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探究——以库珀行政伦理理论为视角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伦理的地位及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公务员在行政活动中难免出现行政伦理失范问题,伦理失范产生的社会危害必然也是最为严重的。本文以库珀行政伦理理论为视角,简述了我国目前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情况,并以库珀行政伦理理论为指南,提出治理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指导性对策,以此来推动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进程。     

略论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克服途径

公务员作为政府管理活动中事实上的主体,其人格的完善直接影响着政府活动的伦理彰显。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克服行政伦理失范的有效途径在于培养和完善公务员的行政人格,行政伦理实践由他律升华为自律,形成行政自律主导之下的他律与自律的统一,进而由行政伦理的自觉意识升华为行政伦理行为。     

行政伦理重构的制度化路径与实施机制

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克服行政伦理失范的唯一有效选择在于行政伦理制度化,即把对行政人员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制度化,它包括以公务员制度把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规范化、以党的各项规章制度把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纪律化、以法律法规把对行政人员的道德要求法律化和行政伦理制度化的实施机制等四个层面的内容。     

从“孟连事件”看行政伦理失范及其治理

行政伦理失范是行政权力的一种异化现象,它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8年云南＂孟连事件＂可算是行政伦理失范的典型案例。文章通过对孟连事件中行政伦理失范的表现的阐述,以我国尚处于社会转型期为基点,从行政人员多元价值冲突、行政制度、机制不完善两方面分析当前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主要原因,并从制度伦理建设以及个人伦理建设角度提出了行政伦理失范的治理对策。     

我国乡镇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研究——从公共行政的视角审视

乡镇公务员作为国家政策的直接贯彻者,其伦理导向直接影响到基层的社会稳定以及基层民众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公共行政理念以公共责任承担和公共利益维护为价值追求,以"为民务实清廉"为行政伦理导向。在党员干部思想作风建设过程中,以公共行政塑造乡镇公务员的行政伦理是必然要求。但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道德的失约与制度的缺位共同导致了公务员行政伦理的失范。因此,应当通过德性培育与制度约束来保证乡镇公务员的公共行政伦理导向。     

中国特色行政伦理建设路径探析

正处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在各种因素交织影响下，行政伦理失范现象时有发生，行政伦理建设已经成了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既具备以技术理性为特质的现代性，又留有传统性的烙印，“为政以德”、“选贤任能”等思想深深沉淀在行政价值中。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完善行政伦理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割裂传统文化，集两者之长，补其不足，从制度和教育两条路径共同构建中国特色行政伦理。     

用儒家文化引领公务员行政伦理的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公务员伦理失范现象日益突显,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也越加显得重要,加强我国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已是提高政府整体形象和公务员个体水平的一个重要工程。对比我国古代官僚伦理制度,以及对比西方国家公务员伦理制度起步较早、且发展比较成熟的现状,我国还没有统一专设的公务员道德法规或伦理法典等法律文献。因此,本文为我国公务员伦理制度建设的建立,提出用儒家文化来引领公务员行政伦理的轨迹。     

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与治理途径

行政伦理是行政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行政伦理失范本质上是公共权力的异化。在我国行政伦理失范的现象很普遍,造成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既有行政人员方面的,也有政治体制和行政环境因素。为此我们要从提高人员素质、优化行政环境方面入手对其进行治理。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综合机制

“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在当今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与科学发展观构成了新时期发展的基石，是中国共产党新的执政理念：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要实现由统治型向社会管理型、由管制型向公共服务型、由集中管理型向市场调控型转变，整合社会阶级、阶层关系，处理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关心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保障所有社会成员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行政伦理在“以德治国”的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应该加大行政伦理的研究力度，切实加强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这可以通过进一步完善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综合机制，培养其道德良知，增强其自律意识，以“德化”防止“腐化”，从而规范公务员的行政管理行为。     

腐败的行政道德根源及防治对策

行政道德失范是产生腐败的内在因素，具体表现在行政体制自身的“组织道德”失范和行政角色冲突下部分行政主体道德失范两个方面。因此，克服行政道德失范，需要从完善行政体制与改善公务员队伍建设两个方面入手。     

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范围、方式与权力边界

在社会转型、法治初创的社情下,由于种种原因,检察机关的行政法律监督较为薄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法律监督空位和监督不力的状况。这种＂缺位＂现象主要体现在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权力行使边界等基础的检察监督理论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和可行性监督路径。检察机关的行政执法监督的范围应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执法监督权方式可划分为检察监督侦查权、检察监督诉权、检察监督建议权三类。行政执法监督的权力边界,即行政执法监督权的行使应坚持谦仰原则和＂刑事先理＂原则,形成内外结合的权力制约机制和＂被动申请为主、主动介入为辅＂的权力启动机制。     

试论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行政伦理重塑

行政伦理道德建设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基础和道德保障。治理行政伦理失范、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必须坚持正确价值取向,深化改革,转变职能,健全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快行政伦理立法,加强行政组织文化建设。打造服务为导向的有限政府。同时,健全和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加强行政伦理道德教育,完善行政人员道德人格,以求重塑行政伦理的价值规范,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行政伦理道德体系。     

公权力优位文化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影响

公权力优位是中国权力文化的特点之一。尽管当代社会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伦理基础方面均发生实质性变迁,但公权力优位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深刻禁锢并影响着现代人特别是广大官员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比如过度适用刑法解决民事行政事务、“官本位”思想及公权力过度介入市民社会等都是典型例证。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应当以公权力优位传统文化为突破口,在刑事诉讼中要注意宽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和加强人权保障;要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力;进一步拓展和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把行政权力“装进”制度的“铁笼里”。     

以德行政与行政伦理法制化建设

以德行政是对传统官僚制的超越,其价值目标在于运用道德的力量规范公共权力,保障公共权力真正发挥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以德行政的关键在于实现行政伦理的法制化。我们应通过逐步完善行政伦理立法,设置行政伦理管理机构,优化行政人员内在的道德约束机制等途径,推动我国公共行政的道德化建设。     

有限理性下政府管制者的管制——基于中国行政语境的探讨

政府管制者是政府规制的执行者，其执行的效果直接影响政府规制的有效性。从有限理性人假设的理论框架入手，分析有限理性人假设在中国“双轨行政结构——功能系统”的行政语境中对政府管制者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管制者管制的路径：从法律规制、行政问责、第四种权力和社会团体的权力制约等方面来实现对管制者权力的有效监控，从而保证政府管制的有效实施。     

浅议行政伦理制度化的限度及其方式

政府的行政管理活动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必须使之朝着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社会公平的方向进行。要达到这一目标，仅靠法律、权力等硬性约束还不够，还需要探讨行政人员的自律问题。由此引出行政伦理建设问题。要进行行政伦理建设，最有效可行的方法就是行政伦理制度化。但要针对不同的行政伦理规范，结合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制度化方式。     

公民道德责任缺失引发的政府道德建设构想——广州“小悦悦”事件所带来的深思

重建公民道德责任，弥补监管上的漏洞，政府应在加强公民的道德感的同时，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并行与统一，完善行政权力的制约机制，规范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努力营造一个有爱心的、拒绝冷漠的和谐社会大环境。     

论现代化进程中行政人格的塑造

在广大公务员中形成普遍的、完美的行政人格是行政伦理建设的目的。应从行政伦理教育、行政监督和行政官员自身道德修养三方面来剖析行政人格的塑造过程,行政人格的塑造在国家公务员社会生活、特别是行政生活中是十分必要的。     

论要式行政行为的“要式”

要式行政行为和非要式行政行为是行政行为中的重要分类。要式行政行为中的“要式”,是既包括特定形式和遵守特定程序两者,还是仅指特定形式一者,在理论与实践中的表现不尽一致。通过历史考察和现实分析,笔者选择了后者,即认为要式行政行为中的“要式”,是指特定形式——某种书面文字或具有特定意义符号。行政法律中规定的要式行政行为便是对行政权进行特别控制的体现。如果“要式”行政行为缺失必要的“式”,该行政行为既可能“未成立”,也可能该行政行为因违法而无效。     

谈新制度经济学在警力资源合理配制中的运用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警力资源的配置还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主要表现为警力资源的稀缺和浪费并存,警力资源分配的机构层级失调以及警力资源流动的机制不畅等问题。新时期公安工作形势迫切需要我们进行合理的警力资源配置,以更好地维护社会治安。新制度经济学不仅为公安机关制度创新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而且为其制度改革实践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合理配置警力资源,不仅要通过正式约束诸如精简机构、制定职位说明书和竞聘上岗方面的建设,还要通过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的完善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