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早期革命生态探析

在社会稳定期,农民阶级一直是社会精英活跃的历史背后的巨大场景；在社会变革期,农民则在精英的引导下从幕后走向前台,从边缘进入中心,成为历史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但是,早期苏区乡村社会的革命生态并不尽如人意,农民的保守性、中共党组织的涣散、有限的凝聚力与活动经费的短缺,这些都是革命者必须面对的课题.走向乡村的中共党人之所以能成为革命的“播火者”,正是通过其耐心而又细致的工作赢得了乡村社会的认同,凭借其对革命的信仰和对人民群众的亲和力把农民动员起来,最终汇成革命的洪流,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之力、坚思不拔之志和脚踏实地之功.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戏剧研究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推动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戏剧文艺活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参与乡村新文化建设,推动了中心工作,促进了华北乡村的文化生态和社会面貌的改变。中共领导发动了旧式艺人、乡村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相继参与戏剧演出和剧本创作,使群众同时成为乡村戏剧的受众和主体;引导剧本内容由娱乐为主向政治教化为主转化,主题从抗战救国向翻身解放、从倡导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向倡导翻身解放的民主主义演变。这些举措,以戏剧为媒介与乡村社会有效互动,有力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引领了文化走向,实现了对农民的政治动员并赢得了意识形态在基层农民中的认同。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乡村戏剧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推动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乡村戏剧文艺活动,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参与乡村新文化建设,推动了中心工作,促进了华北乡村的文化生态和社会面貌的改变。中共领导发动了旧式艺人、乡村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相继参与戏剧演出和剧本创作,使群众同时成为乡村戏剧的受众和主体;引导剧本内容由娱乐为主向政治教化为主转化,主题从抗战救国向翻身解放、从倡导抗日救国的民族主义向倡导翻身解放的民主主义演变。这些举措,以戏剧为媒介与乡村社会有效互动,有力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引领了文化走向,实现了对农民的政治动员并赢得了意识形态在基层农民中的认同。     

“理性”的对抗与博弈:山东解放区支前民夫组织中的中共与农民

支前民夫是保证中共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力量。相对兵员的征集,解放区民夫组织动员的难度更大。从社会学理性选择理论的视角来考察,保卫现实土改利益与乡村道德的合力推动着农民的正向革命行为选择,而形势判断与时局变化、最大化利益的追求与考量、"搭便车"心理等因素则干扰、破坏和消解着这种正向性。面对农民的现实"理性",中共以积极灵活的"理性"予以干预、引导和应对,使其政治目标与农民利益诉求在相互对抗、博弈、妥协和不断调适中逐渐走向契合。这一艰难过程充分展示了中共乡村革命动员真实复杂的历史面相。     

歌声中的革命: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民歌的改造(1931～1945)

将文艺宣传延伸至乡土社会的神经末梢,深入到人民大众的心理,将松散的农民群体纳入到革命的组织体系中,实现上层政治理念与底层农民意识的有效联通,是中共的独特政治优势。抗战时期,中共不断深化对民歌"宣传政治"功能的认识,并创造性地在传统民歌中植入革命、抗战、生产等新鲜元素,使传统民歌实现了从"延续传统"到"融入革命"的话语转向与主旨重建,从而建构起一套运用革命话语、输出革命理念的新民歌文化体系。改造后的民歌既是中共革命话语的有效载体,又是民众表达心声、构建政治认同的另类途径,"歌声中的革命"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道别样的风景。     

乡村社会的革命：以大革命时期农民动员为中心的探讨

大革命时期中共通过领导农民协会,支持、组织农民抗捐抗税斗争,直至夺取乡绅控制的基层政权,较为成功地"介入"了乡村政治。政党政治"介入"乡村,冲击了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开始打破乡村政治的平衡。中共将阶级斗争理念植入乡村社会,通过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为农民争取经济利益的斗争,赢得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中共能够在乡村社会立足的关键。国民党依赖乡绅施行治理的乡村改良路径不能满足农民的诉求,始终未能赢得民心。国共两党"介入"乡村政治始于目标一致,终于分道扬镳,阶级立场的差异预示了乡村政治斗争的最终结局。     

基层控制危机: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共农民协会重兴问题研究——以江西、福建两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农民协会作为大革命时期中共整合乡村社会,动员农民参加革命的组织,在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基本上被国民政府解散.为了发动土地革命和组织农民运动,中共中央提出,重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会政权,并把它作为乡村政权改造的重要途径.后来,中共发现利用农会政权改造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目的很难达到,于是提出了取消农会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但是,在此过程中地方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往往落后于中共中央的决议,从而使中共中央设计的组织农民和控制乡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基层党组织和革命群众所推行的组织形式之间产生较大的差距,从而带来了基层社会控制危机.     

革命性与娱乐性:中共与民众互动视野下的苏区戏剧

苏区戏剧具有教化和娱乐两大功能,中共与民众各有取舍。中共注重新剧的功利性,民众看重旧戏的娱乐性。在革命话语中,中共对旧戏或禁演,或改良,新剧的政治教化功能则被不断强化。由于种种因素,新剧在很多时候又处于困窘中。与中共的革命威权相比,民众却有很强的"隐忍力",以致旧戏在乡村社会屡有上演。在演戏与看戏的互动中,中共依然牢牢掌握着主动权。     

消“毒”:中共对华北地区乡村戏剧的改造(1937～1949)

戏剧是中国乡村社会中最流行的大众化的表现艺术之一,具有娱乐和教化的双重特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将其视为战时政治动员途径的理想选择。然而,旧剧存在服务旧秩序的诸多"毒素",无法适应中共战时的政治需求,改造者为此开始了消"毒"的过程,凭借改编旧剧、编演新剧和政治训诫等技术运用,终至建构起一套属于中共革命意识形态的戏剧文化。经过政治强力的戏剧改造,中共政治文化的话语体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渗入乡村文化中,潜移默化地教化乡村群众,成为他们感情的疗伤剂,实现了中共政治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与共鸣。     

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概念的中国化理解与运用

"社会革命"概念在中共成立以前就已经传入中国并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所使用,中共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自觉地用社会革命来规划奋斗目标,毛泽东把社会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以此指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社会主义改造是对社会革命理念的践行。改革开放以来的深刻社会变革也是一场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概念在中国的传播、理解和运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微观面相。     

试析衙前农民运动对中共创立时期乡村革命的探索

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由早期党团员组织领导的农民运动,主要领导者沈定一是当时探索乡村革命的主要先进知识分子之一。衙前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者在理论上对此前先进知识分子的探索进行了继承发展,更可贵的是开始了新式乡村革命的实践。目前没有资料显示中共一大对其发生影响,它有别于中共一大的工作重点,在乡村革命的组织、动员模式,乡村革命的经济政治目标和斗争方式上都作了开拓性的探索。不足是忽视乡村党组织建设、武装斗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低,理论和实践脱节等。     

革命运动中的生计危机——以江西苏维埃革命为中心

革命爆发前后的社会生计危机,是促成中共革命扩散的重要社会经济背景。这种危机既源自民国初期南北战乱所激化的财政和金融危机,以及传统产业及其相关行业在现代工商业竞争下的市场生存危机,又显现了革命运动纵深演化的内在趋势和城乡经济关系链条断裂后民众日常生计的窘迫反应。遍及城乡、引发恐慌的社会生计危机,特别是刺激人类原始本能的粮食危机,实际上要比农村社会的地权集中和租佃制度,更易造就革命传播的即时性心理氛围。适当跳出"土地革命"的惯性思维,从近代以来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市场的密切联系,考察中共革命兴起和演变的复杂过程,是研究中共革命史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     

“寻乌调查”与中共革命的微观阐释——以对毛泽东《寻乌调查》的史料补充为基础

就史料的丰富性和互证性而言,位于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寻乌县,极适合作为研究中共地方革命缘起过程的微观样本。这不仅得益于1930年毛泽东在这里开展了未受农村或土地革命视野所局限的"寻乌调查",而且由于当地留存了许多可以印证、补充乃至更正《寻乌调查》的其他史料。以《寻乌调查》对革命的观察和记叙为基本线索,辅以寻乌当地族谱、当事人记录等史料,可以概括中共在寻乌的革命缘起过程,大致与三种因素的逐层演进密切相关:首先,清末以降的学校教育变革和北京、梅县、平远、赣州等旅外城市的辐射性影响,促使寻乌县的读书人呈现明显的代际分化,这种代际分化作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在读书人群体中的投射性反映,成为中共革命缘起的社会动因之一;其次,从传统士绅家庭和普通地主家庭中,寻乌县诞生了最早一批倾向革命或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既以革命思想、旅外参加社会运动的经历以及基于新兴社团的文化认同为其走向革命的引力,又潜在地含有与本县权势阶层或政见不同的读书人群体展开抗争的心理动机,由此在寻乌当地引发了革命分化的社会过程;最后,随着1927年后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一些返乡的寻乌籍中共党员借助正式或非正式的学校教育制度、旅外求学过程中形成或移植的社团组织,以及以兄弟血缘关系为核心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将国共分裂事件和寻乌当地的革命分化过程,由旧文化视野中的"秀才革命",放大为一场向底层社会广泛渗透的社会革命运动。     

抗争与妥协:近代城乡关系的发展与乡村革命——以一九二八年的永定暴动为例

随着早期现代化因素由城市向乡村的深入,近代中国城乡关系呈现出两极化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城乡之间的联系性加强;另一方面它们的对抗性矛盾加剧。1928年的永定暴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发生的。在暴动中,农民要求攻打县城,并错误地提出了杀尽城里人的口号,中共永定县委对此强烈反对;在攻城失败后,县委把农民暴动引向了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农民因敌我力量悬殊转而被迫向敌人妥协求和,遭到中共党组织的反对,并导致了部分求和代表被暗杀。1928年永定农民暴动反映了近代城乡关系发展和变化,也是中共推动革命发展的生动例证,它体现了中共和农民在革命方式选择上的不一致性及中共农村革命的复杂性。     

在高校中建党: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个特例

高校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但由于受到党的政治路线与知识分子政策的影响,高校党在中共体制内,经历了从1927年前的"摇篮和策源地"到1O年内战中的被"边缘化",再由抗战时期的"先锋与桥梁"到建国前的"第二条战线",这一不寻常的发展过程.这既体现了中国革命的曲折性,又反映了中共党建的特殊性;同时它也为中共在非无产阶级群体中建成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革命与象征:民主革命时期“列宁符号”的建构与传播

"列宁符号"是指中共运用列宁名字、肖像、忌日等象征来对一些具有重要革命意义的时间、空间、生活物品等进行建构装点的政治符号产品。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借助"列宁符号"的时间建构与传播,树立中国革命形象、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进行中国革命动员;借助"列宁符号"的空间建构与传播,推进中共革命社会化、进行中共革命教育、传播中共革命理念;借助"列宁符号"的生活建构与传播,传播中共革命象征、促进中共革命认同、传播中共革命信仰。通过革命领袖进行革命符号装点的做法,使得中共革命成果马克思主义化,借助"列宁符号"时间化、空间化、生活化的物质载体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今后中共政治符号建设提供了诸多启迪。     

闽浙赣苏区赤色工会再研究

中共革命转入农村之初,乡村工人是苏维埃最可靠的群众力量,尤其是贫雇农、手艺工人的普遍入会。从根本上改变其经济关系与生活条件不仅是打破传统社会规则的关键环节,也是巩固农村革命基础的紧要工作。伴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乡村动员方式也逐渐转变为增产运动。此后苏区社会的革命劳动伦理之所以能够快速取代旧社会规则,其根源在于实现了乡村动员与生存诉求的高度契合。集中以赤色工会所属会员为主体,革命化生产关系的持续发展,推动了会员劳动观念的更新。经过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再造,中共不仅成功扭转了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建立了完整的社会组织体系,也完成了革命化的乡村社会变动。     

民俗节日与革命动员: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1937~1949)

革命动员的成效依赖于动员路径。1937~1949年间,中国乡村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民俗节日——春节成为中共革命动员的理想路径。经过中共一系列政治技术运作后,华北根据地、解放区乡村社会中的春节经历了从延续传统到革命化的变化过程。春节的这种变化不仅是中共革命动员有效性的表现,实际也是中共政治文化改造乡村民俗文化的结果,折射出华北乡村社会民俗文化在近代战乱环境中的演进形态。     

革命与农民：中共对农民革命的认知演进与理论建构

中国知识分子以救国初衷引入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天然"的精英立场。农民以其国民主要组成部分和人多力量大的逻辑为革命所需,并与工人合而为一成为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随着建立民主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这一要求出现,农民阶级地位逐渐清晰并成为联合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阀和帝国主义随之成为农民革命的基本目标。在共产国际反对地主的一贯要求和进行土地革命的政策指导下,中共逐渐对农民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在农民革命问题上提出了反对地主的基本要求、确定了土地革命的基本路径、形成了耕地农有的基本目标,初步完成了农民革命的理论建构,在革命话语中也实现了由革命需要农民到农民需要革命的逻辑转变。     

适度积极:乡村振兴的路径优化

乡村社会是一个稳态的留守社会,乡村建设能为留守社会保驾护航。发挥留守农民的主体性,将乡村建设成为留守农民的美好家园,是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中国农村的经济建设和公共服务已取得了很大成就,乡村建设最大的短板是社会问题与文化的缺失,重点应该是补短板,以社会和文化建设为重点。当前乡村振兴已经出现过热的状况,产生了"猛药依赖症",应根据乡村留守社会的特征和需求,倡导一种适度积极的乡村振兴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