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主体范围、贿赂范围、利益要件设置、死刑配置、资格刑配置以及行贿罪行为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并且《公约》中若干罪名在《刑法》中尚付阙如。应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等新罪名，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对贿赂犯罪配置资格刑和罚金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     

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若干问题研析

《刑法》第390条之一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九)》的新增罪名,是第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对合犯。立法修正明确了本罪的犯罪构成,阻塞了影响力犯罪的规范漏洞,弥补了贿赂犯罪体系失调的问题。然而,本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仍有若干问题须廓清。在构成要件层面,本罪侵害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可信赖性和公正性;客观方面的手段行为并非权钱交易行为,而是单纯的物质利益给予行为,"影响力"应采综合标准说,行为既遂采实际控制贿赂与重大损失择一说;行为人主观方面应当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犯罪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单位。在罪行界分层面,本罪与行贿罪体系中的其他犯罪具有明显差异,司法认定过程中应当把握核心要点。     

论“权色交易”当入罪

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目的物的规定已经明显地滞后,无法适应贿赂犯罪的变化,而且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规定也不相符。社会民意调查显示,权色交易犯罪化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因此,我国刑法关于贿赂的内涵需要修改,将包括"权色交易"在内的以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的行为归入为犯罪。这既是《公约》的要求,也是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现实要求。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旨在严密地打击贿赂犯罪、规制国家工作人员"身边人"的利用影响力交易的行为。文章分析研究了该罪在刑法理论和刑事司法中存在较大争议的犯罪主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对近亲属和关系密切的人进行了界定,认为"近亲属"应包括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关系密切的人"是指除近亲属以外,与国家工作人员联系紧密、可以对其行为或决定产生影响的人;     

非物质性贿赂研究

虽然对是否应将非物质性贿赂纳入刑法还有不同的争论,但非物质性贿赂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已为社会所公认.实际上,非物质性贿赂也是贿赂的一种方式,且其他国家早有关于非物质性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因而,刑法应该扩大贿赂的范围,适时地将非物质性贿赂犯罪纳入其规制的范围之内;同时对现行贿赂犯罪"计罪定赃"的原则进行反思,建立起数额犯和情节犯并行的双重评价标准体系.扫清非物质性贿赂入罪的障碍.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

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一类新型犯罪。对这一犯罪,可以从贿赂对象、贿赂范围、贿赂对价、贿赂方式和贿赂领域五个方面加以理解。我国刑法在规定这一犯罪时,应注意刑法与《公约》的协调,立法上注意与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概念之转换,司法上注意与国外贿赂犯罪的规定相协调;刑事管辖权上应当以属地管辖原则为主,辅之以属人管辖;法定刑的设置应以有期徒刑为处罚方式,并可以适用罚金刑。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犯罪,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有本质区别,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存在处罚范围上的差异。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包括利用影响力、通过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和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几个构成要素,除了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这一要素外,其他的要素自有其特殊性。     

论现行刑法对《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范围规定的接轨

在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贿赂的范围与现行刑法的规定是不同的。刑事立法中贿赂犯罪中"贿赂"的范围的规定决定于国家的刑事政策。我国对职务犯罪的最主要的刑事政策是:"加大惩治,依法从重从严。"但是,现行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范围的规定却有失严密。修改现行刑法关于贿赂范围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对我国职务犯罪刑事政策的贯彻。     

商业贿赂犯罪主体的分析与立法完善

为了准确认定和有效惩治商业贿赂犯罪,需要合理界定"其他单位人员"的范围;修改完善《刑法》第229条第2款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的相关规定;将单位犯罪纳入商业贿赂犯罪的主体范围;增设经济受贿罪和经济行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亟须厘清几个问题

为严厉打击腐败犯罪、严密刑事法网,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规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但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我国刑法中其他相关犯罪规定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有关规定,在立法和概念上的关系亟须厘清,这是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前提,也是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的基础。     

证券内幕交易罪的司法认定与处理

证券内幕交易行为的表现形式比较复杂,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认定与处理的困难。如何合理的确定本罪,直接影响着司法公正。应依据刑法的基本理论,分别从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罪数形态以及本罪的共犯形态等不同方面分析本罪的司法认定与处理。     

内幕交易犯罪法律问题研究及其立法完善的思考

内幕交易犯罪严重扰乱证券交易市场的正常秩序,对内幕交易的主体、内幕交易的主观方面和客观行为的认定,我国立法还存在着一定的疏漏和不完善的地方。对内幕交易的行为主体应增加相应的范围,泄露内幕信息罪主观方面可以由过失构成,内幕信息的知悉人建议他人买卖证券情节严重的行为应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     

外汇按金交易中介行为入罪化研究——以非法经营罪为视角

外汇按金交易违反的规定不属于非法经营罪中"违反国家规定"的范围,且其中的中介行为不属于非法经营行为,而只是一种帮助行为。这种帮助行为依据刑法规定和共犯从属性认定其是犯罪存在阻碍,其本身属性及刑法谦抑性决定了刑法对外汇按金交易中介行为介入没有必要。     

意识：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重心

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在于实效,如果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以贯彻实施,即便最完备的法律也等于废纸一张。我国刑法对著作权犯罪作了较为详备的规定,然而在现实中实施效果并不理想,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著作权刑法保护意识的薄弱。法律意识既是法需要向法创制过渡的中介,也是法规范向法关系转变的桥梁,法律意识具有构建和运行法制的功能。著作权刑法保护意识匮乏成为著作权刑事法律制度向著作权刑事法律关系运行中的滞阻因素。加强著作权刑法保护意识,对提高著作权刑事法律制度的实效,抑制著作权犯罪的泛滥有着重要意义。     

网上证券交易的几个问题

网上证券交易存在着交易费用高 ,交易安全性低 ,法律、法规滞后 ,监管不力等问题。政府应当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要求 ,采取一些必要的行动 ,解决网上证券交易存在的主要问题。     

论证券市场地下信用交易犯罪

证券市场实际存在而且危害严重的地下信用交易犯罪的方式、特点和犯罪构成情况 ,针对立法中刑事法律的欠缺提出相关的完善建议 ,通过对地下信用交易的刑法完善达到对证券市场进一步的规范和管理。     

未公开信息的界定——以与内幕信息的比较为视角

为了有针对性地打击证券市场中出现的基金"老鼠仓"行为,《刑法修正案(七)》专门增加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通过与内幕信息的比较分析,界定未公开信息的内涵、特征和范围将有利于司法实践。     

伪造银行卡犯罪案件的侦查

选择适当的侦查突破口和查缉犯罪嫌疑人是侦破伪造银行卡犯罪案件的关键。侦查突破口的选择可以围绕涉案银行卡的交易流程,通过查清犯罪嫌疑人获取银行卡信息的途径,分析卡片的制作特点查找犯罪线索;查缉犯罪嫌疑人可以通过通讯工具,交通、住宿信息,情报信息工作等方式进行侦查。此外,还要全面收集和固定证据,完善证据链条。     

论合同诈骗罪的若干问题

合同诈骗是从普通罪中分裂出来的新型经济犯罪 ,它在具备了普通诈骗罪的一些共性特征外 ,在侵犯的客体、利用的工具、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自身的个性。合同诈骗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利和市场交易秩序及法治秩序 ;犯罪对象除财物外 ,还应包括财产性利益 ;作为诈骗工具的“合同”应当是具有规范市场行为性质的合同 ,包括口头合同 ;非法占有的故意是直接故意 ,可结合客观行为进行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