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检务”建设的分析与展望

“智慧检务”是在检察工作中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在数据处理方面实现“类人类智慧”的分析、判断和预测。“智慧检务”具有双重意义。第一重意义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在提升检察管理与业务办案质效的工具价值;第二重意义是指向检察机关司法办案和检察管理的对象、目标和任务。“智慧检务”建设包含“数据”“算法”与人的“能动介入”三个要件,蕴含“智慧辅助”“智慧管理”“智慧反哺”层次化的发展目标。     

检务公开的实践考察与法理分析——以G市人民检察院改革为样本

检务公开改革在我国呈现出一种层层推进的演变历程,其内容和涵义也在逐渐丰富发展。在当下全面推进司法改革语境下,检务公开被赋予更多的使命和意义,也成为提高检察机关司法透明度和公信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之一。我国的幅员辽阔,人文地理环境各异,加之检察活动自身亦具有多重属性及阶段性特征;所以推行检务公开必须要紧扣检察权特性,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文件精神指导下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坚持规范操作与探索创新相统一,积极回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期待。S省G市人民检察院作为此次检务公开改革试点院之一,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探索,也集中反映了我国当前检务公开改革过程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问题。     

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工作实证分析——以A市检察机关为考察样本

最高检、公安部《关于审查逮捕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确立了审查逮捕听取律师意见制度,2012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该制度予以了确认.通过实证分析,当前听取律师意见工作存在比率过低、律师意见发挥作用不够充分、工作制度不够健全等问题,建议健全刑事侦查阶段的律师援助制度、强化保障律师执业刑事辩护的工作力度、从听取程序、核实证据、反馈意见等方面着力完善听取制度.     

鉴定意见审查工作的现状与反思——以J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调查情况为样本

在审查起诉阶段,对于鉴定意见的审查,在现实中遭到不同程度的忽略。在现实中存在对鉴定人身份资格的审查不足、对鉴定意见内容的审查不细致、对鉴定意见证明力的采信不合理等诸多问题。公诉部门鉴定意见审查的机制处于一定程度上的失效状态。应当反思其失效的原因。应针对成因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着手,解决鉴定意见的审查问题。     

诉调对接机制之实务探讨——以S市A区诉调对接工作现状为考察样本

近年来,人民矛盾日益显著,大量的纠纷涌至法院,为了妥善、有序的化解这些社会纠纷,诉调对接机制应运而生。然而,该机制尚属新事物,实践多来自司法实务,需要在探索中不断发展。本文以现存的诉调对接机制规范化所存在的问题出发,从S市A区的诉调对接工作现状为考察样本,对诉调对接机制进行实务分析。     

“恶意欠薪”法律适用现状分析——以H市G区的实证研究为视角

2011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第四十一条增设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正式将“恶意欠薪”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畴.拒不支付劳动报酬行为入罪和相关司法解释的颁布具有深远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它拓宽了劳动者维护权利的途径,提高了对用人单位的威慑力,有利于巩固劳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     

陪审员参加合议庭评议的实证考察与制度检讨——以某基层法院审判实践为样本的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人民陪审员评议案件时应当围绕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充分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然而案件评议中陪审员"不愿、不会、不敢"发表意见现象突出。亟需通过各项措施逐步规范陪审员评议程序,保障陪审员在合议庭评议中,充分发表意见,独立行使表决权,使人民陪审员通过参与案件审理真正与法官共同行使国家审判权。     

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元论——对检察权权能的法律监督权解析

立论于我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一元论而对我国检察机关的公诉权、侦查权、侦查监督权、审判监督权和执行监督权等检察权的权能进行法律监督权的解析,这使我们看到每一项法定的检察权权能都是法律监督权的具体表现形式,检察权的全部权能在性质上都应当统一于法律监督权．从而证明我国宪法第129条对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定位的科学性。     

检察机关群众工作的现实困惑与路径选择

检察机关群众工作是实现法律监督价值的内在要求、重要方法和有效途径。面对人民内部矛盾和治安腐败问题交织情况下群众工作艰巨性的增加，思想观念和利益需求多样化带来的群众工作复杂性的加大，检察机关要从查找执法理念和执法实践中存在的偏差入手，夯实思想基础，改进方式方法，提高工作素能，完善检察机关群众工作机制。     

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法院建设中实践运用与前景展望

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经验,我国智慧法院建设已经产生了大量的智慧成果,但在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化逻辑方面与既有实践成果之间尚未实现科学衔接,智慧法院建设还存在着实践应用不充分、系统融贯性不畅和在线诉讼不足等问题。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智慧法院建设中实践运用的基本方案是,在人工智能+司法的格局之下,借助数字孪生、拓展现实、隐私计算、情感计算等新兴人工智能技术拓展智慧法院建设的实践运用;在运用前景上,以人工智能技术系统指导智慧法院4.0建设,特别是以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智慧法院在线诉讼规则,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与制度的协同融合推动智慧法院内涵发展,以此推动司法理论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诉讼需求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通用技术与专有开发深度融合,为智能时代中国智慧法院建设提供技术机理和法理结构。     

从通用化走向专门化:反思中国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相关研究的热度持续高涨,但仍需要探讨的是人工智能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的实际情况:包括何种人工智能发挥了作用、作用何在以及为何会在有些方面产生效果而其它方面又效果不彰。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警务活动与司法辅助性活动中,但仍难称理想。小范围的成功是源于成熟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适性适用,而大部分司法人工智能产品难以发挥作用是由于未结合专门司法需求展开,所投入的资金与人才资源远远不足。未来应当降低对于司法人工智能的盲目期待,将研发重心从通用领域转向司法专用领域,转变司法人工智能的投入模式,大力培养既懂法律又懂技术的专门化、复合型人才。     

人工智能算法的伦理危机与法律规制

进入网络时代以后,人们逐步形成了一种以技术性和流动性为核心的在线生存样态.人们日益被数据化和被算法化.技术平台往往会利用自身在数据处理和深度学习算法上的技术优势,生成一种隐性的支配权和控制权,从而形成人工智能算法独特的运行逻辑.人工智能算法独特的运行逻辑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以往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诱发了一系列的伦理危机...     

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法理、价值及其程序建构

授权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为当今多数国家民事诉讼立法的共同选择,我国虽对此未作规定,但实务部门已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探索。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具备法理上的正当性,有利于维护社会公益,实现社会公正,提高诉讼效率。我国立法应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制度。     

人工智能时代法律推理的基本模式——基于可废止逻辑的刻画

从逻辑学的角度看,法律推理具有非单调性。人工智能时代更清晰地凸显出了与这一特性相应的可废止推理模式的必要性。可废止推理虽未必一定用可废止逻辑来刻画,但这一做法在人工智能的环境下更加合乎目的。法律推理的可废止性源于法律规则的可废止性,法律规则的逻辑形式化要求将其构成要件表征为"有待证明的要素"(P要素)与"未被驳倒的要素"(NR要素)两部分,后者的引入恰当地处理了规则与例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可以通过引入三类"废止者",即反驳型废止者、截断型废止者和削弱型废止者,来建构可废止法律推理的基本模型。但这同时也显现出了可废止法律推理的智能化限度,核心在于它无法进行司法裁判中必不可少的价值判断。     

法律实用主义方法视角下的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科学发展是检察工作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法律监督职能的体现。作为一种司法哲学,法律实用主义推崇行动的价值、强调实际工作成效,主张能动的司法行为,关注社会的最终目的性需求,其合理内核为探究检察工作科学发展提供了方法视角。借鉴法律实用主义的方法去审视检察工作的现状与未来,认识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内涵与衡量标准,排除阻碍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障碍因素,践行于具体的检察行动,才能取得检察工作的实际成效、实现科学发展。     

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司法鉴定的现状与挑战

电子数据取证是信息时代公安机关重要的基础工作,是打击涉及互联网各类违法犯罪的“杀手锏”。电子数据鉴定是公安机关电子数据取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最终判定案(事)件性质,为侦查与诉讼提供依据的重要作用。公安机关电子数据鉴定与信息技术共同飞速发展,其领域不断延伸扩展、技术要求越来越高,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概要介绍了公安机关电子数据鉴定的法律要求、鉴定资质、鉴定流程等内容,阐述了其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