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廉政制度权威文化建设研究

廉政制度权威文化深刻地影响着腐败的治理,它一方面通过为廉政制度提供合法性基础、从而为腐败的治理提供社会普遍认同的合法性说明;另一方面,它通过廉政制度的合法化过程为政府的反腐行为提供权威性保障。而当前,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中的廉政制度权威现状与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制度权威的期盼还有一段距离。因此我们应积极探索加强廉政制度权威文化建设的有效路径。     

反腐,任重道远

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声音:反腐要"老虎、苍蝇"一起打;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预防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此声一出,国内国际反响强烈,预示着新一轮的反腐斗争高潮即将到来。     

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等40则

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反腐倡廉推向深入,坚持有贪必肃、有腐必反,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给权力涂上防腐剂、戴上“紧箍咒”,真正形成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     

聚歼“房腐”:路在何方?

对于官员的"房腐"现象,必须导入更为严厉的反腐举措。被业界誉为反腐"底线"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应当加快立法步伐,成为更具权威性的国家法律。源于瑞典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根开花。在亚洲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澳门地区,该制度发挥了重     

以制度建设促进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而廉政制度建设是反腐倡廉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尽管廉政制度建设已取得相当成就,但仍存在一些问题。这就需要进行规范权力运行,积极完善体制机制;规范从政行为,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发展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加强立法步伐,完善廉政法规体系;狠抓制度落实,提供制度反腐保障等方面的改进。     

强化反腐败的制度权威

腐败既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经过新中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反腐实践，全党逐步认识到：反腐败，制度是第一位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维护反腐败制度的权威性尤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     

警示诫勉制度建设初探

建立警示试勉制度，是贵州小遵义市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具体实践，这项举措体现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经过一年多摸索，遵义市警示提醒、诫勉督导、责令纠错等三项制度已基本建立，廉政预警、动态监督、保护挽救三个机制已具雏形。     

从“喧嚣”到理性——网络反腐的制度定位与法律体系构建

近年来，在中央的权威认可肯定和地方的相继推动之下，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公民新型的监督方式与反腐手段，对推进反腐败事业与落实公民民主参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前对网络反腐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公权力的跟进，其法定依据仅为从支配、管理角度出发的政府临时性文件。表面“喧嚣”热闹的网络反腐，要在真正发挥反腐实效的同时，又兼顾社会公众的其他合法权益，就必须以相对独立的制度定位，在我国当前反腐败制度体系下，进行理性的制度设计，并与权力反腐相互促进，共同走制度反腐的法治化发展道路。     

刍议反腐路径改革

目前,某些领域腐败现象呈高发、易发、多发的态势,反腐形势不容乐观。党的十八大之后,亟需从过去的"运动型反腐"向"制度型反腐"转变,转变的途径主要为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完善相关制度等。     

香港与内地廉政体制比较及启示

腐败问题有如社会发展的毒瘤,各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廉政体系的建设,设立专职机构反腐。中国香港被公认为世界最清廉的地区之一,反腐建设卓有成效,其中香港廉政公署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本文就中国香港与内地的廉政体制进行简要介绍并对比研究,重点分析了香港廉政公署与内地反贪局的异同之处并提出内地廉政机制中现存问题,以借鉴香港廉政制度中的先进经验,促进我国内地廉政体制的改进和完善。     

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的特点及启示

新加坡政府的政治廉洁度已成为亚洲国家的范例,其政府围绕廉政和反腐而进行的一整套完善合理的制度建设为其廉政建设的成功提供了保证。我国与新加坡由于同是华人国家,同属儒家文化圈,所以认真思考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的经验及其成就,对我国的廉政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深入正风反腐须弘扬社会主义公私观

正正风反腐越深入,越涉及价值观的较量。只有培育以"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为核心的新时期社会主义公私观,才能构建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社会文化,深耕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土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正风反腐"起决定作用的是党性,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是‘公'‘私'二字","作风问题,很多是因公私关系没有摆正而产生的","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推进,"不敢腐"初见成效,要乘势进击,打通从"不敢腐"到"不想腐"的通道,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培育社会主义公私观,匡正公与私的关系,涵养拒腐防变的价值观源泉。     

纪检监察机关当打好反腐“组合拳”

正制度笼子的切实管用不仅在于笼骨的坚实有力,更在于架构的科学合体。只有落实党委的主体责任和纪委的监督责任,同时强化责任追究,才不会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当前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一些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影响恶劣、亟待解决。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应正确履行党章和行政监察法赋予的职责,打好反腐"组合拳"。树好"警示牌",使党员干部"不想腐"。及时广泛宣传"警示牌"。中央出台的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等制度措施,以及多次对违反者的点名道姓通报曝光,都是很好的"警示牌",它将党员干部可为与不可为之事广而告     

制度与文化并举：中国式腐败治理现代化研究的双路径模型

制度与文化是反腐倡廉工作的主要防线。为突破腐败治理单一模式的困境，本文尝试构建制度与文化并举的腐败治理双路径模型。这一双路径模型具有“治标”与“治本”相结合、“不敢腐”“不能腐”与“不想腐”相结合、“从严治党”与“自我革命”相结合的实践价值，但也存在文化反腐认同不高、供给不足等困境。新时代，将系统观念运用到反腐倡廉建设中，从系统的整体性、协同性与韧性三方面来实施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协同治理、自我革命的双路径模型策略，以期为推进腐败治理现代化提供新思路。     

“不想腐”的思想从哪儿来

正腐败现象的产生和蔓延,贪腐人员的思想内因是根本,就是因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的价值观扭曲到了想腐败的地步。只有使人们筑牢"不想腐"的思想防线,重塑价值观,才能达到防治腐败的目的。在当前"不敢腐"初见成效的情况下,已经产生了某些"不想腐"的思想观念,但是这些观念还不是发自内心的。正风反腐的高压态势下,能够使潜在的腐败分     

网络反腐的“体制外”运行及其风险控制

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导致公共政策合法性供给的"广场化",一切公权力的运行都必须面临公众的监督、评判和检验,当体制内反腐的动力不足或公信力流失时,"体制外"的网络反腐就会火爆登场。然而,网络反腐是一柄"双刃剑",它在推动反腐进程的同时也存在偶然性与迸发性、反腐旗号下的多重动机和目的、理性与非理性的错杂交织和随机性的非程式化路径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当下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密切相关,并可能导致一定的风险。对此,应以制度反腐替代"运动式"反腐,建立官民对接、开放参与的反腐制度和机制,提升网络公众的理性精神和参与能力,强化司法在反腐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把网络反腐纳入法治轨道。     

让官员的"羽毛"在监督中飞扬

制度反腐防腐比良心拒腐更为重要和现实,建立起更为具体细密的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和公务消费制度,打造清澈见底的社会监督空间,让所有官员的"羽毛"都能在透明监督中或优雅或尴尬地飞扬.     

试论腐败产生的根源以及制约机制

本文通过对当前腐败现象的特点及其根源的剖析,深刻地阐述了反腐重在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并在制度层面提出了一系列制约腐败产生的措施。     

制度

山东省肥城市建立“1＋4”廉政风险动态监控新机制 为进一步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该市在实行岗位廉政风险等级管理制度的基础上，近年又建立了领导干部“廉洁指数”、单位重大事项报告和廉政提醒、廉政风险三级预警机制以及监察建议四项制度，主动跟踪廉政风险变化情况，形成事前防范与事中预警、事后处置相结合的“1＋4”廉政风险动态监控新机制，在实践取得明显成效。     

香港政府的廉政建设及其对我们的启示

香港政府的行政效率极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一个独特的廉政制度为它进行督察工作。港府廉政制度,从其建立的过程来看,70年代前,贪污贿赂等行为在香港社会生活中非常普遍,港府的反腐倡廉成效并不理想;70年代后由于廉政公署和一系列肃贪反腐法规的颁布实施,反腐倡廉取得了很大成绩。从廉政制度内容来看,港府有一个地位独特权力广泛的港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作为廉政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