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的公共性价值追求:旁落与回归

公共行政学理应将"公共性"作为学科发展中一以贯之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然而,由于受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主流公共行政学的理论研究在工具理性的导向下陷入了技术路线和管理主义的追求之中。在后工业化的背景下,行政学的研究必须深入发掘公共性概念的价值内涵,并在公共性内涵的张扬中去确立研究取向、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行政模式建构,实现公共行政学的价值重构,以求使这门学科能够承载起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治理模式重建的历史使命。     

西方公共行政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

公共行政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实证主义的烙印,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和学界对行政原则的质疑,西蒙用逻辑实证主义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开创了理性决策的科学时代。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证主义对公共行政的实证主义研究取向进行了批判;实证主义却综合新管理主义和公共选择理论等管理学、经济学的最新进展推动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新公共管理的范式争论亦成为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交锋之所在。     

公共行政学方法论流派争论的焦点

公共行政学一百三十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方法论流派之间展开了多角度、多层次、多回合的争论。本文在知识类型学的基础上，将公共行政学的主要方法论流派划分为实证主义方法论流派、技术设计流派、评估研究方法论流派、诠释主义方法论流派、批判主义方法论流派，这些流派围绕五个焦点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这五个焦点问题是第一，公共行政学探讨对象的本质是什么？第二，公共行政学的核心议题是什么？第三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公共行政知识？第四，行政学是科学还是职业？第五，公共行政学的学术规范是什么？上述争论促使公共行政研究在知识增长、方法论标准和研究规范等方面走向了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和更加融合的时代。     

公共行政范式研究综述及批判

一、引言自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发表以来,在科学哲学领域引起了巨大的影响(轰动)。库恩的“范式”分析方法也逐渐在其他学科领域盛行起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的应用已成为一种时尚。公共行政也不例外。然而许多学者在用范式方法分析公共行政学理论历史时,却提出了不同的范式变迁模型。其实在科学哲学领域中,与库恩范式理论旗鼓相当的是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对鼎鼎大名的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证伪主义的一种“精致”的改进和完善。然而这种方法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甚少。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并引起一定影响的要数经济学。而在公共行政领域则没有人加以应用,本文试图开此先河,即应用拉卡托斯的“硬核”和“保护带”方法来分析公共行政理论的流变,并试图以此对公共行政范式理论予以批判。     

政治—行政二分法的隐忧:理论与方法

现代性是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产生的宏大叙事背景。假定政治—行政二分范式与现代性相契合且未发生变化,该范式引发了公共行政民主与效率的价值争论并主导了逻辑实证主义与规范性的研究路径。由此发生了政治—行政二分范式的隐忧,即公共行政理论外向拓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拘泥于规范性与逻辑实证主义并侧重于后者,导致实践中的公共行政日益陷入现代性困境而不自知。公共行政需要担当寻求人类社会终极价值的责任,进而在理论与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     

公共行政学：管理还是政治？——西蒙-沃尔多之争评述

公共行政学百年历史上,有两条彼此冲突却又相互支撑的路径：管理主义取向和政治哲学取向。前者强调将行政科学化,用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公共行政。后者主张学科的多元化,并强调公共行政学离不开诉诸哲学价值的规范研究。西蒙是管理主义途径的代表,沃尔多是政治哲学取向的领军人物,他们俩曾就公共行政学的性质、学科身份、研究方法论等展开过激烈的论战。回顾＂西-沃之争＂有助于理解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历史与科学内涵,有利于更好地把握我国公共行政学目前存在的种种不足。对这些不足的改进,是我国公共行政学健康发展的不二法则。     

“行政关系”与公共管理学科体系新构想

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在公共领域主体、关系和研究视角的三维分析框架中,最大区别是"行政关系"这一项。"行政关系"使得公共行政、公共管理、公共政策、公共事业等学科形成了曲折、交叠的发展历史轨迹和逻辑路径,也使公共行政学作为公共管理学一级学科的通论性课程显得必要而合理。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应该综合集成各方面的专家,将通论和技术连接起来,解决关乎公共又细致入微的公共管理问题。     

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理论与利益的复合博弈

作为美国公共行政学的两大主体流派,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的博弈自美国建国之初就已初现端倪。威尔逊的研究使公共行政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确立,他所确立的“公法执行”的学科定位同时奠定了管理主义作为公共行政理论发展主流的学科地位。而宪政主义正是不满于公共行政的执行地位以及公民资格的弱化而与管理主义的公共行政观展开了复杂的博弈,管理主义和宪政主义博弈的背后不仅仅是“效率”与“公正”的对立,还深刻演绎着理论阵营发展与现实利益发展的矛盾。     

理性、反理性与公共理性:理性范式变迁与公共行政学科成长

理性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一股重要思潮,对于公共行政学科的发展影响重大。公共行政学科的百年发展历史是理性反思和自我成长的过程。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作为两大主流思潮,影响着公共行政学科的产生和演变,使公共行政学科长期处于二者的钟摆之间。后现代主义思潮带来的社会解构和价值批判直接促成了公共行政社会建构主义途径的产生。公共行政学领域中理性、反理性和公共理性三次理性范式的变迁直接或间接地带动了公共行政学管理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种研究途径的演化,继而推动了公共行政学科的自我完善和不断成长。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公共行政思想评述

自行政学从政治学中脱离而出走上独立之路起,有关学科身份的合法性质疑就不绝于耳。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二等公民",公共行政学在战后更是面临着严峻的理论和实践危机。传统行政学所确立的"威尔逊—韦伯"范式由于笃信单一的官僚制行政模式,导致公共行政既无力解决政府管理中各种涉及价值的"大"问题,也无法回应社会和民众对政府行政的要求。作为公共选择学派的"非典型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通过引入美国经典政治理论与托克维尔的自治思想,试图在重构基础理论的同时推动公共行政学的范式重建。重审奥斯特罗姆的公共行政的理论追索,对当下中国行政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实证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对内部与外部论争的评述

实证主义是指导国际关系研究的一种元理论立场,在国际关系学术界占据主流地位,其核心特质是主张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科学的一致性以及经验上可以验证。在实证主义内部,有不同的分析工具、视角和方法,这些实现科学研究的不同路径有着各自的优劣长短,在研究中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可以协同使用来促进研究的完善;在实证主义外部,面临着诸多元理论立场的冲击,这些多样的视角构成后实证主义阵营,由于存在着根本上互斥的基本假定,实证主义与后实证主义的争论仍在继续,将在对立中并存。     

基于“人”之观点的公共行政研究

公共行政的发展绕不开"人"的话题。关于人的认识与假设一直都在影响和伴随着该学科与实务领域的演进。在公共行政发展史上,曾出现过将人视为机器辅助物的"物化人"、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人"。同时,还存在着基于利益要求的不同人性假设:一种天然的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性"品格,一种追求自我私利最大化的"自利性"品质,及一种基于公共利益与自我利益满足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本质。对人的不同看法与对人性的不同假设导致出现了不同的行政学理论及实务中的不同行政方式。     

实证主义与西方公共行政研究:发展、反思与超越

实证主义经历了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再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发展,西方行政学正是在汲取了实证主义的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代西方哲学对实证主义的反思引发了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变革,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目前已成为公共行政理论的新范式。未来公共行政研究的发展方向应是对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的融合。     

公共行政学研究可以撇开国家概念吗？——对劳伦斯·冯·斯坦因思想的反思

本文首先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学者关于国家与公共行政学研究之间关系的争论，进而追溯德国乃至世界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冯·斯坦因关于国家和公共行政学的思想；深刻论证了冯·斯坦因如何基于国家概念推导出公共行政的概念体系和学科框架；最后指出了冯·斯坦因学术思想对于当代公共行政研究的启示与缺陷。     

范式抑或科学研究纲领——兼论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区别

库恩的范式及范式转变概念对公共行政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对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更是如此.有学者认为新公共管理相对于传统公共行政模式是一种新的范式,在公共行政领域内实现了范式的转变.当然,也有学者否认新公共管理是一种新的范式.更有学者认为将范式概念运用于公共行政会产生很多问题.由此可见,对于范式概念运用于公共行政领域,学界是存在争议的.因此,本文试图将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引入对公共行政领域的分析,尝试找出公共行政研究纲领的"硬核"和"保护带".并且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和新公共管理属于同一个研究纲领,两者不存在本质的区别.     

试析公共行政学认同危机的发生逻辑与消解理路

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图景中,公共行政的概念和学科的认同危机一直是暗藏其中的危险信号。战后政策科学的兴起、行为主义革命以及后来的新公共管理,使得公共行政学的阵地一再被侵占;丢失了相关研究视角之后,公共行政概念有衰落之势,其学科身份亦遭到质疑。回顾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还原二十世纪中后期该学科的认同危机,可对危机的发生逻辑和消解路径做一定的分析和思考。     

公共行政学的困境及在我国发展的现状

公共行政学内在价值标准的冲突造成其理论基础空心化,公共行政学对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借鉴又使其难以形成自己的学科特点。在我国,公共行政学还由于我国的特殊国情而面临更多的困境。但是我国的现实需要呼唤公共行政学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职责。     

中国公共行政学科价值:对罗森布鲁姆价值框架的借鉴

中国公共行政学面临的学科价值危机是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性问题,也反映了其在中国制度条件下的研究取向问题。公共行政学科价值源于公共行政实践及其发展需要,必须与公共行政的当下实践形成呼应并有所指引。借鉴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价值分析框架对管理价值、政治价值与法律价值在中国的可应用性和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表明,中国公共行政学科价值应正确反映和回应公共行政实践价值的内容和结构,中国公共行政学应加强研究中的价值自觉,对不同公共行政价值进行适当平衡,并实现与公共行政实践的衔接。     

公共行政学发展进程中的价值研究——兼论效率价值与规范价值的互动与流变

公共行政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着两种公共行政价值观的争议与互动。效率价值取向强调以采用各种有效的管理方法、工具技术来提高政府效率,而规范价值取向则以追求社会民主、公平等公共行政的理想目标为其最高价值。二者在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相互交缠,难分难解。研究这两种价值取向的互动与流变,对于深化公共行政学的价值研究、理清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轨迹,促进公共行政学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合法性理论的现代走向——以卢曼/哈贝马斯之争为线索

在以自然法学和法律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理论模式走向衰落之后,卢曼与哈贝马斯从不同立场出发对法律合法性问题进行了新的理论建构,并围绕该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这一争论不仅是双方各自的观点之争,更是两种立场与思维方式在共同的现代性语境中的碰撞与交流,由此形成的共识代表了一种对现代社会基本状况的普遍性判断,而凸显出的差异则标示出了面对该问题时具有代表性的路径选择。透过对这一争论的解读,使我们有可能在宏观上对法律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走向获得基本的认识与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