是否存在掠夺性定价 ?第四 ,纵向约束是否妨碍竞争 ,如何妨碍竞争 ?另外 ,文章还提供了反映美国反垄断政策从芝加哥学派向后芝加哥学派转变的一些经典案例。     

气候变化语境下的美国环境诉讼——以马塞诸塞州诉美国联邦环保局案为例

气候变化诉讼是美国环境法的新领域,马塞诸塞州诉美国联邦环保局案是气候变化诉讼的经典判决.该案核心争议在于原告是否享有起诉资格以及美国联邦环保局对新机动车辆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否有权进行立法规制等.该案对美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判决所确立的原告起诉资格规则大大松动了传统的规则;该案实质是不同利益诉求的州及相关利益团体的能源、经济等利益的博弈;对于美国以化石燃料为根基的煤炭、汽车、电力等行业以及美国未来能源经济影响深远;反映了美国气候变化政策与法律机制之复杂现实状况.     

美国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研究

行政法法官是美国行政法中颇具特色的制度,上世纪40年代,加州试验将部分行政法法官集中合署办公,由此掀开地方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的序幕。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的理论、地方实践、成功经验和推行行政法法官集中使用制度的前景,对行政法法官制度乃至美国行政法的这一新发展更深入地了解,对完善我国有关行政法律制度将会有所借鉴和帮助。     

论美国审前公开的法律限制及启示——以美国最高法院案例为分析视角

美国审前公开问题的实质是宪法修正案所保护的公正审判与言论出版自由的冲突,在解决这一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经历了一个从侧重保护新闻出版自由的"审判有明显错误"标准,到侧重保护公正审判"推定的偏见"标准,再到重视两种权利调和的全面审查标准。全面审查标准强调了法官的主动性,这反映出在新闻媒体高度发达的今日,审前公开已经对公正审判造成冲击,迫使一贯主张司法克制的美国法院向司法能动进行转换。我国应当借鉴美国的全面审查标准,在热点案件中对影响公正审判的因素进行审查,进而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障公正审判的进行。     

论建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法理基础——兼论刑事和解制度的基本框定

我国刑事和解制度阙失的根本成因在于对其法理基础的不自信，本质是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缺位、边缘化和失语。刑事和解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实现由国家主义向民本主义转型的必然要求，是重估和校正传统的刑罚功能判定的必然结论，是凸显刑罚促进社会和谐价值的必然举措。适用于特定刑事案件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及其运作，应当遵循促进当事人和解、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坚持司法机关主导的基本原则，并对达成刑事和解协议的加害人实行轻缓化的刑罚处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