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飞山蛮”与侗族

“蛮”者,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辱称。 历史上有“南蛮”、“长沙蛮”、“武陵蛮”、“沅州蛮”、“辰州蛮”“梅山蛮”、 “飞山蛮”等等称谓,主要系指我国南方、湖南、湘西少数民族而言。 至于“飞山蛮”,根据藏励稣等编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记载:“飞山。在湖南靖县西北十里,一名胜山。五代楚马氏时飞山洞蛮保据于此。〔通鉴注):飞山比诸山为最高峻,绝壁刀仞,环山有濠堑,其遗址尚存。”     

历史的遗产：南诏国寻传蛮分布区城镇建设与治理考述

南诏国治下的寻传蛮，与今天中国、缅甸、印度交接地区的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有族体上的历史源流关系。历史上，南诏在寻传蛮分布地设置政区、建立城镇，加强了对寻传蛮的治理，极大提升了寻传蛮群体的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从而加大了社会财富的生产规模，促进了该地区的文明跃升和社会进步。     

贵州民族知识集锦

土家族的族称土家族,史籍中称谓较多。秦汉时,以其崇拜白虎被称为“廪君种”,或以使用武器特征称为“板楣蛮”,或以其人呼“赋”为“赛”而称为“责人”;属巴郡“南郡蛮”和“武陵蛮”的一种。次后,多以地域命族,被称为“溪蛮”,“楼中蛮”,“巴建蛮”,“信州蛮”,“阳蛮”等。     

土家族——湘西的古老民族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或“毕际卡”,其本意一说是“本地人”的意思,一说“毕兹卡”是古代“伏羲”、“鼻息”(古羌戎的一支)的转音。土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别称,殷周时称为“巴人”、“彭人”,春秋战国时称为“板盾蛮”,秦汉时期称为“武陵蛮”,     

土家族族源论析

土家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但由于历史上土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故而对其古代生活的情况没有任何记录。汉文献虽有记载,但散乱零星,很不系统,且多失实。先秦汉文献中,对于土家族先民的称谓较多,被称为“廪君种”、“板蛮”等。此后,又多以地域命族,被称为“酉酉蛮”、“嵝中蛮”、“巴建蛮”、“信州蛮”、“酉阳蛮”等。直到宋代和宋代以后的史书,才把居住在今湘鄂川黔接壤地带的土家族先民称做“土人”、“土丁”、“土蛮”、“土民”等,使之成为这个地区有别于其他族类的民族。正是由于史书记载的混乱,     

苗族的族称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苗族的族名称谓有所不同。尧、舜时期 ,“三苗”部南迁 ,这部分苗族先民即有“南蛮”的别称。到商、周两代仍沿用“苗”的族称 ,但对“南蛮”中最强盛的部分则专称“荆蛮”。汉代以后 ,称为“武陵蛮”。在“武陵蛮”内 ,又按不同地区而有“澧中蛮”、“零阳蛮”、“氵娄中蛮”等若干称呼。从东汉起又开始将“武陵蛮”称为“五溪蛮”。唐、宋以后 ,苗族若干少数民族混称的“蛮”中脱离出来 ,作为单一民族的族称重现于文献之中。由于苗族影响较大 ,元、明、清时期人们常将与轩族毗邻而居的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称呼为“夷苗”、…     

朗州蛮与唐末五代长江中游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以雷氏父子为中心的考察

唐末以雷氏父子为首的朗州蛮的崛起及其所创立的朗州政权,是南方蛮族卷入藩镇割据潮流并逐步迈向独立化的典型个案。朗州蛮地方势力的兴起与割据,不仅使唐末荆南镇所辖诸州相继被分割,控制地域急剧缩减,掌控长江中游局势的能力大大降低,而且对本地区社会秩序产生了强烈冲击,构成对相邻政权严重的军事威胁,造成该地区政局的长期震荡。伴随军事斗争的频繁展开,唐末五代长江中游政治地理分布最终呈现出马楚、荆南与淮南鼎足而三的均势格局,明显与此前的政区设置有所区别。朗州军事地位的提升,又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马楚政权后期国运和湖南统治中心的位移。而朗州并入马楚,则大致奠定了元明清时期湖南政区的基本范围。     

“飞山蛮”初探

《读史方舆纪要》载:“唐乾宁二年(公元895年),蒋勋谋据邵州拒刘建锋,起兵连飞山、梅山蛮寇湘潭”又据《宋史·蛮夷二》载,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章惇遣判官乔执中知全州时,还有“飞山之蛮近在全州之西”。据上述史料所载,不仅在唐末宋初存在一个名叫“飞山蛮”的部族,而且活跃于历史舞台至少达一百七十七年之久。历史上的“飞山蛮” 在什么地方?她的后裔是现今的什么民族?本文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抛砖引玉,促使各位高识之士来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     

从历史到记忆：明清记忆之场中的冼夫人回忆形象建构

冼夫人是历经梁、陈、隋三朝而矢志不渝地勠力扶皇舆的岭南地方领袖,其史传叙事可溯回至唐臣魏徵主持纂修的《隋书·谯国夫人传》。明清时期是粤西南地域社会从文化认同上被真正整合进中国的重要历史阈限时段,而“冼夫人”作为一个沟通国家、精英与民众对话的文化象征符号,在彼时地方精英集体参与“修订”其回忆形象的文化实践中,具象化了王朝礼制与地方风俗之交互模塑过程。在这个以“礼”化“俗”、借“礼”阐“俗”的过程中,冼夫人渐次挣脱其在传统士大夫眼中的“蛮妃”刻板印象,儒化雅化为契合精英审美趣味与价值评判标准的“女师”,至道光戊申年粤西状元林召棠为儋州宁济庙作碑记之际,已是被置回地方感觉结构的“吾高州冼氏女”。     

论秦汉时期湖南地区的民族与文化——兼论常德与长沙在秦汉时期的重要地位

先秦时期湖南地区的蛮、越、楚及华夏等民族,在秦汉统一王朝统治下进一步融合,汉文化进一步传播,使该地区的经济、文化趋于开放性,且有了较大发展。在这一历史步履中,常德（时称武陵郡）、长沙（王国所在地）地位重要,彼此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交替成为湖南地区具有"龙头"作用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城市。     

东蛮考释

唐宋时期,今大渡河至金沙江约当凉山彝族自治州地有东蛮三部落,即勿邓、两林与丰琶。关于东蛮三部落的驻地,唐、宋史籍记载互有出入,族属也比较复杂,历为治彝族史者所关心,今作东蛮考释。在考释东蛮三部落时,有两点应首先加以注意。第一,东蛮三部落驻地范围比较辽阔,其部落头人即大鬼主或蛮王的统治中心只能在辖区内占一小部分。第二,从各族先民部落既有农业部落又有游牧部落且长期互争雄长的历史发展来看,其统治中心不能始终固定在一点,而因其时间之先后屡有迁移。勿邓:亦称邛部川,唐时拥有“地方千里”,是东蛮中最大的部落。樊绰《蛮书》卷一渭:“黎州南……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又渭:“邛部东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邓部落。”邛部川即勿邓,方向以南为准,则     

大雁扇动的记忆——雁门关怀古

雁门关,蛮雁出没的地方。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作了形象诠释,“重峦叠,霞举云飞,两山对峙,其形如门,而蛮雁出于其间,故名。”作为一处天然要塞,它雄踞于勾注山上。独特的地理坐标决定了它必然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古人云,雁门关“外北大同之藩卫,内固太原之锁钥,根抵三关,咽喉全晋,失雁门而失天下。”无数才华横溢的将帅怀抱理想,兵刃相见,在雁门关内外进退杀伐,或饮恨千古,或功垂青史。历史的记忆从战争开始,充满了血雨腥风。最早的典籍“穆天子传”说:“甲午,天子西征,乃绝之关登。”粗粗推算,据今已有3000多年。先秦《尔雅·释地…     

赋体源自祭祀仪式吗?

赋体的起源是赋学史上聚讼纷纭而又悬而未决的一大公案,最近有学者提出赋体发生,源自宗教祭祀仪式活动,认为构成赋体的两个基本要素———铺陈物类和不歌而诵,均与远古时期巫祝的祭祀仪式活动有关,前者与赋的原始义为祭神而贡物有关,而后者与巫祝的不歌而诵特长有关。但是,通过考察发现,赋之本义为军赋而与祭神贡物无关;不歌而诵也并非巫祝之特长,故而此说不能成立。从文体功能来看,赋之诗源说更为可靠。     

“文王之母亭”漫笔

“文王之母亭”漫笔李宏在平舆县城西南隅，有一处风景秀丽的历史胜迹，从古至今，吸引了不少文人墨客，到这里吟诗作赋，观景览胜，这就是闻名退还的“文王之母亭”。小时候在私塾读《诗经·大明将》时，老师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挚国国君的二女儿名叫太任，生得美丽贤...     

苗蛮东夷相连重合的地域及同母语地名

从历史记载的“蛮者，盘瓠之后，散居江淮间至豫汝之郡”、“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会稽山为茅山又名苗山”和苏皖鲁豫之地的茅山、苗山、蒙城、蒙山、芒山之族称地名的存在，以及蛮夷语泛称地名洞庭湖在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下游的群落，证明苗蛮与东夷，有相连一片与相重合的地域，并曾有过共同的母语，否则就不会有如下地名的存在。从而证实苗蛮东夷具有亲缘关系。     

试从水族妇女的地位探索水族的社会历史

勤劳勇敢的水族,是唐代从百越族群中发展而成的一个古老民族。唐宋时期的中央王朝,便在水族聚居的今广西环江一带设置以水族族称命名的羁縻州县:抚水县、抚水州。水族因之被称为“抚水蛮”。《宋史·蛮夷传》载,抚水蛮“夹龙江以居”。龙江是都柳江支流,发源于今之三都水族自治县三洞乡,经周覃,转荔波,流入广西河池、环江、宜山、柳城等地。可见,水族至少在唐宋时期,即以环江为中心,散居于龙江流域的黔桂两省区毗邻地。经官兵多次“进剿”,大中祥符9年(公元1016年),改抚水州为安化州、抚水县为归     

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3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要在各族干部群众中深入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特别是要从青少年教育抓起,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全面理解党的民族政策,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日前,潘岳同志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西文明互鉴丛书”第三册《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一书作序,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族人民出于文化认同而融合成命运共同体并重建大一统国家的故事,解析了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后却无法再造统一欧洲的原因,澄清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国民族宗教政策误解之源。     

湖南民俗的特征、分区及其对社会进程的影响

湖南民俗在传承演变中形成的特点和分区与湖南历史的发展紧密相关,民俗的发展变化过程正好体现了湖南作为历史上中央王朝的边疆地区和蛮俗区域融入到中华文明的变化过程,也就是汉化的过程,两者相互作用、相辅相成。     

茫蛮名实综议

长期以来,国内民族史专家皆认定“茫蛮”为傣族先民。论者多到过傣族地区,或在那里长期工作生活过,或到那里进行过短期社会历史调查。著文除征引文献记载外,也结合傣族社会历史实际,看起来振振有词,很有些根据,颇有些道理。然近年有人根据亲身实地调查材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茫蛮”为佤、布朗和德昂等族先民。说者亦引经据典,也多结合佤、布朗和德昂族社会历史实际。于是,我国民族史学界遂出现了“茫蛮”名实之争。本文拟对这两种说法作初步的归纳和辨识,以推动和促进对该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左宗棠研究述评

与封建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相反,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着反清革命的需要,对扶持清王朝“中兴”、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的左宗棠,则是深恶痛绝,尽情予以鞭挞和贬斥。他们责骂左宗棠为十恶不赦的“奴才”、汉奸”。民主革命宣传家杨毓麟,在所撰《新湖南》一书中,认为曾国藩、左宗棠等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忝窃节钺,算入满汉名臣功绩传之混帐糊涂薄籍中,实湖南之大不幸。”《民报》临时增刊《天讨》上,以“过去汉奸之变相”为题,刊登人面兽身的曾、李(鸿章)、左的画相,其中左的下身为狮毛狗。但有些资产阶级学者,也注意到左宗棠的某些才能和事功。如章太炎在指责左宗棠“为虏将兵,以敌洪氏”的同时,就肯定左治军严整,“士卒有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