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青少年犯罪的自我报告的调查及评价

美国对青少年犯罪的自我报告的调查（Self-report studies）是一种非官方的调查，这是指研究资料的搜集和保存不是由政府或社会控制机构--警察、法院、矫正机关，而是出于私人的组织、机构或基于犯罪学者自己的研究需要所进行的调查，以此来弥补官方的统计在研究犯罪中的不足。应该说，这种调查也可作为我们研究犯罪时的一种方法。     

犯罪学实证研究的若干前沿问题——《国际犯罪学大师论犯罪控制科学》评介

《国际犯罪学大师论犯罪控制科学》收集的论文出自五位活跃在国际犯罪学前沿的著名专家，他们是亚洲犯罪学会会长刘建宏，英国剑桥大学David P．Farrington（大卫·法林顿），美国犯罪学会会长Steven F．Messner（史蒂文·梅斯纳），以及2009年、2010年犯罪学最高奖项斯德哥尔摩奖的获得者Ffiedfich Losel（弗里德里克·洛赛尔）和David Weisburd（大卫·威斯勃德）。该套装书所收录的这些国际大师级学者的作品代表了当今犯罪学最前沿的观点，对我国犯罪学学者进一步开拓学术视野，提升我国犯罪学研究的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价值。篇幅所限，本文仅对以下两个犯罪学实证研究的前沿问题予以评介。     

中国犯罪学研究历程中的庆幸与遗憾

1982年6月的“南宁会议”（“第一届全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术研讨会”）被学界公认为近代中国犯罪学研究的起点，会上宣布经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的“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学会”正式成立，170余名代表、200余篇论文参会，盛况空前。中国犯罪学研究脱胎于青少年犯罪学研究，2012年走完了30年的历程，因隶属关系的变化，没有20岁生日那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表彰和庆祝大会，而是以“为了明天——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论坛”为主题，在会议背板的左下角标明“30年”的字样，在首都大酒店低调庆祝。     

犯罪学期刊的使命与担当

王牧教授新作《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10年12．8版）前言中有句感言：“本人热心于犯罪学基础理论研究，二十多年来有一些体会，但总感力不从心，有时似乎觉得自己选错了方向。可是，当对某个疑难问题有所顿悟的时候，其中的乐趣真是无以言表”（第三页），这句话可谓道出了一代犯罪学人的心声。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2013年是我国著名青少年犯罪学家、华东政法大学功勋教授徐建先生的八十大寿。徐建先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陆青少年犯罪学、未成年人保护和少年司法制度研究的开拓者、引领者和奠基人之一。三十多年来，徐建教授开创了我国青少年犯罪学、未成年人保护和少年司法制度等多项研究的先河，使我国的青少年犯罪学、未成年人保护和少年司法制度研究得以全面展开且不断深入；是他促使了我国青少年犯罪学学术研究组织——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2011年更名为“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成立，使我国拥有了专门研究青少年犯罪、未成年人保护和少年司法制度的全国性学术组织和研究队伍；是他推动了我国第一部保护青少年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例》的诞生，使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和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步入了法治轨道；是他与实务部门合作创导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的建立，使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从无到有并渐趋成熟；是他创设了我国第一个青少年犯罪研究的专门机构——华东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研究所，使我国的青少年犯罪学、未成年保护和少年司法制度研究走向了世界；是他首撰了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青少年犯罪学的理论专著——《青少年犯罪学》，为我国青少年犯罪学的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是他首创了我国第一本国内外公开出版的青少年犯罪研究刊物——《青少年犯罪问题》，对本刊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鉴于徐建先生在我国青少年犯罪学、未成年人保护和少年司法制度研究和实践领域的重要地位和杰出贡献，我们在徐建先生八十大寿之际，特辟专辑，特邀数位较为了解徐建先生的专家、学者共同撰文贺寿。由于版面有限，我们在众多贺文中特选了三篇以特辑形式刊发。特辑贺寿，不仅是为了让广大读者能够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徐建先生，更重要是为了以此向我们的导师、我们的前辈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让我们一起衷心祝愿徐建先生健康长寿!     

重视犯罪发展研究 促进和谐社会构建

犯罪学研究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要发挥好这一作用，当前必须在内容上重视研究犯罪发展，尤其是社会转型时期犯罪发展的特殊性研究，在方法上要大力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及实证的方法。本文从犯罪学研究的实际出发，就犯罪发展研究及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及实证的方法谈些认识。     

性恶的证据

从犯罪哲学的维度来看，犯罪学是以人类的本性作为她的哲学前提，对人的本性所做出的判断也是某种特定犯罪观的核心内容。在西方这个问题早有定论，而在中国犯罪学界这个问题虽然至今没有解决，也一直没人想找到一个公论。浏览早期的犯罪学成果，中国犯罪学很自然地沿袭了儒家“性本善”的思路，在罪因论和犯罪控制方面的研究，其人性论前提都是含混不堪的。     

要案会诊——第五届犯罪学高层论坛综述

2012年6月9日至10日，由北京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系与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与少年司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要案会诊——第五届犯罪学高层论坛”在北京工业大学逸夫图书馆报告厅举行。本届论坛是继2007年的“犯罪学基础理论”、“社会敌意事件”、“社会冲突与治安防控”等四届犯罪学论坛之后，中国犯罪学界首次以个案和要案为切入点、注重实证分析、打破学科限制的学术盛会。论坛由张荆教授和皮艺军教授主持，分为6个单元，分别围绕陕西药家鑫杀人案、云南马加爵杀人案、洛阳李浩“性奴”案、湖北邓玉娇案、湖南张君案等个案，以及报复社会型犯罪、官员腐败犯罪、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嫖宿幼女案等类案，从犯罪学、刑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病学等不同领域，对案件进行了独到、深刻、多视角的剖析，并通过着力探索案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普遍性规律，回应了现实社会对中国犯罪学的期待。     

主体预防与条件预防——未成年人应对犯罪的自我预防

资料显示中小学生被犯罪侵害的现状触目惊心。如何更好地实施犯罪预防已成为犯罪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当前我国主流的犯罪预防的思路包括主体预防和条件预防。增强未成年人应对犯罪的自我预防能力，需要一方面增强其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掌握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的基本方法，增强条件预防的能力。     

青少年犯罪中的隐案研究

隐案(Dunkelfeld)在犯罪学研究领域里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它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里(通常是一年)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却由于诸多原因没有被司法机关获知或者被排除于官(警)方犯罪统计之外的刑事犯罪案件的总称，又称为犯罪暗数(Dunkelziffer)、     

重视对当代犯罪中观、微观规律的实证研究

认识犯罪规律是发展犯罪学理论和实施犯罪预防的前提。实证研究对于正确认识犯罪规律、特别是认识犯罪的中观、微观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作者立足长期、系统的犯罪调查，对犯罪成员变化规律、犯罪目的和类型变化规律、犯罪时空规律、犯罪手段规律等进行了实证研究。     

标签理论的犯罪观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防治的启示

标签理论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社会反应犯罪学的支柱理论之一。它的研究视线突破了传统的以作案人为中心的定式格局，着重调查被呼之以“犯罪的人”是如何被认定的，关注社会反应对犯罪人二次不轨行为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标签理论的犯罪观入手，探求其理论的合理性所在，并以此为根据，揭示其对我国青少年犯罪防治的有益启示，以期对实践有所裨益。     

世界著名犯罪学家排名及相关问题

对著名犯罪学家的学术影响的评价和排名，是犯罪学研究的一个领域。在英语国家的犯罪学界中，已经进行了这样的研究，获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不过，这类研究的结果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可夸大其作用。尚未见到对全世界的犯罪学家们进行排名研究的成果。英语世界的犯罪学研究并不等于全世界的犯罪学研究。对外国著名犯罪学家的评价要准确、客观；应当恰当对待外国犯罪学家及其研究成果。     

论犯罪发展研究

犯罪学研究在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要发挥好这一作用,当前必须在内容上重视研究犯罪发展,尤其是对社会转型时期犯罪发展的特殊性研究,在方法上要大力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及实证的方法。本文从犯罪学研究的实际出发,就犯罪发展研究及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及实证的方法谈些认识。     

求实之路——读《发展犯罪学》后感

本文认为新近出版的《发展犯罪学》具有资料性强、实证性强，学术观点实事求是的特色，并指出了其不是之处。学者周长康，同时也是浙江省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给我寄来了他与另外二位仍在警察实践岗位上工作的同志合写的《发展犯罪学》（《发展犯罪学——从传统犯罪到现代犯罪》，周长康、张应立、钟绿芳著，群众出版出版，2006年，储槐植教授作序，全书286页）。     

国外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及其参考意义

本文系统介绍了国外青少年犯罪研究的情况及其对我国开展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的参考意义。全文分为：一、现代犯罪学的基本成果；二、国外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研究；三、国外未成年人犯罪的对策；四、我们应向国外现代犯罪学学习什么。     

赵琛与《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

民国时期著名法学家赵琛所著《少年犯罪之刑事政策》(1939年),是我国第一部少年犯罪研究专著。该书的产生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犯罪学受到重视,法律院校开设犯罪学、少年犯罪学课程,国际社会对少年犯罪问题的重视及国民党政府内忧外患等历史背景密切有关。该书对于推动中国犯罪学、刑法学的发展,推动中国少年司法制度的产生起到了积极作用,其所提出的"少年犯罪综合治理思想"等,也都均具有较高的理论、实践与历史价值。     

修复性司法的正名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转向

在反思传统报应刑及犯罪矫治功能的基础上，欧美学者主张通过修复性司法的方式修复犯罪加害人、受害人、社区间的对抗关系，即通过民间的多元化力量实现对受害人正当诉求的考量以及被告人的除罪化。修复性司法与社区司法、德国的“损害回复”制度、传统的刑事和解模式均有实质的不同。修复性司法有“最大化模式”与“纯粹模式”，最大化模式可以运用在无受害人的刑事案件中。     

从武汉市调查看中国青少年犯罪

青少年犯罪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所共同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至今世界各国并无解决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灵丹妙药，因此，研究青少年犯罪问题，对于世界各国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1995年10月，世界著名犯罪学家马汶·沃尔夫冈教授在北京接受《中国日报》记者采访时曾经说：“中国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并正在进行令人瞩目的社会变革，因而没有地方比在中国进行青少年犯罪研究更为重要（注1）。”本文视角是透过天津市同龄群青少年违法犯罪纵向跟踪调查，分析中国的青少年犯罪问题。 1990年5月，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同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     

预防青少年犯罪的限制性与导向性

现代犯罪学表明,青少年犯罪是由其本人因素、家庭环境、生长环境、学校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为了更清楚地阐释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产生,我们可以引用阿伯拉罕姆逊（Ａｂｒａｈａｍｓｅｎ）的犯罪行为情境理论来说明。阿伯拉罕姆逊认为：犯罪行为（Ｃ）等于个人的犯罪倾向（Ｔ）与外界诱因状态（Ｓ）之和除以对诱因的抗拒力（Ｒ）,以公式表示就是：Ｃ＝（Ｔ＋Ｓ）／Ｒ。 这个公式表明犯罪行为与犯罪人心理上的抗拒力成负相关,与诱因及一个人的犯罪倾向成正相关,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产生也可以说是Ｔ、Ｓ、Ｒ综合作用的结果。 基于此,我们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