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秘事—国共第一次携手

第二节孙博士力主联俄联共 孙中山向李大钊倾吐心曲 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避居上海后，情绪十分低落。出乎孙中山意料的是，共产国际、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同时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     

孙中山借鉴苏俄"以党治国"经验的原因探析

探索党务道路上的挫折与困惑,对欧美等国幻想的破灭,苏俄革命党和陈炯明叛变对孙中山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共同构成了孙中山转向借鉴苏俄"以党治国"经验的重要原因。     

大革命的失败与陈独秀的责任

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共产国际的"苏俄利益中心论"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影响了陈独秀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独立思考,干扰了陈独秀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决策,而共产国际却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全部推卸到陈独秀身上。     

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成因探析

晚年陈独秀民主思想的嬗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对苏俄经验的批判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外在条件;与共产国际、托派、中共的分歧和论争是陈独秀晚年民主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史要回放

9月-10月孙中山莅桂督师1921年,旧桂系军阀陆荣廷部主力被粤军歼灭,陆荣廷通电下野。孙中山决定以广西为北伐基地,讨伐直系军阀。10月15日,孙中山、胡汉民等由广州乘军舰出巡广西,17日抵达梧州,23日抵达南宁,12月4日抵达桂林,设北伐大本营于桂林王城。孙中山在桂林先后作《三民主义是建设新国家之完全方法》、《知难行易》、《军人精神教育》等演讲。2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抵达桂林,孙中山多次与马林会晤,商讨中国革命以及中国与苏俄合作等事宜。后因粤系军阀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等离开梧州返广州。孙中山出巡广西半年,对广西的国民革命…     

“联吴”是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开端

“联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经历的一件大事。苏俄和共产国际是“联吴”政策的制定者,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则是主要和具体的执行者。中国共产党的“联吴”活动是中共统战工作的开端、但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统战。     

中共首次登上共产国际舞台的生死较量

正1921年6月,当上海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时,在万里之遥的莫斯科,张太雷、俞秀松、杨明斋三位中国共产党人正肩负着千钧压力,为襁褓中的中国共产党亮相共产国际舞台,进行着一场生死较量。抓住契机埋伏笔1919年,列宁亲自主持召开了共产国际成立大会,随后派代表维经斯基赴中国。维经斯基到北京,见到在北大任教的苏俄左翼人士鲍立维,希望其介绍一个有     

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党组织建设思想 及其当代启示(1919-1922)

中国共产党早期基层组织党建思想及实践,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党建的理论和实践有着很深的渊源,它确立了我党正式建立及发展壮大的核心思想基础,是我党宝贵的历史经验,在介绍、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共产国际和苏俄则对我国早期基层党组织建设在实践和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当下推动形成坚强有力的基层组织政治引领体系、基层党组织遵循的密切联系群众和民主集中制原则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第一次国共合作方式形成原因新探

“以党治国”思想、对共产党认识上的偏差以及对大革命领导权的考虑，是孙中山拒绝两党平行合作的思想根源和重要原因；苏俄及共产国际过多地考虑自身的利益与安全，轻视共产党，重视国民党，竭力促使中共接受对其极为不利的两党合并的“合作”方式；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排除来自“左”与右的压力与干扰，找到新的“党内合作”方式，国共合作最终得以建立，开启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     

王一飞:不为时代之落伍者

正王一飞,1898年11月17日出生。1910年,考入绍兴山会初级师范学堂。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他前往上海探索革命真理,开始了革命的历程。1921年,王一飞被派往苏俄,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莫支部负责人。1924年6月,王一飞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少共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同年7月,他以中共列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     

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共产国际本来是以发动世界革命为其基本任务的,但随着苏联一国社会主义的建立成为现实,这一机构便逐步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鉴于共产国际名声不佳和作用下降,二战前,斯大林已经有意将其解散.当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考虑到战时特别是战后与西方同盟关系的发展,斯大林毅然决定立即解散共产国际.这一举措的历史意义在于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共产党的组织形式.并从战略上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传统.     

一大到十五大简介(一)

会议时间地点出席代表代表党员人数‘、么大1921年7月-23日至31日上海和嘉兴正式代表12人指派代表l人共产国际代表2人’一万井·..5。余人. 」二1,二‘大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上海正式代表12人列席代表若干人共产国际代表1人决杯 .盈、石七‘三大一923午6月一22日.至‘20日广州正式代表30余人(其中有表决权的19人)共产国际代表l人 ,,一‘ , 一尸于‘一’认;4之。久- ,‘一、尸御丫丫四大1925年l月11日至22日 己上海正式代表20人共产国际代表若干人994‘札.五大1927年4月27日里5月9日武汉正式代表80余人共国际代表若千人5 .7万沪、奋七大1928…     

共产国际的“下层统一战线”与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初步提出

20世纪30年代初期,随着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共产国际开始逐步调整其"下层统一战线"政策,随着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中共的统战政策也开始进行调整,逐步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思想。     

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主要内容、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

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再认识是在解构西欧国家资本主义现象的基础上,立足苏俄建设实际生成的,涉及内涵、性质、实现形式、作用和地位.它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过渡理论的守正创新,巩固了新生苏俄政权,推进了苏俄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还为新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及其后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可以以列宁对国家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为理论支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为实践素材,驳斥肃清中国国家资本主义论调.     

共产国际其实颇赏识毛泽东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从正式成立那一刻起,就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给中共带来的影响极大。以历史的眼光回溯这种关系,中共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制约,没有实现完全的独立自主。     

近百年前,中国国家结构模式的一种可能选择——中国致公党早期政治纲领的解读

致公党"一大""二大"政治纲领的核心是陈炯明联省自治的理念,是致公党对国家结构模式的一种顶层设计。借助陈炯明《联省自治运动》《中国统一刍议》及新发现的史料,对这一政治纲领的理论内涵与提出的背景进行解读。     

“要把‘合作伙伴’的角色扮演得更完美”——访一汽-大众奥迪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安世豪

从柯达在成绩册上做广告的第一届现代奥运会起,赞助商就成为奥运密不可分的伙伴,毫无疑问,没有赞助商,就没有今天的奥林匹克。“帮助奥林匹克运动把奥运会带到世界上的所有人当中,不论他们是富有的还是贫穷的”——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这样评价赞助商和合作伙伴对奥运会的贡献。促进奥林匹克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开展,是对奥林匹克大家庭精神的最好诠释。根据入选奥运合作伙伴的“游戏规则”,包括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和2008年奥运合作伙伴的20多家企业,都是他们所在行业的佼佼者,当他们决定参与到奥运赞助中来时,实际上也选择了一条独特的企业文化之路:借助奥运,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稳固的基础上向海外进军;借助奥运,国际企业酝酿其中国经营战略的改变。同时,由于这些合作伙伴组织的与奥运相关的公众活动,很多普通人的梦想也因此被奥运点燃……从本期起,我们将带领读者走近这些奥运合作伙伴,从一个个侧面纪最奥运时代中国经济生活的变迁及公众实现奥运梦想的故事。我们最先探访的是奥迪公司——无论是名称还是标识,没有哪个合作伙伴能比它更“接近”奥运。2004年6月10日,大众成为2008北京奥运合作伙伴,奥迪作为2008年奥运会指定高级用车,将为所有的奥运会嘉宾提供用车服务。     

1925年11月25日农历十月初十星期三 国民政府南征军收复雷州城

1925年11月25日,广州国民政府组织的南征军,突破了海南岛军阀邓本殷在大陆的最后一道防线,占领了雷州城。此举为以后平定海南岛、彻底消灭盘踞在广东省内的军阀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国民政府南征的主要讨伐对象是邓本殷和申葆藩。邓本殷,广东钦州(现属广西)大直乡人,原是粤军头目陈炯明的嫡系部将。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后,他追随陈炯明反对孙中山,被陈炯明任命为“琼崖善后处处长”,驻军琼崖(海南岛)。此后他依靠琼州海峡这一     

新经济政策催生和谐社会——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伟大转变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除巩固新生苏维埃政权之外,还给苏俄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列宁创造性实施新经济政策,给灾难中的苏俄带来了生机与和谐.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面临着如何进行社会主建设的重大课题.几经探索和实践,列宁在总结俄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深刻教训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苏俄的基本国情相结合,创造性提出来了新经济政策.     

再探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对工作重心的认识

本文对共产国际与中共六大对工作重心的认识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认为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中,虽然再次肯定了红军和根据地,但并没有实现工作重心的转变.无论是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谈话、报告,还是六大代表的发言,都还是主张城市中心的.六大后,中央在工作指导上也是以城市为中心部署工作的.国际共运中浓厚的照搬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中国红军和根据地刚刚建立缺乏实践经验,是共产国际没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重心问题的主客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