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

自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后,危险犯在现代刑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众多的危险犯理论问题中,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一直是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之一。分析认为,抽象危险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将危险犯分为具体危险犯和抽象危险犯目的在于从认识上明确危险具有程度之分,具有一般和严重之分,具有抽象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之分。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分类、判定的客观理解,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加强对危险犯的认识,便于司法判定。     

刑法视域下的醉驾性质研究

《刑法修正案(八)》增设危险驾驶罪,使得醉驾成为其行为模式之一,由此引发的刑法理论界对醉驾的研究也可谓是如火如荼。从刑法视野下醉驾的定义入手,分析我国刑法对醉驾处刑的社会和理论根基,并从"人本主义"刑法观和刑法善治的观念出发将醉驾行为模式下的危险驾驶罪定性为准抽象危险犯,提出在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具有任何危险的醉驾行为应否给予刑事处罚这一理论和实践难题的方案。     

组织犯本体论

共犯人中的组织犯是最危险的共同犯罪人。由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均无组织犯这一概念 ,其只是存在于俄罗斯等现行刑法之中。我国刑法虽没有明确规定组织犯 ,但理论上是存在的。在当前形势下 ,为了更好地打击此类犯罪参与人 ,研究组织犯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拟从组织犯概念和其构成特征这两个角度进行探讨 ,以期对组织犯有一个更理性的本体认识 ,旨在推动我国对组织犯理论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行政犯概念初探——以我国法律为依据

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行政职能范围日益扩大,刑事法律规范将越来越多的行政违法行为纳入其中予以刑罚惩罚,是为行政犯罪。本文通过对刑事犯与行政犯之区别观点的介绍,以我国刑法对犯罪概念的一般规定和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为依据,从质和量两个方面对定义行政犯进行了初步探析,揭示了行政犯的二重属性,行政犯的成立与行政法律规范和刑法分则罪刑规范的关系。     

论我国刑法中不能犯条款的增设

不能犯在我国的传统刑法理论中一直作为可罚未遂犯的一种类型存在着。但由于在我国的刑法典中并没有不能犯的有关规定,故法学研究及司法实践均缺乏＂规范＂基点。在不能犯是否入罪,是否可罚以及如何处罚等问题上学说林立;在司法实践中,不同法院对不能犯的处罚标准也不统一,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混乱。综合各国的立法实践,我国应在刑法第23条第2款中以＂但书＂的形式增设不能犯条款,同时通过对不能犯行为的描述间接说明不能犯的概念。     

转化犯与法律拟制之关系辨析

转化犯是指在实施某一故意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因又实施了一行为或者出现了某一较为严重的结果,而超出了原基本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基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刑法特别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发生了转化,并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某些刑法条款之所以既被认定为转化犯条款又被认定为法律拟制条款,主要是因为转化犯与法律拟制之间存在转化犯内涵的法律拟制性和转化犯外延的法律拟制性这两个方面的关联性。而这就决定了转化犯与法律拟制的主要差别在于其外延的大小。详言之,转化犯条款中仅包含了对客观行为的法律拟制类型中将数罪拟制为一罪和将此罪拟制为彼罪的情形,以及对主观方面的法律拟制类型中部分法律拟制条款。     

危险驾驶行为刑法规制的立法完善

《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危险驾驶罪一定程度上严密了刑事法网,对预防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提升人们交通安全意识意义重大。但是,该罪也存在入罪价值取向不明、构成要件设计粗疏、刑罚配置不合理等诸多不足。只有厘清针对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价值取向,将与危险驾驶罪相关的过失危险犯、危险犯、实害犯都列入刑法的视野,从而划清该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刑罚配置的问题才能得到合理解决。     

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及其罪过形式

犯罪可分为实害犯和危险犯两种。危险犯是指实施危害行为后以出现某种法定危险状态作为其构成要件的犯罪。由于危险状态是可以进一步发展为实害结果的,因此,行为人在实施危险犯罪时,其对危险状态和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所形成的心理联结状况会呈现多种模式。对于危险犯而言,在罪过形式认定上应以行为人对犯罪构成中的法定危险状态的认识和态度来判断。尽管行为人对可能发生的实害结果的心理态度并不能作为其罪过形式,但这一心态在主观上对危险犯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与另一种心态模式的危险犯在主观上区别开来,它是一种主观超过要素。司法实践中,正确分析危险犯的心理联结模式及其罪过形式,对于准确认定犯罪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刑法关于危险犯的规定仍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应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浅谈遗弃罪的主体

遗弃罪是我国刑法中重要的一个罪名。关于其主体的相关问题,具体来说,其主体是身份犯,还是非身份犯,各学者有各自的观点,也有不同的理论。在阐述和分析各种理论的基础上,得出自己对于遗弃罪主体是否是身份犯问题的解答。     

论渎职罪的类型

渎职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犯罪行为.目前刑法学界通说认为渎职罪属于结果犯.但笔者认为渎职罪与传统刑法理论中的结果犯具有不同特征,相反却符合行为犯的特征,应将渎职犯归类为行为犯,并以此为基础厘清渎职罪在主观罪过、因果关系以及犯罪形态等方面的特征.     

我国缓刑制度的不足与完善——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人类刑罚的发展趋势是由严苛走向轻缓,缓刑制度作为替代监禁的行刑制度,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运用社会力量监管犯人,使犯人改造不脱离社会,并且可以节省费用,优点较多,适用范围不断扩大.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对缓刑适用条件进一步完善,法院可以发出禁止令,建立了缓刑社区矫正机制,规范了缓刑的考察制度.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加强监督,积极参与缓刑犯的改造,保证缓刑犯改造的效果.     

论危险驾驶罪中“道路”之认定

"道路"是危险驾驶罪发生的空间范围,合理界定"道路"范围对于正确认定危险驾驶罪具有重要意义。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侵犯的客体为道路交通安全,对危险驾驶罪中"道路"的理解应重点把握道路上发生的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对交通安全造成一定的危险状态。危险驾驶罪中的"道路"和交通肇事罪中的道路有一定的差异性。从严密刑事法网和节约立法资源的角度,应当考虑将危险驾驶的空间范围扩展至铁路、航空和水路,以应对此类社会危害行为。     

论刑法之根基——以人性、人道、人权“三人主义”为视角

刑罚最适度的害恶,即合理的惩罚力度往往基于人们对人性弱点与特点的取向。刑法对惩罚基因的确认,就是对人性恶的预设,惩罚进入运作则是对人性恶的现实评价。刑罚种类和幅度都被限制在社会认同的"人道"基础上。关于人性论的批判和人道主义精神的限制,引发了人们对人权问题的探讨。在刑法现代化进程中,加强对刑法理论根基的研究,有益于改变传统刑法"严刑峻法"的思维定势,树立现代刑法轻刑、宽缓、人道理念,也有助于贯彻"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基本国策。     

变造货币罪比较研究

尽管各国刑法大多在妨害货币犯罪中对变造货币行为予以规定 ,但是立法模式却各不相同。对其客观要件 ,中外刑法理论均认为是没有货币发行权的人 ,对于真实的货币进行加工 ,使其价值改变的行为 ,但我国尚有“数额较大”之标准。对其主观要件 ,中外刑法均认为只能由故意构成 ,但对本罪是否为目的犯则有不同的看法。此外 ,中外刑法理论对本罪的既遂与未遂标准等 ,亦有不同的划分。     

期待可能性理论评述及本土化思考

期待可能性理论源于德日刑法理论,在德日刑法体系中该理论是关于行为有责性的评论其内容可归纳为:法律不要求人们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实施适法性活动。源于对判例抽象的该理论,在法律的人性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理论本身也存在内容过于抽象和不确定等固有缺陷,是一种价值与风险并存的理论。该理论对我国的立法司法实践意义重大但应当思辨的看待该理论即在确立该理论的同时对其进行限定,明确其内容和适用的条件及范围,使之与我国既有刑法体系完美契合。     

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之教义学分析

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是伴随现代民用航空领域风险而产生的一类犯罪,其兼具行政违法性和刑事违法性。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专属于特定领域类型化犯罪,需要引入具有教义学方法导向的刑法学知识体系进行阐释。区别于犯罪概念,行政犯概念应当较之更为延展,因此,运用关系刑法论重构行政刑法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点,拓展行政犯概念,进而扩张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概念。我国有关民用航空领域行政刑法主要包括刑法典、具有行政性质的附属刑法以及规定有行政性刑事违法行为的相关行政法律法规,这些行政刑法中的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具体包括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罪和行政性刑事违法行为两大类。为了进一步认识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有必要对其前置性规范与罪状、违法性、违法性认识等问题展开深刻解读。     

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刑法的借鉴

期待可能性理论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界和司法界已得到全面确认和采用的一项基本理论。该理论体现了"法律不强人所难"的核心思想,表达了刑法对人性的关注和尊重,促使刑事责任建立在更加合理、人性的基础上。由于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犯罪理论不同,期待可能性理论在我国犯罪构成中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该理论所蕴含的价值是值得我国刑法借鉴和学习的。     

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问题研究——以《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界定的行政犯与我国刑法衔接问题研究为基点

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具有双重违法性、双重责任性以及较弱的伦理非难性等属性;考察危害行为的反社会伦理性和对民用航空安全法益的侵犯程度等因素,可以将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划分为非典型的行政犯和典型的行政犯两大类型。《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界定的行政犯与我国刑法在定罪、处罚的衔接过程中都存在着问题。运用轻罪制度对民用航空领域行政犯进行立法重构,可以弥合《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中界定的行政犯与我国刑法在定罪与处罚等方面的差异。     

不纯正不作为犯之作为义务探析

作为义务在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客观要件中处于核心地位,研究作为义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分析刑法中存在的作为义务理论来看,应当从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两个方面共同限定作为义务的范围。     

论腐败行为的刑事规制

腐败行为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国际性问题,我国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努力不懈,但目前在反腐败制度设计上呈现出前置性法律阙如、刑事法网粗疏、司法认定过宽等问题。为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制定合理的反腐败刑事政策;完善立法,将贪污贿赂犯罪由目前的数额犯、情节犯改为行为犯,兼顾情节;建立前提性的反腐败法律机制,使之与刑法规则一起构筑一道反腐败的防线;通过司法严格控制腐败,严厉入罪,避免通过司法解释进行变相的出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