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部制改革的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以路径依赖为视角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总是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而无法摆脱,这是典型的非良性路径依赖的“锁定”状态。当前正在进行的大部制改革,同样面临着非良性路径依赖的挑战,具体体现在思想观念、制度体系、组织行为上的非良性路径依赖。大部制改革要取得成功必须打破非良性路径依赖,实现路径替代,这需要在更新观念、政府职能转变、遏制部门利益、配套改革上作出努力。     

十八大以来我党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贡献

十八大以来我党对行政体制改革的新贡献,主要集中在行政审批改革进一步精简放权,大部制改革扎实推进,行政管理改革不断创新,机构编制改革渐趋完善,等等。我党通过不断创新行政体制改革,努力打造一个亲民、便民、为民的全新政府。     

帕金森定律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机构改革评析——以政府雇员制和大部制改革为例

自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行了多次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似乎总难以跳出"膨胀—精简—再膨胀—再精简—膨胀"的循环怪圈,帕金森定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本文基于帕金森定律的视角,从制度设计和实践两个层面来评析政府当前的雇员制改革和"大部门体制"改革。     

加强和完善我国公务员考录制度的对策思考

公务员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行政机构的高效与廉洁,关系着国家行政运作、社会成本的高低和执政风险的大小,因此,建立完善的公务员制度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健全的考试录用制度则是公务员制度的"人口"和"阀门",决定着公务员队伍素质高低,并能有效解决行政机关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从而体现了现代社会的民主、公正、平等。对于建立法治社会、提高政府效能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浅析深圳“大部制”改革的作用及改革中需注意的问题

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随着中央将“大部制”改革确定为我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途径，国内一些城市也对“大部制”改革进行了积极地探索与实践。深圳在遵循中央关于“大部制”改革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于2009年明确提出对政府机构实行“大部制”改革。深圳此次“大部制”改革最大的亮点在于提出了要按照行政决策权、行政执行权、行政监督权相互分离相互制约的要求对行政机构进行重新整合的“大部制”改革方案。深圳此次改革，因其范围广、力度大，而受到广泛的关注。本文在对深圳“大部制”改革的背景、动因、改革的亮点与作用等方面进行剖析的基础上，就此次改革在实施的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以期对此次行政体制改革能有所深入的理解。     

政府体制改革的法律思考

政府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了多次的政府体制改革，但是却陷入了一个“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坚圈。究其原因，改革当中缺乏完善的法制保障为其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要使政府体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就必须运用法律规范政府的职能、调整改革的运行以及健全相应的保障制度。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研究与展望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是我国政府大部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措施。在推进大部制改革的过程中,部分地方政府进行了积极实践和有益探索,提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理论问题,学界对此进行了一定研究。分析地方政府推进大部制改革的实践经验,总结当前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于完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     

制约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因素

地方政府双重角色的冲突、分流人员面临的巨大就业压力、编制管理的软约束等构成了制约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因素。地方政府在推行机构改革时要认识到这些因素并最大限度地化解它们 ,防止改革又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历史怪圈。     

组织理论视角下“大部制”改革探究

广东顺德"大部制"改革,41个机构变成16个,上海浦东政府机构数量大幅精简,天津滨海新区着手十项改革,"大部制"改革正以接力棒的形式向全国蔓延。从组织理论上看,"大部制"改革是调整组织结构、应对组织环境的重要措施之一,但在现实的实行过程中,"大部制"仍然存在一些困境,必须有相应的解决措施,才能保证"大部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论高校管理机构的“大部制”改革

高校管理机构大部制改革与学术本位取向和精简效能目标是内在一致的。当前,我国高校存在行政本位、机构臃肿、管理低效等弊端,在其管理机构中推行大部制改革,是向学术系统分权以复归学术本位,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管理效能和效率的需要,是遏制高校科层化倾向的合理选择。改革路径主要是加快行政职能转变,强化管理机构的服务功能;合并重组职能部门,精简管理机构和行政人员;推进管理重心下移,扩大基层和学者的自治权。此外,改革须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为前提,并应加强制度和文化建设,构建刚柔相济的保障体系。     

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理论与利益的复合博弈

作为美国公共行政学的两大主体流派,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的博弈自美国建国之初就已初现端倪。威尔逊的研究使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他所确立的“公法执行”的学科定位同时奠定了管理主义作为公共行政理论发展主流的学科地位。而宪政主义正是不满于公共行政的执行地位以及公民资格的弱化而与管理主义的公共行政观展开了复杂的博弈,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博弈的背后不仅仅是“效率”与“公正”的对立,还深刻演绎着理论阵营发展与现实利益发展的矛盾。     

以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指导和探索公安管理改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治国方略,对于公安管理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应以构建和谐社会战略思想的理论原则和思想方法为指导,从公安思想政治工作、公安绩效考核管理机制、警务管理机制、执法管理机制及警民关系等各个方面,总结公安管理改革的实践经验,探讨公安管理改革的路径与策略问题,从而推动公安管理改革的新发展。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制度探讨

行政诉讼法律适用制度为人民法院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供了法律依据,其实质反映了不同国家权力的配置及其相互关系。目前,我国该项制度存在诸多问题。问题的解决不仅要完善立法技术,而且要在合乎宪政体制的前提下,合理确定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及其界限。     

新宪政论与中国政治科学——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科学

在《新宪政论》的启发下，文章主要围绕着为什么要发展新宪政论，什么是新宪政论，以及新宪政论与中国政治科学的关系展开论述。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关于当代政治科学的危机的概述；从原则上说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科学；“新宪政论”的基本价值预设；“新宪政论”初步探索的理论来源；“新宪政论”对于发展中国未来的政治科学的意义。     

政府改革研究的一大力作——读《政府改革论纲》

《政府改革论纲》一书对政府改革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该书一方面提供了政府改革研究的一个总体框架性认识,考察了政府发展的四个阶段和政府模型的历史演变,进而提出了我国政府改革的目标模式;另一方面,运用了复杂系统思维的方式来分析政府管理的社会系统,并对针对全球化浪潮的“国际行政”这一新概念作了更具体的分析。     

加入WTO与创新政府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理共同的选择。在WTO机制下 ,我国政府行政指导面临着强化和提升的紧迫性。主要表现在 :寻求与WTO法律体系框架的一致 ,满足市场自由化规则和政府积极有为价值观 ,消解企业对加入WTO的不适及其困境 ,为行政改革提供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创新行政指导的路径与对策是 :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生活的民主化、行政指导方式方法的艺术化和法制化等。     

中日法院书记员体制之比较--兼谈我国法院书记员体制改革的走势

通过对中日两国法院书记员遴选、任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比较 ,探视中国法院书记员体制改革的垢弊 ,提出我国法院书记员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发展中的全球行政改革 --动因、理论变迁与经验启示

自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由于全球化的挑战和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失灵,在西方发达国家继而蔓延全世界,出现了一股行政改革的浪潮.当代行政改革倡导公平、民主、社区主义和合作的理念,形成了新的公共管理模式.这一切对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行政改革具有着深刻的借鉴价值和理论内涵.     

前置治安审批制度改革后行业场所治安管理的基本思路研析

行政(治安)审批制度的改革给传统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模式带来了巨大冲击。要依法履行管理职责,就必须结合现代警务运作机制的改革,更新管理理念,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管理模式,逐步构建以“告知、检查、处罚”为核心的专业治安管理机制,并通过整合社会行政管理资源,探索行业场所治安管理的社会化方向。     

清末民初梁启超二元政体观念研究

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梁启超积极参与立宪运动,他对于立宪之初中国政体的规划是一种"二元体制",在国会参与政权的同时君主也保留相当的权力。民国建立后梁一方面反对民权激进派极力扩张国会权力、强硬坚持政党内阁制,主张保留总统一定实权;另一方面又反对袁世凯无限制扩大行政部门权力、甚至不惜帝制自为。梁启超强调立法与行政两部门之间的平等地位与权力平衡,他依然坚持着其二元政体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