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关担保行为的性质及法律后果

近年来,由于各地清理金融机构呆帐工作的不断展开与深入,不少政府机关因其所提供的担保而被牵涉到债务纠纷中。对于如何妥善处理这些担保所带来的责任,成为了目前经济体制改革与法制工作中都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本文拟就对政府机关担保行为分析和比较,提出预防和杜绝这类现象的一些粗拙的建议。     

公司担保法律规则的价值冲突与司法考量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对于2005年《公司法》中的公司担保规则的理解,均远未达成一致。各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该法第16条第1款的属性、公司的内部行为(公司章程和内部机构决议)是否具有外部效力、能否构成诉讼中的请求权基础等。对于近年来公司担保案件的实证分析表明,法院倾向于判定违背公司章程的担保有效,即便少数案件判处担保无效,担保人也要承担债务清偿责任。这种偏重交易效率、追求司法便利的价值观,强化了市场主体的滥权和机会主义心理,忽视了股东、雇员、其他债权人等多元法益的保护。分析表明,第16条第1款应当为赋权性与强制性相结合的条款,一旦公司担保程序由公司内部要求提升为法律规定,即具有推定公知的属性,担保权人须承担合理的审查义务,否则应承担不利之后果。公司担保属于处分公司资产的行为,法院须本着审慎保守之立场,方能倒逼担保权人细为审查公司章程和相关决议。一方面可以减少争端、降低讼累,另一方面则可渐次形成诚实守信与醇厚善良的商业文化,久而久之将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增进社会福祉。     

法律不确定性引出的冲突与补救

法律具有不确定性，决定了法律只能形而上地追求形式正义①，而法律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实质正义。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实现有待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介入，完成静态规则到动态事实的转变。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法官素质决定了我国尚不能大量运用法官自由裁量权。因此，我国现阶段应主要借助于法律涵量较小的司法解释作为法官裁判的依据，以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目标。     

新股认购行为的法律性质及认购不足的法律后果

新股认购行为的法律性质及认购不足的法律后果殷洁资本是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的物质基础。发行新股是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的重要渠道。而新股认购又是新股发行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对于发行公司而言，如果新股无人认购或认购不足，则意味着新股发行失败，公司的经营计划将被彻底打...     

试论公司越权行为的效力和法律后果

公司越权行为日益受到各国法律界的重视 ,关于此问题的理论与司法实践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目前尚无明确具体的立法规定越权行为的效力 ,同时也缺乏相应的救济制度和配套的程序保障。因此在探讨公司的权利能力受目的上的限制法理基础上 ,结合国外立法、司法实践 ,来完善我国有关公司越权行为的法律规定。     

论预借、倒签提单行为的法律性质及其法律后果

<正> 海事审判实践中,因预借或倒签提单行为引起的纠纷日趋增多。由于目前法律上对这类行为的规范尚无明确规定,学术界对这类行为性质的争论仍存在分歧,有的认定其为违约行为,有的认定其为侵权行为。对预借、倒签提单行为性质认定的不同,导致责任人承担责任的不同,赔偿范围的不同,这显然是不适宜的。为避免这种状况的继续存在,有必要对预借、倒签提单行为的性质认定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以期形成共识。 一、预借、倒签提单的概念 预借提单是指:承运人已接管货物,但还未装船,或正将货物装船,但还未装完,应托运人(卖方)的请求即时签发的提单。其特征是:货物在承运人掌管之下;货物还未装船,或装船还未结束;在托运人请求之下,提单的签发日期早于实际装完船的日期。     

论后果模式与法律遵循──基于法经济分析的视角

法律规则的后果模式直接改变经济人的成本──收益结构,使经济人不因违法而获利,不因守法而受损,从而激励经济人作出遵循法律的选择。但在实践中,后果模式的设定失当和实现障碍不能有效地改变经济人的成本──收益结构,因此有可能导致经济人作出不遵循法律的理性选择。     

保证期间的困扰--兼论法律与司法解释的关系

保证期间既可以由当事人约定,也可以在无约定时由法律规定,因此其既不是诉讼时效期间,也并非除斥期间,而仅应视为是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或履行保证合同项下代偿义务的期限。对当下保证期间(限)制度的考察显示,司法解释仍具有超越上位法的冲动和纪录,从而使得既有的司法实践经验即便在法律出现大幅度修改的情况下,仍可通过司法解释得以保存和延续。而将上级法院观点预先成文化的做法,恰与严格限制法官个人在个案中诠释法律的惯行构成鲜明对比。从2011年12月开始,最高人民法院不定期发布指导性案例。但若想以其取代相沿已久的司法解释制度,恐怕还有待时日。     

所有权与交易行为冲突之衡平──兼论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

所有权与交易行为冲突之衡平──兼论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张昊法学界有这样的说法：“法学即权利之学”，而对民事权利的设定和保护，正是民法的基本任务。这种保护包括了两个重要部分：其一为对民事主体财产所有权享有的保护；其二为确认民事主体间交易行为产生的后果的法...     

论一人公司与传统公司理论的冲突

有关“一人公司”问题的争论早已有之。之所以如此即在于其与传统公司理论存在着冲突,对传统公司理论形成了强烈地冲击和挑战。如何定位“一人公司”,其能否兼容于传统公司理论?还是应对传统公司理论有所突破?亦或重新思考公司的本质特征?这决非仅仅是理论上的文字游戏,而是涉     

论公司担保之可行性及其限制——兼论我国公司担保制度之缺失与完善

两岸对公司担保之立法不一,祖国大陆的公司法基本上认可公司担保,但对其并无合理限制。我国的公司法针对此不足,文章在分析公司担保之理论可行性的同时,就公司担保的限制及我国公司担保立法的完善进行了阐述。     

论所得税会计行为法律冲突的起因与对策

通过对所得税会计行为的分析,作者认为它的主体的行为内容是法律行为,而不是传统定义上的技术行为,行为所指向的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的确认和划分;所得税会计行为的依据——会计准则是法律依据,而非技术规范。正因如此,会计准则与税收法律产生冲突是必然的。文章对这种冲突的形式、表现、后果、对策等进行了分析,并对正在草拟中的《企业所得税法》提出了意见。     

论戏谑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后果——兼论戏谑行为与悬赏广告的区别

中国现有的民事法律缺少关于戏谑行为的立法,《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也只是以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来概括意思表示的不真实。这种立法模式既不同于德国单独规制戏谑行为,又不同于日本将戏谑行为划归真意保留,在司法实践中很容易与悬赏广告相混淆。针对上述难题,本文从分析戏谑行为入手,然后分析其与悬赏广告之间的区别,进而提出司法实践的建议。     

论当前中国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兼论现代性法律的局限性

法律理论与民意的冲突,目前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冲突。泸州"二奶"遗赠案反映了自由权利与社会责任的冲突;"刘涌案"反映了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冲突;"死刑存废之争"反映了法律理想图景与现实正义观念的冲突。冲突的根源在于:现代性法律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前提预设,把人视为独立自由的平等个体,把错综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剪裁成单一片面的法律关系,要求尽可能地限制国家权力,甚至主张以"人道"规范一切;但是,社会中的人却不是独立自由的,而是受到多种社会伦理规范的制约;国家职能和社会规范都是多元的;民意具有现实性和综合性的特点。现代性法律与中国民意的冲突,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国家社会体制的冲撞。现代性法律只能调整特定的社会关系、满足中国的部分需求。     

论质押担保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目前我国法律体系中对质押制度已做了较为科学的规定 ,这对于促进资金融通和商品流通 ,保障债权实现和交易安全都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但在司法实践中还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论独立担保的修正类型谱系——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独立保函司法解释

作为独立担保赖以存续的基础,独立性与单据性在带来商事效率的同时也产生了欺诈、权利滥用等风险,需要通过类型化的修正机制予以完善.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解释起草者纳入了无真实基础交易、单据欺诈和明显滥用付款请求权,并规定了兜底条款.通过考察各国对独立担保的修正类型的规定,可以清晰地得出以下谱系:循其对独立担保的独立性破坏程度,由强至弱,其谱系为显失公平、基础交易违法(与无真实基础交易相当)、明显滥用付款请求权(权利滥用)、单据无效、单据欺诈、独立担保违法.故而,各国法律对不同修正情形的选取,实则反映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取舍程度.从教义学立场出发,我国司法解释中的“其他滥用付款请求权的情形”应当限制在基础交易违法以及更为严重的情形之上.     

论一人公司关联担保的效力

一人公司与股东之间存在紧密的利益联系,无论是股东为公司担保还是公司为股东担保,都属于商业活动中的正常交易安排。一人公司为股东担保具有无可替代的融资价值,且在功能上并不等同于股东以股权作为债权的一般担保。若债权人的利益受到关联担保的损害,债权人可以通过法人人格否认等事后制度予以救济,故而一人公司的关联担保具有价值上的正当性。《公司法》第16条的适用对象并不包括一人公司,现行法也未限制一人公司的关联担保能力,因此一人公司为股东担保的效力应予肯定。至于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可以通过一人公司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予以保护。在实质一人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时,其效力在解释上亦应与形式一人公司保持一致。在具体诉讼中,则可以通过证明责任倒置解决实质一人公司认定困难的问题。     

论公司越权担保的认定标准及法律效果

公司越权担保是指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他人员未经公司有权决议机构作出有效决议而以公司名义对外提供的担保。公司担保权利能力并非来源于公司章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一般性规则宜认定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其目的在于防止公司经营层侵犯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这从根源上决定公司担保相对人对与担保相关的文件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否则可认定担保相对人主观恶意,不满足适用表见代理(表见代表)制度的构成要件,公司将不受越权担保合同的约束。但是,在越权担保的认定中,有权决议机构不宜局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范畴,而应尊重公司的章程自治;公司对外提供担保决议的有效性认定除符合实质表决权外,原则上还须符合召开会议进行表决这一形式要件。     

论人身自由与安全权——兼论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不足

人人都应享有人身自由与安全权。《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对人身自由与安全权作了详细的规定,我国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关于人身自由与安全权的规定与公约尚有差距和不足,应加以弥补及完善。     

抢劫罪既遂、未遂的司法解释质疑——兼论司法解释的现实得失与应然走向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具有加重结果的抢劫罪一律认定为既遂状态,实际蕴含了重刑主义倾向,同时也凸现了其作为高端优位者在刑法理论界本来极有争论的学术领域做出裁判性结论的自信色彩,这多少表明中国今天的刑法理论依然无法拆卸实践的重轭,从而取得理论指导实践的地位。我们有责任重新审视在中国的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如何树立刑法典的权威地位。作为高端权威的司法解释有所紧缩,是促使和形成每个法官能够独立钻研解读刑法典、能够与立法原意进行直接对话的必要的条件,也是刑事法治社会逐渐成熟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