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合理化探讨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支出偏高,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过大,开支不透明,成本数据不全面。其原因有:没有健全的绩效评估制度,缺乏完善的政府会计核算系统和预算管理机制,地方政府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行政监督机制不健全,交易成本上升。控制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强化官员的成本意识,建立全面系统的绩效评估制度;建立政府会计制度;合理确定地方政府规模和管理半径,构建"有限政府";建设政府信息化平台,以节约行政成本开支;建立独立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以监督行政资源的使用;建立地方间良性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以降低行政交易成本。     

乡村治理中地方政府行为逻辑的重构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破解乡村治理的难题尤为必要。切实推动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是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有着不同的偏好,在资源稀缺和减少控制成本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权力结构,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决定了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偏好偏差、激励不相容、重要约束主体不在场等现实导致地方政府在乡村治理中存在缺位、错位和越位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重塑地方政府偏好、优化资源配置和权力结构、完善激励和约束机制,重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行政成本支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地方政府公共行政成本支出存在着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规模太膨胀、公共政策制定缺乏科学化和民主化、地方政府预算编制缺乏科学性等方面。要取得政府工作的长期效益，必须降低政府工作的社会成本。实施职务消费货币化、整合监督体系、改革薪酬制度、合理设置行政层次、硬化预算编制执行、规范政策制定体系等等，是降低政府工作社会成本的有效策略。     

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透明与行政成本控制

我国的地方政府财政欠缺透明度,其主要表现是数量可观的地方政府收入未进入任何预算内管理,成为地方政府手中的非正式财源。预算约束的软化及预算执行的弹性化使非正式财源为地方政府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创造了便利,导致行政成本的盲目攀升。因此,提高地方政府财政的透明度以控制行政成本的盲目增长尤为重要。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增长规律的实证分析——以“十五”期间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四省为例

通过对"十五"期间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四个经济大省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统计分析发现,其行政管理成本支出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势态,年均增长率维持在22%以上,五年内四省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全部增长了一倍;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总额的10.45%,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就要增加约1.75个百分点。如果加上预算外资金,上述三项指标至少再增加一倍。     

趋利空间何以形成——基于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的视角

政府行为偏好是指政府在政治经济实践中为争取地方利益最大化而呈现出的策略性行为。改革开放以来,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和财政改革激励激发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偏好充斥着诸多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地方政府行为偏好上趋利空间的形成,既来源于政府科层制关系博弈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也来源于压力型体制下的激励效应,更来源于政府科层行政过程中的软约束机制。     

中国行政管理成本问题实证研究

行政成本问题,是影响政府管理效率与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在解剖1978—2005年行政支出增长的基础上,比较对照此期间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以及国外行政管理成本占财政支出比重,从中找出中国行政成本发展特点,为控制行政成本提出相应的思路。     

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支出——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行政管理支出具有双重属性:过多的支出不利于经济增长,使地方政府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不利于官员的晋升,同时有违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目标;但能直接提高地方政府官员个人的福利水平。所以,地方政府及官员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两难选择。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2006年的面板数据对财政分权与行政管理支出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是:在中国特色财政分权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自由裁量权扩大时,总体效应是加大了行政管理支出的规模。同时,行政人员规模与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社会结构等因素对行政管理支出也有显著性的影响。在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其他公共财政支出项目(社会保障支出除外)对行政管理支出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内在机理探析——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

从"国家管理"到"国家治理"的转变,是现代政府执政理念更新的必然趋势,而"国家治理现代化"施政目标的提出,则体现中国政府在公共管理规律探索过程中的全新认识。通过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概念的梳理,阐释国家治理现代化基本问题——治理主体、治理机制、治理效果,有利于厘清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绩效评估的关系。以兰州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基金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为例,对政府绩效产生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确定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流水线"模型(Pipeline Model),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导向下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体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地方政府预算支出绩效评估的困境与策略选择。     

论政府失信成本的控制

研究政府信用缺失过程中过高的成本闲境,有利于我们找到正确的降低成本的路径.政府失信成本过高根源于政府信用建设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导致政府在制度、组织以及职能层面上的信用缺失.损害了政府的行政质量,增加了政府的成本支出和社会的资源浪费.控制政府失信成本的路径主要是加强信用建设,恢复政府在制度、组织和职能上的信用,实现成本资源的优化.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畸高根源探究及其控制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畸高已给我国社会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必将影响我国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我国行政成本畸高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帕金森"现象——政府成本的最大化倾向;不计成本、不讲代价,成本意识、观念淡薄;政府职能不清,越位与缺位并存;机构庞大,财政供养人员众多,效率低下,财政负担重;预算约束软化,预算管理过于分散,科学性、透明度不高;政府治理人治色彩浓于法治色彩;干部人事制度与政绩考核缺陷;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失控,公务员隐性待遇不明;政府行政成本监督体系低效;政府成本会计缺失,政府成本管理缺乏信息支持。     

社会福利指数、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

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应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而不是以经济增长为其最终目标。构建了政府支出与消费、社会福利之间的理论分析模型,利用优化控制理论与方法,从理论上论证了在最大社会福利的基础上存在最优政府支出规模与支出结构安排,设计了衡量社会福利水平的新指标,并以此指标为基础,利用中国1982年—2005年的年度数据,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结构优化进行计量分析。其基本结论是:我国政府支出规模及其各种单项支出与社会福利指数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为满足我国不断增加的公共服务需求,应增加政府支出规模,优化政府支出的内部结构体系,即适度提高中央政府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增加以教育、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社会保障为主体的公共服务性支出,以促进我国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     

地方政府奢侈行政现象探析

地方政府的各种奢侈浪费现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奢侈行政之风已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地方政府奢侈行政现象具有行为方式的"常规性"、行为表现的"炫耀性"和行为性质的"灰色性"等特征,其发展必将导致行政成本急剧上升、政府形象和公信力严重受损、行政效能明显降低及社会肌体被侵蚀腐化等危害.因此,积极培育节约型行政文化、深化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完善行政法规体系、健全行政绩效考核制度及行政问责制、推进政务信息公开等成为遏制奢侈行政现象的必然选择.     

行政成本难降主因

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不仅加大各级财政压力,还会影响政府的行政效率和社会形象尽管2008年的预算草案报告中,行政事业费用支出的增幅仅为14.3%,是各项支出中增幅最小的一项     

"面子经济"与地方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的困境

构建节约型政府重在行政成本控制,当前,一地方政府在公共建设与公务消费中受"面子经济"影响,铺张浪费严重,奢侈之风盛行,使行政成本控制面临困境,而消除困境的有效路径就是:强化节俭意识,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编制,建立多元化的公共财政监督机制,将行政成本纳入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等.     

优化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成本的制度研究

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过程中,人们的"成本"意识日益强化,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过程中的成本也愈加引起人们的关注.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我国行政改革中不得不引起重视的问题.内生障碍、政府规模不合理及其制度缺失等因素已成为高行政成本的主因.引入公共文化服务的市场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投资融资体制和增设财政预算制度成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成本优化的主要制度保证.     

中国干部管理体制减少了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吗?——来自省级官员的证据

主要分析了中国的干部管理体制对于地方政府教育支出的影响。文献通常认为,由于教育对官员晋升没有直接帮助,干部管理体制下的地方官员会忽视教育支出,却未提供严格经验证据。本文基于1995—2008年的省级数据发现,省长的任期和常务副省长的年龄与教育支出比重负相关;中央的任命、轮转和兼职等集权措施也使得来自中央的省委书记和省长的教育支出高于他人;来自本地的书记和省长的教育支出低于他人;我们没有发现干部管理体制减少教育支出的证据。这些结果表明,干部管理体制总体上有利于增加教育支出。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并限制了地方在教育支出上的自主权,从而改变了地方官员固有的忽视教育的偏好,使得他们重视教育。本文还显示,省级官员尤其是省长有能力干涉地方的财政支出过程。     

降低政府行政运行成本研究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着力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强化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本文从界定政府行政成本入手,准确透析政府行政成本过高的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如何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治理措施,以期全面提升政府的行政效能。     

论政府规模的扩张与限制

政府规模与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效率、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政府规模扩张具有必然性,其原因在于行政权力的相对独立性、社会需求的扩大及政府职能的扩张。政府规模扩张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政府规模膨胀一旦超出其适度的界限,就会成为社会健全的一种破坏力量。合理政府规模的度量通常采用三个指标:政府支出和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政府公务人员与总人口或就业人数之比与行政机构的数量,从这三个指标来衡量我国的政府规模是比较大的。限制政府规模的途径包括: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转变,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界定,行政资源量的刚性约束的建立,引入竞争机制、提高行政效率及借鉴灵活政府模式、精员简政、缩减政府规模。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地方公共支出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科学发展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指导思想。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加强民生支出是解决民生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举措。我国现阶段地方公共支出有三种模式:即经济建设性支出偏好;行政消费性支出偏好和民生服务性支出偏好。我们认为应当从支出体系、需求表达、制度建设等方面优化地方公共支出结构,提高地方公共支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