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法治

实现法治现代化,是从西方移植法律制度,还是利用本土资源的问题在我国目前争论不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朱苏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法律本土化,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有传统的法律秩序,中国有自己的非正式的法律制度,应从中国本土出发,挖掘潜在的法律资源,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但是,大多数法学家主张要实现法治现代化,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已经是法治国家,     

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对中国法家思想的现代阐释

中国的法治理论是继受西方的产物。西方的法治学说主要有两种路向 :一是“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 ism) ;二是“普世主义”(ecumenicalism)。前者遵循西方的古典传统 ,通过展示西方某些最基本的价值标准以及对“法”的某些道德要求 ,向人们证明建立一种理性的法律秩序既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 ;后者则试图绕开西方那些基本价值和道德要求 ,单就“法律秩序”自身范围内寻求对法治的认知和实践。不同文化按自己的观点去证立法治 ,并从各自的实践和相互对话中达到对法治规范的共识也是可能的。中国法家的“法治观”在一定程度上与普世主义的路径是相融通的 ,本文尝试借着比较法家的法思想与实证主义的法思想来检讨当代中国接纳普世主义法治观的可行性。     

浅议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主治之路

西方法律主治或法治是在自然演进的历史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处在第二个"历史三峡"背景下的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其法律主治之路有其特殊性,必须在移植西方经验的同时,关注自己的传统资源,采取特殊的战略战术.     

中西方法治意识生成因素的比较

西方的法治意识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社会思想意识,是西方社会经济、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中国的法治意识是在对西方法治的传入与"移植"过程中,在外力的作用下逐步形成的.考察西方法治的发展历史,我们发现,法治是西方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理性选择,是融合了社会文化和经济因素的产物.与法治相适应的法治意识的培育,是法治得以实现的基础.在培育我国公民法治意识的过程中,需要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中西方法治意识的生成因素做深入的分析和法理思考,从而获得有益的启示.     

法律移植的民族性融合——以中国大陆劳务派遣为落脚点的探究

法律文明的演进拓展与法律移植紧密相连,罗马法历经数百年的砥砺、磨合与渗透才拓展为大陆法系.近代中国开启移植西方法律先河至今,法制体系已基本建构,然而如何与民族国家实际融合实为法治之大任,仅劳务派遣法治建设就需要许多方面的努力.     

完善刑事回避制度之我见

一、诉讼理念移植缺乏变通 中国刑事回避制度的理论渊源是西方传统诉讼理念中的“自然公正”原则，即任何人不得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并依此理念基础设计了中国的刑事回避制度。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在依“自然公正”原则创设中国刑事回避制度的时候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深刻影响。     

司法需求之中国情境：发现与回应 以最高人民法院历年工作报告为样本

编辑提示:改革开放30年,也是中国特色司法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的时期。回首司法改革,我们发现,对于西方法治文明的学习与借鉴,一直以来都是在和中国司法传统的碰撞与交汇中进行的。从"法律移植"到"法律文化"的学术研究,从"西方法治"到"本土资源"的实践思考,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一直在不懈地寻找着自己的方向。本期特别策划通过选取部分法官近期优秀的研究成果(均为第20届全国法院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立意于对中国特色司法制度回顾和展望。如何发现当代司法情境下真正的中国需求,如何适应司法国情,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的历史记忆,如何对待本土资源,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静心加以思考。     

“洋货”观照下的“故物”——中国近代论评法家“法治”思想的路向与歧见

在中国"传统内"的释评系统中,法家的"法治"思想这个"故物",没有得到新的阐述与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法治思想这个"洋货"成为重新解读"故物"的利器。但梁启超与萧公权同样用"洋货"观照"故物",却得出了法家"法治"思想之"真"与"伪"的不同结论。用"洋货"观照"故物",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的思想学术路向,但也应克服其"强为比附"的结习。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在移植西方式法治道路、照搬苏俄(联)式法治道路连遭失败之后,历经艰辛探索,我国终于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它既具备法治的基本属性,又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社会主义性质.未来我们要兼收并蓄、定力十足、上下协同、渐进平衡地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走下去.     

“洋货”观照下的“故物”——中国近代论评法家“法治”思想的路向与歧见

在中国“传统内”的释评系统中，法家的“法治”思想这个“故物”，没有得到新的阐述与发展。到了近代，西方法治思想这个“洋货”成为重新解读“故物”的利器。但梁启超与萧公权同样用“洋货”观照“故物”，却得出了法家“法治”思想之“真”与“伪”的不同结论。用“洋货”观照“故物”，已成为具有重大影响与意义的思想学术路向，但也应克服其 “强为比附”的结习。     

利益的衡平——中周法治道路之选择与秩序的构建

本文通过对东西方传统文化和法治思想的比较,阐述了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法治未必是中国的最佳和唯一选择,我国拥有着自己独有的民情土壤,应当运用法治这一有效的管理方式去被动地衡平各方利益,定分止争,平息冲突,最终构建出相对公平、和谐共存的文明社会秩序.     

法的国际化与本土化:以中国近代移植外国法实践为中心的思考

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是法律发展的基本规律,在法律发展演进中,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法律后进国家在移植发达国家法律时,不可能不同时进行法的本土化工作。中国近代在移植法律的同时,也通过三个方面进行了法律的本土化:保存一些传统的法律理念、制度和原则;改造传统法律并与西方法律相融合;用西方的法治理念和原则指导中国的社会实践并将其纳入法律规范之中。     

论中国检察制度对证人保护的理论根源

中国检察制度对证人的保护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具有中国的民族性格.然而,西方建构主义文化理论和法治现代化理论主导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影响了中国检察制度对证人保护的具体规定.在中国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应该思考关于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关注中国自身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保留,突破二元文化论和西方法治霸权.     

浅析“礼治”与“法治”

本文以合法性概念为切入点,分析了中国古代礼治和西方法治的合法性要素,探讨了中国礼治的合法性危机和法治的合法化道路,分析了当前中国法治之路上法律移植论和本土资源论之间的分野。     

关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几点评论

通过对苏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基本评论和反思,我们应当用法哲学上辨证分析逻辑来反思中国法治发展之路,正确协调和沟通国家法和民间法、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法治现代化和法治本土资源化的关系,以一种文明、开放和扬弃的姿态来正确对待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模式的发展路径,以期谋求一种“共时性”的法治发展理性之思维来助推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     

和谐社会与法治取向

和谐社会下,法治才有存在的可能性。不同类型的和谐社会,产生不同的法治状况。中国传统社会下的法律只能够是保护贵族的特权和强化社会的不公,近代西方个人主义才有体现平等自由的法律。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法律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挣扎,传统法治特质正在消失,西方现代法治特质尚未扎根。     

移植的法律与中国传统冲突之思考

晚清以来盲目地进行法律移植和不假思索地引进西方法律概念,导致了中国现代法律没有根基的尴尬状况,主要原因是移植过来的法律与中国法律传统有着种种冲突,而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我们又丧失了自主性和忽略了本土化。面对法律移植,我们应该以自主的姿态对其进行本土化,并给予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足够的重视,这样才能使移植的法律在中国土壤中扎根和发展,变成中国自己的法律。     

传统文化视角下法律信仰的构建

法律信仰对于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法律文化观念深受传统礼法道德文化的浸润.传统文化对法律信仰的形成既有消极影响又具积极作用.因此,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法律信仰的构建应注重表达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价值意义,充分考虑人们的情感因素.     

利益的衡平——中国法治道路之选择与秩序的构建

本文通过对东西方传统文化和法治思想的比较,阐述了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法治未必是中国的最佳和唯一选择,我国拥有着自己独有的民情土壤,应当运用法治这一有效的管理方式去被动地衡平各方利益,定分止争,平息冲突,最终构建出相对公平、和谐共存的文明社会秩序。     

古希腊法律思想给予的思考

比较东西方法律发展过程的水平悬殊,首要的基本的问题在于东西方法律思想文化的差别;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法律信仰问题.进行中国的现代化法治建设首先解决的是人们对法律的信仰问题。只有在认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先天不足和后来发育不全的前提下,才能抛掉自己的传统弊病,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健全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