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计发方式研究——基于按计发月数发放与按年金计发的对比

计发办法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关键环节,涉及广大参保人员的切身利益。现行养老金个人账户按月计发办法从短期看可获得较高的额外收益,但从长期看,该计发办法下养老金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下降且存在较大的基金缺口。针对现有问题,本文从寿险精算原理出发,对以年金形式发放养老金进行实例测算分析,探讨个人账户养老金合理的计发方式。     

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的对策探究

由于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盛行以及统筹层次低等原因,使得基本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接续困难成为当前养老保险制度中的突出难题。本文根据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基本概况,分析造成转移接续难的原因:没有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养老保险统筹层次低、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会加大转入地社会统筹账户基金的压力等,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对于转入地统筹基金的影响,藉此提出解决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的对策建议:制定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办法、实现省级统筹、减轻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对于转入地社会统筹基金的压力以及从技术层面上减少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续成本等。     

黑龙江省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的现实与选择

近几年东北老工业基地将扩大基本养老保险面作为缓解资金短缺的重要措施。但由于受到其自身经济的发展和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缺陷的影响 ,扩面的工作进展不大。我们认为“扩面”的思路正确 ,但必须首先妥善解决历史空账、降低企业保费率、增加个人账户的透明度 ,才能为扩面工作提供必要条件。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计发办法思考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计发办法直接影响着参保个人缴费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为此,我国在国发[1997]26号文件和国发[2005]38号文件中对此进行了两次改革。这两次改革虽然对参保个人采取了激励措施,但激励作用较小或存在许多不足。当前,急需改革全国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计发办法,采取新的激励措施,切实建立公平合理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目标模型。     

持续推进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施行后,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改革将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最大限度地保护城镇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权益。然而,这一转移接续办法只是弥补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部分缺陷,并没有根本消除人才自由流动的养老保险制度壁垒,是一项过渡性的权宜政策。如果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坚持部分积累制,就最终要实现全国统筹。而要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就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新的转移接续办法,改革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办法,加快金保工程建设步伐,大力推进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继续坚持做实个人账户。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困境问题研究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不足、陷入困境是危及我国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正常运转的严重问题 ,如不及时采取适当措施解决这个问题 ,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针对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不足的现状 ,国家必须采取措施使养老基金摆脱困境。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有13亿多人口,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2亿人,老龄化率接近15%,其中超过1.3亿是农村老年人。尽管我国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排名世界87位。由于长期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经济社会之间发展差距大,解决数亿农村居民的养老问题,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任务。     

中国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分析：困境与出路

我国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已经从一个以企业为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的现收现付制,走向了一个初具轮廓、全国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模式,然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隐性债务巨大、个人账户“空壳化”、制度覆盖面缺损、缴费率高等问题。政府必须正确认识养老保险体制转轨问题,切实承担起解决隐性债务的责任,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资金分开管理,建立健全退休制度,建立起退休关联型养老金制度。     

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的调查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乌鲁木齐市作为新疆的首府,近些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通过对乌鲁木齐市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保险现状进行问卷调查,通过问卷分析得出乌鲁木齐市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所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间的职责划分

提供完善的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政府的重要职能,而这项职能又必须依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共同承担、优势互补才能得以完成。中央政府作为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主导者,其职能主要为规范制度设计、建立健全法制、提供财政支持以及实行监督管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则主要担负组织实施、管理服务、引导扶持等职能。     

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指数化策略分析

由于越来越多的养老基金发起人相信基金管理人不可能取得优于证券市场的表现,再加上他们对指数化策略在解决委托-代理等问题上的企盼,运用指数化策略进行管理的养老基金越来越多。在我国当前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正准备入市的情况下,对养老基金运用指数化策略的基本原理、运作机制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得出了指数化策略可以作为中国养老社会保险基金的一种投资策略的结论,也许可以为有关决策者提供一点借鉴。     

财政支出比较视角下公务员退休金制度设计

公务员退休金和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的待遇差是社会热点问题,并波及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改革,助长了提前退休浪潮。机关公务员与企业人员退休后收入的待遇差来自人员身份和计算方法的制度隔墙,本文审视了针对公务员养老金的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探讨了中国公务员退休金制度的新路径,即三元组合的公务员养老金制度。养老金制度目标有两个,一是通过国民基础养老金避免老年贫困;二是通过职业养老金个人账户实现老年体面生活。公务员作为公民应享有国民基础养老金,作为政府雇员应享有职业养老金并附之以廉政奖励养老金,政府应当分别承担相应责任。通过模型计算和实际数据模拟计算表明,新制度初期财政支出超过原有制度,但若干年后低于原有制度,本文提出的模型和政策建议具有不降低公务员养老金待遇的同时减轻未来政府财政负担的效应。     

政治生态话语中的生态观迷失与回归

近年来的高压反腐和全面从严治党激发了中国"政治生态"的话语热潮,然而,当前的"政治生态"话语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实践话语,而非学术话语。在国际学术界,政治与生态基于不同方式的结合而形成了生态政治学和政治生态学,生态政治学已发展成为包含不同理论流派和理论分支的成熟学术领域,而政治生态学则研究较少。中国现有的泛化的政治生态话语、文学化描述的政治生态话语、本末倒置的政治生态话语存在生态观的严重迷失。要走出生态观迷失的困境,建构政治生态学理论,需要在生态内涵上实现个体性评价向结构性和规则化观念的回归;在生态伦理上实现从道德整体主义与等级制向个体生命伦理与互利共生关系的回归;在生态运行方式上实现从一体化结构的单向控制向多元分化与制约平衡的回归。当然,生态学的政治价值是有限的,除了"自然正义"以外,我们还需要求助于"社会正义"作为现代政治转型的理论支撑。     

养老产业政策体系及其协调性--基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

发展养老产业是应对未来深度老龄化的重要国家战略。聚焦养老产业政策体系,构建其协调性分析框架,选取调查2006—2018年中央、陕西省及安康市的资料,分析国家、省、市三级层面现行养老产业政策文本,应用MAXQDA软件对其进行编码,采用文本内容分析、共词分析、社会网络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对养老产业政策层级、政策发展历程、政策主体、政策效力、政策专项性、政策内容等进行双维协调性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养老产业政策体系内部不同层级之间政策联系紧密,涉及的政策各要素较为完备,但仍然存在纵向、横向维度中的不协调因素。应通过丰富养老产业政策类型与内容、优化体系结构、加强相关部门合作等有效措施,进一步提升养老产业政策体系的协调性,为推动养老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定制度基础。     

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形成条件和绩效评价研究

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科技发展水平的核心条件。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源头创新能力不足表现日益明显,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提供的科技支撑作用远远不够。通过对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内涵的深入剖析,将基础研究源头创新分为重大科学发现、重大理论突破和重大技术及方法发明三种类型,阐述了三类源头创新在科学发展过程的出现阶段,并从激发因素、动力因素和保障因素三个方面总结了有助于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的七大影响因素,最后指出了基础研究源头创新绩效评价需要妥善解决的若干问题。     

论患者知情同意权的行使与紧急救治的关系

随着公众观念的转变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医患之间的冲突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突出矛盾。医疗纠纷多与患者知情同意权有关,在对患者知情同意权详细了解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紧急情况下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与医生紧急救治措施实施之间的冲突,以期寻找到合理解决之道。     

族群和阶级相关联的理论探讨

严格地说,族群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阶级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但在现实中,族群和阶级经常是纠缠在一起的。阶级边界和族群边界都不是岿然不动的,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族群和阶级的边界就会淡化、消解、或者镶嵌和嫁接在一起。     

两大法系检警关系及其借鉴

检警关系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关系,科学构建检警关系对于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比较研究世界两大法系检警关系的基本模式和我国现行检警关系存在的问题,在甄别和借鉴的基础上,可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检警制度。     

我国离婚率变动趋势及离婚态人群特征分析

从概念辨识入手,利用权威数据,描述近几十年我国离婚率和离婚态的变动趋势及水平。研究发现:我国的离婚率持续增长,超过日本与韩国;因年轻人口总量减少,可结婚人的比例下降,离婚结婚比持续上升。数据分析显示,1982年以来,我国离婚态占比单调上升:就人群特征而言,35-49岁年龄组、男性、中等教育程度人群(1990年除外)、商业服务人员和办事人员(1990年除外)离婚态占比最高,女性的离婚态占比较之男性上升趋势更为明显;就地域分布而言,各省处于离婚态人群的占比呈西高东低、北高南低趋势,东北地区及西部省区城市人群离婚态占比最高。离婚率和离婚态的持续攀升是多重制度、城镇化与市场化结构、家庭与个体特质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离婚不仅透视出家庭的不稳定性,损害(部分)家庭成员福祉,而且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负面效应。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必须从源头、过程和后果上加强对离婚行为的社会治理,减少不必要的离婚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