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贵的“放下”

高级知识分子的楷模——中科院院士、哈工大教授、我国激光专家马祖光，按他的造诣和学术水平选为中科院院士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但1997年学校推荐他是，他不让上报；1999年第二次推荐，他给中科院写信说“不够条件”，要求退回材料；2001年第三次推荐，是在校党委书记做了工作，他听从“党的安排”才签字同意上报的。     

可贵的“放下”

高级知识分子的楷模——中科院院士、哈工大教授、我国的激光专家马祖光,按他的造诣和学术水平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但1997年,学校推荐时,他不让上报,1999年第二次推荐,他给中科院写信说“不够条件”,要求退回材料;2001年,第三次推荐,是在校党委书记做了工     

可贵的“放下“

最近从一份杂志上读到这么一条消息:中科院院士、哈工大教授、激光专家马祖光,按他的理论功底和学术水平,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是名正言顺,理所当然的。但1997年学校推荐时,他不让上报;1999年第二次推荐时,他居然写信给中科院说自己“不够条件”,要求退回材料;2001年第三次推荐,校党委书记专门做他的思想工作,他才“听从党的安排”签字上报。学校分房子给他,他拒绝了。他说:“给我是锦上添花,给别人是雪中送炭。”他出席国际会议,大会发给500美元补助,他给实验室买了一套设备带回来,而他的儿子报考托福需要30美元,却四处去借。他的学生说:“知识…     

毛泽东说名道姓

我的名字叫毛泽东，泽东就是光泽大海，普照东方”毛泽东，字润之。后来又取字润芝。他曾对自己名字作过有趣的解释。１９５１年１１月，毛泽东巡视古都安阳，当知道陪同的地区专员叫程耀吾时，他开玩笑地说：“你这个名字不如我的名字好。”“我的名字叫毛泽东，泽东就是光泽大海，普照东方。”中国人传统名字从来是互补的，因此取名“泽东”，取字为“润之”。而毛泽东对自取的“润芝”来源，又作了另种说明。那就是在他青年时期就读于长沙湖南第一师范时，老师杨怀中推荐《胡文忠公全集》。毛泽东说：“我反复阅读后，觉得胡林翼确实值得…     

两张照片背后的历史掌故

<正>“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一1956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招待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的部分委员。会后用餐时,前来参会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手持请柬走到自己所在的第37桌,却发现桌上没有摆放写有自己名字的桌签。工作人员上前解释,说此前毛泽东看过名单,看到钱学森被安排在第37桌,特意亲笔把他的名字勾到第1桌,     

『小我』大人生--记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唐小我

初见唐小我教授,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的名字。他说:“读小学时总觉得别人的名字都那么响亮,自己叫“小我”太不气派,曾三番五次地要求父亲另改一个名字。父亲总是抚摸着我的头,慢条斯理地说:这名字不     

漫话假话

讲假话的表现一是“添油加醋”法。少数领导干部为升官捞取政治资本,不择手段弄虚作假,编造政绩,讨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与重用,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最典型的人物是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他敢于炮制虚假的政绩,被人称作“王大胆”,他有一个著名的“政绩观”:“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有本事,就能提拔上去,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且看他的“政绩”:他担任亳县县委书记时,有一年亳县乡镇企业产值只有几千万,但善于“变魔术”的王怀忠大笔一挥,上报材料中产值就变成了几个亿;在他任阜阳市委书记时,有一年阜阳市上报的…     

新华社“活化石”王唯真的延安岁月

算命的说15岁的王唯真只能活到30岁,而他却很高兴:如果自己能活到30岁,准能看到抗战胜利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就跟父亲说我要去参加抗日战争。当时父亲说,不是不让你去,你太小。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他说,你14岁算什么“匹夫”,18岁才算“匹夫”。到你18岁了,我带     

不该如此寂寞的胡先骕

“胡先骕”这个名字，已令今天的很多人感到陌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21E出版的《陆定一传》中，记载有1956年4月27日陆定一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毛泽东说到胡先骕的事。陆定一说胡先骕批评李森科的观点，看来还是对的。毛泽东问胡先骕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现称院士）吗？陆定一说：“不是，没有给。”毛泽东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然而，在1957年增补学部委员的名单中，还是没有胡先骕。     

邓小平的最后时刻

1997年2月，全体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邓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医院的报告说他已经病危。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境外的媒体就像那个总是高喊“狼来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这一次没有谁说什么．可是“狼”真的来了。     

毛泽东风趣释人名

毛泽东喜欢释人名,常常因人、因地、因时即兴而发,娴熟自如,妙趣横生。早年,毛泽东刚认识贺子珍(原名自珍)时,曾问她的名字是谁取的。贺子珍说:“是我自己取的。”毛泽东笑道:“啊,自珍自重,自己珍重自己;这名字挺好,也挺厉害的呀!”30年代,毛泽东曾在江西宁都养病。一天,他问卫生所负责护理他的小战士:“你叫什么名字?”“钱昌鑫。”“是哪几个字?”“钱币的钱,日曰昌,三个金字的鑫。”毛泽东一听,笑了笑说:“哈,你姓钱还不够呀,还要那么多金子!小心打你的土豪啊!”平易近人的毛泽东,就是这样经常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开玩笑,调节气氛。后来…     

一个日本老兵的战争忏悔

2005年5月19日,本多立太郎踏上了卢沟桥。这是他此生第4次“谢罪之旅”,很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4月,中日关系再一次陷入紧张状态后,他写信给北京的朋友说:“为了日中两国年轻一代的友好,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到中国来谢罪。我是当年     

大有讲究的“提名权”

《半月谈内部版》有一篇文章,提出要“警惕‘提名权’背后的交易”。文章说到抚顺市原市委书记周银校的“卖官”行径:“在周银校的5次‘卖官’行动中,有2次在他答应行贿者后,找到了当时正担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徐兴中,利用自己的‘提名权’予以推荐。”此处所谓的“提名权     

毛泽东和谭政的两次成功合作

1927年3月,一位来自湘江边的书生少年谭世铭,来到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武汉报名参军,就在那一刻,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谭政。1944年,谭政在陕北负责起草《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之际,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对他说:“你数一数‘谭政’两字是多少笔划?”又问:“你再数一数我‘毛泽东’三字多少笔     

盘点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最后一次”（一）

一提起周恩来的名字和风范，人们都会肃然起敬、心向往之。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美德和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他既是革命家的典范，也是普通人的典范。他一生大公无私，清正廉洁，光明磊落，谦虚谨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的晚年，他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照顾大局，相忍为党，所有这些，都在他的“最后一次”或“最后一个”中有所体现。他最后的请求和唯一的愿望，只是悄悄地、不留痕迹地把自己的骨灰，撒播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人生自古谁无死，活在人心便永生。他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必将世世代代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本刊将连载著名周恩来研究者秦九凤先生的《盘点开国总理周恩来的“最后一次”》以飨读者。     

党课(小小说)

县委李书记有个土得掉渣的名字———李狗娃。老李书记为官３０年,不知接触过多少高雅之士、显赫人物,但谁都认为这个名字与其身份不符,得改。而他竟不以为然,自我感觉这个名字没啥不好。市委党校举办老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班,年轻的班主任对着花名册点名,第一个名字就令他很尴尬。班主任嗫嚅半天,到底还是叫了一声“李书记”。叫了两遍,老李书记才知道是点的自己。他严肃地纠正:“这里没有‘李书记’,只有老师和学生,请点我的名字,‘李狗娃’。”引得老干部们一通哄笑。李狗娃站起来说:“大家别笑。我想占用几分钟时间,给大家讲讲这名字的来历…     

这样的“没有准备”好

不久前，笔者参加一次紧急会议，领导讲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仅用时两分钟。最后他说：“今天没有准备，讲的全是自己平时的思考。”     

谁为《求是》起的名

1988年3月21日,高扬召集方案小组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党校受中央委托主办党的理论刊物的方案》,会后报送中央。3月3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三届十八次会议原则同意这个方案,但对上报的刊名不满意。会议委托乔石、胡乔木、高扬重新考虑刊名。4月21日,中央确定新刊的名称为《求是》,邓小平题写了刊名。后来知道,这个刊名是李瑞环想出来的。有一次在全国政协开会,李瑞环对苏星说:“你们那个《求是》的名字还是我起的呢!”1988年3月上旬开人大常委会,胡启立坐在李瑞环身边,拿着一个写了一大堆刊名的单子在那里琢磨,他说《红旗》停刊了,新刊还没有…     

话说官样

在说官样之前,笔者先说一件小事。笔者在宝鸡一家工厂工作时,有位名叫王志华的厂长,衣着非常朴素,有次他到北京西单饭店开会,服务员说什么也不让他进门,他只好打电话让会务组来人把他接了进去。事后会务组的工作人员问服务小姐,为什么惟独不让王厂长进门,服务小姐说:“我看他那一身穿戴,就不像个当官的。”这位服务小姐的回答,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当官到底应该是个啥样子?其实,官样不仅是当官者的素质、气质、风度的外在表现,而且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阶级内涵。在我国的封建社会,凡是上了“品”级的朝廷命官,都是头戴乌纱帽,…     

穷不忘操 富不忘道

古时有“人穷志短,为富不仁”之说;时下有“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之虞,说的都是一种人穷人富时的道德操守。人穷是否志短?人富是否就要变坏?我看并不尽然。从古至今,许多人恪守“穷不忘操,富不忘道”的古训。他们在贫穷之时,不坠青云之志,怀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奋力拼搏;发财致富以后,又“富不忘道”,不仅不坑人骗人,而且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且不说古代的单雄信、柴进这些财主如何助人,就说近代的陈嘉庚先生。他少年时家境贫寒,17岁就飘洋过海,外出经商,艰苦奋斗,惨淡经营,后来成了南洋巨富。1919年秋回国,一心在家乡办学,先后办起了小学、中学、女师……。在世界经济危机时,英国垄断集团故意为难他,不让他办学,他愤然地说:“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他变卖了自己的资产,把学校坚持办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