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信访思维破解信访难题——义马信访模式探究

信访工作现阶段面临的难题是有效性不高,大信访是破解信访难题的有效途径。河南省义马市在改革信访工作中"跳出信访看信访",通过理念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构建了一套信访新模式。通过考察义马信访模式,在构建大信访中应重点关注行政与司法、救济渠道多元化、信访体制机制与工作人员作风三个方面。政府还应重视公共服务职能,在抓民生、机构改革两方面着力,为大信访的构建创造条件。     

完善城镇化进程中新型征迁信访调处机制的思考

征迁信访指主要反映集体土地征收和国有土地上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诉求的信访问题。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建设大大加快,因征迁经济利益巨大,牵涉多方利益,征迁方和被拆方的不断博弈角力也越来越突出,不可避免带来大量征迁信访问题,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新形势下,要有效化解征迁信访突出问题,需要从法律、制度、机构等多个方面、多个渠道、多个途径入手,坚持标本兼治,建立一个大信访调处格局,构建适合城镇化进程中新型征迁信访处置机制,集中力量化解存量。     

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的问题与对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把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体现了党中央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信访问题的决心。但由于涉诉信访终结制度在我国建立的时间相对较短,涉诉信访终结制度本身不尽完善,实践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因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只有不断完善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才能让涉诉信访终结制度的设立真正发挥作用。     

公安信访现象的经济学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加快调整时期。由各种矛盾和问题引发的群众信访问题越来越突出，涉及公安机关的信访问题也同样突出。着眼于现行的信访制度，运用经济学成本收益比较理论分析当前我国信访现象，通过对当前公安信访现象特点和成因的成本收益分析，不难发现。成本收益问题既是公安信访问题产生的症结所在。也是解决公安信访问题的方向和目标。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信访工作．一是要把群众信访看作一种收益；二是要创新节约成本的信访工作渠道；三是要依法及时就地解决初信初访问题；四是要尽最大努力减少重信重访问题；五是要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题作为公安工作的根本追求。     

宪法视野中的信访问题治理研究

近年来随着新形势下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新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涌现,致使上访问题逐年增多。可以把信访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也要维护司法救济的权威性。信访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主渠道,依赖信访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悖论,以期在宪政视野内讨论信访问题。     

信访潮出现的原因及其解决途径探析

信访作为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在本质上是个政治沟通问题。近年来出现的信访潮,主要原因 在于缺乏有效的政治沟通机制。要从根本上解决信访潮的问题,不仅要集中力量解决每个具体的信访案 件,更要从根本上完善政治沟通机制。     

论信访制度在解决社会纠纷中的困境与完善

在实际运行中尽管新《信访条例》赋予了信访具有解决社会纠纷这一功能，但由于信访制度在目的、对象、性质及方式定位与其解决社会纠纷的功能没有实现有效的衔接，导致信访在解决社会纠纷中责重权轻，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只有将信访的目的、对象、机构、方式置于纠纷解决的框架下，才能使其在实践中真正具备纠纷解决的功效。     

公安机关贯彻《信访条例》应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公安机关贯彻《信访条例》要认真解决公安信访工作的地位问题;要认真解决信访渠道不够畅通的问题;要认真解决信访工作责任不落实的问题;要认真解决整改工作不到位的问题;要认真解决信访秩序无序的问题。     

宪政视野中的信访治理

2003年,随着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中国迎来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拨乱反正”之后的第二次信访高潮,[2]与信访洪流同时出现的,是聚集在北京的信访群体的组织化和更为激烈的抗争,自焚、冲击政府机关以及集体游行使得上访群体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2004年8月,中央以及各地陆续建立了“集中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制度”[3]。联席会议制度运行半年以来,解决了相当一部分过去积累的问题,但从某些地区的调查来看,上访量并没有明显下降,联席会议制度也不能遏制新的上访出现。[4]一些专家学者针对信访问题提出了各种建议,[5]一些地方政府做了制度创新的探索,[6]中央政府也做过很多制度性改革,[7]但所有这些改革思路几乎都集中在如何对付已经出现的信访问题上,即问题集中在“这么多人上访该怎么办”。本文在分析已有制度探索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试图把问题集中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上访”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上,提出的解决思路重点不在于如何处理已经出现的大量上访,而在于如何从根源上减少上访,即在宪政视野中看待上访现象,在宪政框架内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宪政视野中的涉诉信访治理

在行政化处置信访的大环境下,本应是公民对人民法院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的涉诉信访,已演变为公民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面临着功能错位、司法公信力下降和信访量居高不下的困境.要使涉诉信访困境得以求解,必须在宪政制度框架内寻找产生涉诉信访困境的根源并加以审视和改革,通过修宪明确人民法院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摆脱其地方化、...     

信访手段和方法的创新之路

当前,信访工作进入善的矛盾高发期,信访机构需要处理大量的社会问题,例如农村土地征用问题、城镇房屋拆迁问题、企事业单位改制历史遗留问题等。同时,上访人所反映的利益问题和利益诉求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信访工作者如果缺乏足够灵活的手段和方法,就会在处理信访事项上捉襟见肘,困难重重。     

我国信访制度分析与改革

信访是实现和维护公民民主政治权利的具体形式。在信访制度亟待变革的关键时期,信访制度的形式悖论及其存废之争已经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对象。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信访制度,应从实现信访制度功能的重新定位、树立法律权威、建立统一的信访机构、授予信访机构与其职能相适应的权力等四个方面着手。     

信访机构的职能应界定为"信访监督"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建嵘教授建议把人大以外的信访机构撤销,建立一个由设立在人大的信访机构履行信访职能的国家信访制度。通过确立和强化人大的“信访监督”来推进人大监     

如何破解“宁信访不信法”?

<正>在信访和法治之间,不能以其中一个否定另一个,而应并行不悖深化两种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发挥两套制度安排的正向合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要求改革信访工作制度,"把涉法涉诉信访纳入法治轨道解决,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这为正确处理法治与信访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制度在我国具有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实现权利救济和化解纠纷，充当着社会“安全阀”的重要功能。但现行信访制度却面临着较大的困境。为使我国的信访走出目前的困境，在宏观层面上，要加快建立规范的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秩序；在中观层面上，要全面推进司法、行政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在微观层面上，要加快推进法治导向的信访制度改革。     

基层公安信访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当前,信访问题已成为公安机关尤其是基层公安机关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中一个较难解决的课题。本文客观地分析了出现信访问题的原因及特点,认为解决基层公安信访问题,感情是基础、领导是关键、机制是保障、人员是前提、责任是重点、联动是保证。     

信访制度存废浅探

信访制度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政治参与和权利救济制度,有着深刻的文化根源和现实基础,但因为长期积累形成的多方面问题,该项制度正深陷困境,存废之争越发激烈。本文在系统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全盘否定和取消论是不合理的,而应该通过功能再定位、制定信访法、建立统一的信访机构和信访监察员制度等途径,完善和创新信访制度,使之成为符合中国国情和依法治国理念的有效制度形式。     

我国信访机制改革的六个着力点

信访机制的现状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建立了相关的工作制度,设置了专门的工作机构,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笔者认为,现行信访机制起码还存在以下缺陷:信访机制臃肿。目前,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政府以及政府的各个部门几乎都设有信访机构。诚然,信访机构的多样化为公民表达意愿提供了多种渠道,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职     

困境与出路：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

日益突出的信访矛盾，已成为影响我国科学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大消极因素。信访困境的产生，是长期以来种种社会问题积淀的集中体现，其产生的根源涉及经济与政治体制、民意表达与纠纷解决机制、司法公正与司法权威等多方面。信访制度必须进行法治化改革，宏观上推进民主法治进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微观上应改革现行信访体制，健全民意表达机制，完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彰显司法权威．维护信访权与惩治滥用信访权并重．     

加强信访设施建设 提升信访工作水平

2005年以来,我们紧紧抓住贯彻落实《信访条例》的有利契机,切实把加强信访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树立党委、政府亲民为民务实形象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精心组织,扎实推进,为解决信访问题、维护信访秩序、形成工作合力提供了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