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外包行为设置研究

从规制异化与晋升激励的视角来看待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外包设置上的问题,以"规制—晋升激励异化"对官员外包行为的影响建立分析框架,以此剖析规制异化与晋升激励对地方政府外包行为设置的机理。研究表明,政府官员在规制—晋升激励二元扭曲时,在公共服务外包设置中更容易偏向工程类,即当决策规制权越大,晋升激励越强时,会有更多官员有意进行工程外包设置。总之,规制—晋升激励二元异化为地方官员外包设置诱发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必要条件,使公共服务外包项目重心偏向于工程类服务,进而损害公共利益。     

政府创新能带来官员晋升吗?——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2001-2015)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创新驱动已成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但随着当前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官员的行为特征已经从"邀功"逐步转向"避责"。在此背景下,在"晋升锦标赛"中政府创新是否能够带来官员晋升?本文以2001至2015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奖地级城市为样本,构建了经济绩效、官员特质和地方政府创新多维度的官员晋升解释框架。在此框架下,通过数据分析表明,经济绩效、官员特质依然对官员晋升发挥着重要影响,而地方政府创新对地级市官员晋升的影响则呈现阶段性变化,无法发挥持续性的显著影响。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市长与市委书记晋升影响因素的差异性。文章的贡献在于,考察地方政府创新与官员晋升的关系,从政绩驱动视角深化了对我国地方政府创新动力不足和官员晋升逻辑的认识和理解。     

公共选择视阈下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动机、模式与治理——一个文献分析的框架

地方政府官员是我国国家权力结构的微观基础,地方政府官员行为对整个政治与行政体系目标的实现有重要影响。梳理"政府官员行为"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大多遵循公共选择理论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官员各类行为及其发生机理进行解释。在科层制的政府组织体系下,地方政府官员会基于个人利益和组织特性构建行为决策的成本收益函数,权、利、名构成我国政府官员收益函数基本内容,而来自组织约束和社会压力的各类风险成本则构成其成本函数的基本内容。地方政府官员在政治激励、经济激励、行政控制与法律规范以及伦理约束等动力机制的激励与约束下,会根据自身成本和收益偏好做出均衡选择,并形成正式行为、非正式行为和异化行为三种行为模式。实现对官员异化行为的治理,需要回溯其发生机理,进一步完善官员考核与晋升机制、构建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相容的经济激励机制、健全政府组织权责分配体系与行为规范机制以及重视政府官员的公共行政伦理建设。     

中国的地方官员何以晋升:激励与选择

对地方官员晋升机制的文献研究由来已久。通过对学术史的回顾,官员晋升领域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就晋升锦标赛层面的功绩制晋升争论、硬指标考核下的淘汰型政治激励以及投资中博弈所带来的多任务应激结果出发,已有研究既有着相当的学术贡献,但又存在着分析层次、对象差异、操作机制以及实证方法等层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以标尺赛、锦标赛、资格赛与淘汰赛四种竞赛模式解构了官员晋升,并就未来的研究提出了可供深化的方向。     

地方官员竞争的政治锦标赛模型及其优化

经济学家将中国特色的地方官员强激励模式命名为"政治锦标赛",强调各地基于发展速度的相对绩效排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主政官员的晋升.但经验研究表明,单一的竞速晋升模型在学理层面解释力不足,在实践层面弊端明显."双轨制"的技巧类竞赛模型可能更加适合中国当前的制度环境.只要对现有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进行适度调整,就可以将竞速类...     

官员晋升博弈的一个综合分析

晋升牵动官员核心利益,为谋取晋升,官员与掌握晋升权的上级之间经常演现理性序贯博弈。上级交替运用常规管理和非常规管理,官员对应采取正式谈判博弈、非正式谈判博弈与"准退出"博弈三种策略选择。正式谈判对于官员实现晋升效率往往不高,或者官员较难掌控;非正式谈判败坏党纪国法,亦有损官员间晋升公平,"准退出"选择则会架空上级政策意图,或造成官员反生产行为。新常态下为将官员激励搞对,进一步激发官员引领改革与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基于中央或上级立场需要相应采取措施:规引正式谈判,抵制非正式谈判,以及抑止"准退出"选择。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偏向分析——基于晋升锦标赛的理论视角

晋升锦标赛制度激发了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的积极性。然而,晋升锦标赛的激励导向与公共财政的合理支出结构之间有内在矛盾。由于与官员晋升指标的弱相关性,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长期低于社会需求水平,降低了社会福利。因此,必须通过一些措施、机制等,降低晋升锦标赛的强激励,促进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     

地方官员的最后任期：沽名抑或逡巡——基于辖区企业经营预算视角的实证考察

地方官员临近退休期时的晋升激励消失,其可能会因此趋于保守,也可能为追求“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的美好从政声誉而更加积极。为此,选取辖区企业经营预算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在地方官员的最后任职期,辖区企业预算收入增长率提高,预算松弛降低,企业预算完成度降低,且结果仅在非中央企业、政治关联以及法治水平较低的样本中成立;企业提高预算完成度并不会导致下年度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地方官员最后任期会减少辖区企业通过盈余管理完成预算的行为。文章结论更好地揭示了地方官员最后任期对辖区企业经营预算的影响,为规范临近退休干部制度和管理企业经营预算提供了参考价值。     

论我国地方政府竞争激励机制的优化

地方政府的竞争实质上是一种激励机制,主要由竞争标的和评判准则两个要素组成。长期以来,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主要表现为官员晋升锦标赛,它使地方政府获取了为增长而竞争的强大动力,但同时也使地方政府为了经济的增长而忽略了环境的保护、民生的改善等,因而需要对既有的地方政府竞争激励机制进行优化,一是优化竞争标的的设置,二是优化评判准则的设置。这样,地方政府竞争就不再是仅仅起到激励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是更为切实、广泛地产生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民生改善的正面效应。     

地方利益冲突、地方保护主义与政策选择分析

地方利益是以地方政府官员、地方企业与本地居民为主体形成的共生型集团利益,涉及到地区产业发展、区域市场进入与竞争、公共资源与投资分配等多个方面;地方利益冲突与地方保护主义是地方利益主体围绕产业、市场、公共资源与投资利益竞争的结果,政绩显示与政治晋升作为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基本目标。受其他地方政府官员行为的影响。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起协调地方利益冲突与统筹区域发展的职责。     

官员晋升激励与政策执行绩效的实证研究

中国特殊制度背景对政策执行的影响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但目前尚未得到统一结论。这是因为,一是学界缺乏能够测量中国特殊制度背景的量表工具,二是当前的实证研究大多采用案例方法,很难同时分析多种关键变量对政策执行绩效的共同影响。通过对官员晋升激励、目标管理责任制等概念的操作化和测量,并将"政策特性视角"和"激励机制视角"相结合,考察了在政策模糊性和冲突性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官员晋升激励等中国特殊制度背景对政策执行绩效的共同影响。     

投资驱动、土地依赖与地方治理——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2003—2010)

寻找影响地方治理水平的因素从而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向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从财政社会学理论出发,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加剧了政府与社会紧张关系,从而恶化了地方治理;而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则是源于官员政绩考核与上世纪经济分权改革的制度设计。运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本文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在晋升激励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则是影响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则恶化了地方治理,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规模投资则进一步"锁定"上述逻辑链条。此外,上述影响机制在地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上述发现对于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有着重要启示。     

财政分权与官员晋升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基于文献的分析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既不利于环境保护和公众健康,也不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地方政府作为环境政策的实际执行者,其环境治理行为受到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激励。基于现有文献从财政分权、官员晋升两个维度梳理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官员考核机制的科学化,从而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高质量发展。     

经济发达地区福利结构差异的政治经济分析——以辽宁、浙江和广东三省为例

1994年中国分税制改革后不同区域的福利水平和福利模式逐渐趋异。例如,辽宁省在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类福利支出较高而教育类福利支出较低,浙江省的教育福利类支出较高而社会保障类支出较低,广东省对于这两类福利支出的比例都偏低。福利支出结构的差异源自于这三个省份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政商关系。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地方官员,为了推进地区GDP(晋升指标)增长和扩大税收,会在福利支出的结构上跟随当地主体类型企业的福利偏好。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教育事权与支出责任

目前,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教育支出状况基本反映了法律法规对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教育事权的划分,但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受到外溢效应指导原则的单一影响,地方政府在学前、义务、高中、高等四级教育体制中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二是缺少对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教育经费投入和保障机制的制度安排。此外,财政分权、财政自主性与地方政府的支出结构和效率存在着密切关系,对已有文献的综述表明,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会显著地降低公共教育等非经济性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据此,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增加中央政府对教育产品和服务的支出比重;二是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教育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制度框架;三是优化转移支付结构,适当向教育倾斜;四是改革地方政府考核机制和地方官员晋升标准。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偏好解析——以教育和行政管理支出为例

参照传统研究的逻辑无法解释地方政府对同属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的行政管理和教育支出“厚此薄彼”的现实.基于非生产性公共支出直接利益归属的不同,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官员并非都存在追求职位晋升唯一目标,经济绩效也并非决定地方政府官员晋升的唯一因素,社会网络资源对其晋升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国式财政分权的总体效应是抑制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力度,而刺激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而且行政人员规模的增长在刺激行政管理支出膨胀的同时,对教育支出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     

中国式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

中国式分权的典型特点是以政治集权为实施背景,政治经济双重激励下各地方政府针对FDI展开激烈的优惠政策竞争,这些竞争会通过降低流入外资质量或提高外资企业相对竞争力的方式影响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本文利用1995--2006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考察了分税制改革后财政分权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FDI可以显著提高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财政分权带来的恶性引资竞争会阻碍这种促进作用;分地区回归表明,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不会阻碍FDI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引资质量较低,FDI会阻碍区内生产率水平提高,并且地方政府竞争会加剧这种阻碍作用。     

政策扩散机制的类型研究——基于浙江省湖州市的环境政策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绩效竞争压力和官员晋升激励下,积极推动政策扩散,政策扩散已成为政府推进改革、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抓手。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湖州市形成了环境政策扩散的"湖州样本",以此为参照,基于创新型政策从"发源地"到"采纳地"空间流动路径的维度,总结了中国政策扩散的三类机制:上级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政策扩散机制、下级政府发起的"自下而上"政策扩散机制、政府间横向的政策扩散机制,描述了三类政策扩散机制的含义、动因、特点及在"湖州样本"中的具体表现,以解释、预测中国政策扩散实践,为国内政策扩散机制研究提供参考。     

城市环境治理投入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博弈

文章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城市环境治理上的博弈,并提出地方政府应提高自身的政策执行意识和服务意识,中央政府应该加大对地方政府的物质激励,政治晋升方面的激励,循环经济的推广使用;环境治理问责制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城市环境治理投入,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把GDP放在干部考核的合适位置

GDP是反映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它也逐渐成为干部考核的重要指标,在一些地方GDP成为衡量干部政绩、决定干部升迁去留的决定性因素。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把GDP放在干部考核的合适位置,以引导干部创造实实在在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