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龙规则与地方自治:美国的实践经验及对中国的借鉴启示

狄龙规则与地方自治规则是调整美国纵向府际关系的两大重要法案,它们在现实中相互制约、相互协调,构成了美国纵向府际关系的制度基础。中美两国同为国土广袤、人口众多的大国,因此狄龙规则与地方自治规则变迁的历史可以对我国纵向府际关系调整提供借鉴意义。要构建复合制衡机制、完善程序法治保障、探索分权式单一制体制、创造政府间良好竞争氛围、纵向权力划分兼顾财权与事权以及破解"职责同构"并推进地方政府机构设置与运行差异化,从而实现纵向府际关系的协调与良性发展。     

长江三角洲地区横向府际关系——从法律视角提出的要求

府际关系即政府之间的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我国的府际关系多靠政策调整,且随意性大。应当将府际关系纳入法律调整的范围,使其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本文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该地区当前府际关系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试从法律的角度对横向府际间关系提出新的要求。     

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

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重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术,即以属地管辖和行政内部发包制为特征、由职权同构和行政分权构成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结构为基本治理结构。为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必须根据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对既有的地方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促进和改善地方治理,使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产权、财税权和人事权等制度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府际利益关系平衡下的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

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是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而政策执行行为内嵌于特定的府际利益关系背景之中。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纠正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行为,需正视以纵向府际应付关系、横向府际竞争关系及部门之间分割关系为主要特点的府际利益博弈关系下的执行效率低下、边际创新增多和信息共享失败的综合作用。在推进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进程中,探寻地方政府与公共政策的"重叠共识",在府际关系中构建共容利益共同体,对推进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力现代化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城市群府际治理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

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府际竞争与合作直接关系到区域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当前城市群政府存在过度竞争与合作不足的问题，通过从行政区体制、地方利益、考核机制等方面探析现存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城市群府际治理模式，并从价值理念、法律法规、组织机制、社会资本和协调体系等方面来构建城市群建设的府际治理模式。为实现城市群政府间的良性竞争与互利合作，走向府际和谐，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有效进路。     

县政改革中的人大代表职业化

中国的政治改革需要大力加强县级政权建设,而县政改革的目标是打造责任政府、重构县政权力来源,实现县政自治。县政自治的基础之一是落实县级人大的地方立法权和对行政的监督权,实现县人大代表的职业化与专业化,这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可以遵循“先易后难”的改革逻辑,在保持现有政策和人事的稳定、加强人大工作的基础上,从明确县人大代表的任职资格、选举原则和程序做起,逐步让县人大代表去“官员化”,使其真正成为民意代表。     

美国地方政府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美国地方政府的概念和结构与中国不同,美国的公共权力结构是多中心的、分散化的多样性模式。在美国,地方政府是指除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外的所有政府类型,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与州政府、联邦政府之间均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实行自主治理。地方政府与行政区划不一一对应,存在跨政区的地方政府。参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划分标准,美国地方政府的结构功能可以分类概括为一般目的地方政府和特别目的地方政府两大类。一般目的地方政府又分为县政府和次县级政府。县的主要功能是作为州的行政管理的分支和延伸,并满足地方公民的公共需求。次县级政府包…     

加强县级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思考

县级政府是中国最重要的基层政府。两千多年来,社会管理一直是县级政府最主要职责,而目前我国县级政府现状还难以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加强县级政府社会管理的根本思路在于确立县级政府地方自治特征,强化为社会和民众服务的意识,建立为本地方服务、对本地方负责的责权机制。为此,应深化县级政府体制改革,把县级政府真正建设成为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政府,以实现社会良好治理与和谐。     

地方政府府际关系的协调：和谐社会构建视角

为了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增强社会整体创造活力、提高社会建设和管理水平以及有效化解区域治理过程产生的矛盾，必须协调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协调地方政府府际关系，必须强化中央政府的协调作用，促进地方政府间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创新。     

地方政府应在竞争中加强合作

地方政府间关系是当前府际关系的重要内容,竞争与合作关系则是府际关系的两个关键纬度。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和区域市场融合需要的加剧,基于传统行为观念主导的地方政府的行为和调控模式,越来越严重地固化了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变相的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因此,建立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发展关系,以此快速而稳定地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跨域公共危机治理中地方政府合作的交易成本分析

公共危机跨域性的增强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区划边界,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府际合作已成为化解公共危机的必然选择。然而,制度性集体行动风险的存在使得府际合作面临碎片化的困境,导致合作关系难以达成、合作治理效果不佳。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出发,分析公共危机治理中府际合作的现状和困境,并基于降低交易成本以摆脱合作困境的考量,提出搭建府际关系高效协调机制、引入纵向嵌入式治理机制、优化利益均衡机制、健全监督保障机制以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更好地推动公共危机的有效治理。     

地方行政层级改革中的市县关系:一个演化模型分析

市县关系不仅是府际关系的重要组成,对于城乡一体和区域一体也起关键性作用。如何构建起良性市县关系尤为重要。通过将市县关系放在行政层级改革这一总体背景中进行考察,构建市县关系模型,能够揭示出市县关系背后的相关变量、影响因子与演化规律,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良性市县关系的若干对策与建议。     

欧洲地方治理改革:一个国际比较的视角

欧洲国家的府际结构包括纵向关系和横向关系两种维度。近年来,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府际结构都经历了重大的权力下放过程。欧洲国家的地方政府改革模式可以分为北欧模式和南欧模式。北欧模式地方政府改革是通过强制性立法来进行的,这些地方政府规模往往较大;南欧模式地方政府改革则遵循自愿原则,导致城市规模极为分散。地方自治的发展历史在欧洲国家有基本胜任与越权两种不同的传统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两项原则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太明显。英国、德国、法国、瑞典、匈牙利等国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实践表明,尽管受新公共管理或新治理模式驱动的地方行政现代化建设影响重大,但其仍未能达到预期。新公共管理可能充满着助长腐败的因素。因此,在进行地方政府改革之前,应接受"顺序"的概念和战略,即:在引进新公共管理之前,要保证地方政府已经具有成熟的"韦伯式"官僚机构。     

超大空间的有效治理:地方自治导向的分权?——论我国纵向府际关系的制度变革

分权和自治是不同的范畴,在纵向的府际关系中,只有分权而没有自治难以防止暴政和低效.中央集权并不排斥地方自治.分权基础上的地方自治是为了保障社会的多样性、自主性和灵活性.我国作为一个超大型的社会,整齐划一、至上而下的权力结构难以应对全球化、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挑战.在宪法的框架内,在国家主权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构筑立基于人民的自治能力之上的地方自治制度是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     

省管县改革进程中市县竞合关系的演变与比较

市管县体制下市县之间形成了科层主导的竞合关系,省管县体制下市县之间将形成斜向分治的竞合关系,在市管县向省管县的改革过渡时期,市县之间则形成了科层主导、斜向分治交错混合的竞合关系。这三种竞合关系,在市县的自主性、竞合的结构特征、竞合的机制手段、竞合的绩效表现等四个维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在需要省管县的地方,应缩短改革过渡期,并尽快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     

我国区域法制协调发展的若干宪法问题思考

与其说区域法制的协调发展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毋宁称其实质为一个重大的宪政问题。区域法制协调发展问题虽由经济活动的频繁变动所诱发,但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非其考虑的惟一要素,其手段的可行性及协调的广度和深度实际上将更直接地取决或受限于我国在中央与地方权限划分,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上的宪政安排,并将最后归结于我国地方自治、地方分权、权力下放等府际关系的宪法变革之中。     

宏观制度变迁条件下的县级“治权残缺”

本文从中央与地方关系视角出发,将县级治理放在改革以来的财税、金融等宏观领域的改革与土地制度变迁中加以考察,认为宏观改革对县级治理的影响经历了"三个十年"的阶段性变化:1980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形成相对完整的地方治权,但也开启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发展模式;此后,以"扩权放权"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改革发生逆转,1990年代"财权上收事权下移"、21世纪初"金融权上收发展指标下压"以及建设用地指标严控管理体系,既是中央对地方政府公司化行为的客观约束,也构成县级"治权残缺"的三个主要方面。其他重要领域的垂直管理体制和市管县体制也加剧了县级治权的残缺化程度。这是当前县级治理陷入困境的体制根源。     

地级城市治理空间与层级的多元选择

基于现代城市治理应有完整内部结构和确定边界的观点,区分城镇型城市和广域型城市。在逐步实现省直管县的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地级市应由广域型城市逐渐转变为城镇型城市;地级市与相关的县(市)建立竞争及合作的府际关系,弱化甚至消除行政隶属关系。地级市内部扩大管理幅度,减少管理层级;地方政府进行自主的、多元的治理模式选择;地级市走市民广泛参与的个性化、内涵式城市发展之路。     

城市群地方政府协作治理网络:动机、约束与变迁

城市群府际协作治理既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群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已形成了双边与多边网络结构。全体成员参与协作的制度性安排试图促进府际协作,通过地方政府的选择性收益动机、交易成本和契约风险形成的外在约束来影响并改善府际协作。制度性安排与府际协作的网络变迁历经城市群的非协作时期、培育协作时期与自主协作时期三个阶段。2006-2015年间我国城市群联席会数据表明,省内与跨省的府际协作差距巨大,其中制度安排对长三角双边协作有着明显的带动作用,使得该城市群协作从培育期进入自主时期。京津冀目前尚处于前协作阶段,但已向培育期转变。为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府际协作,应尽可能地考虑降低城市间协作可能遇到的交易成本与风险,根据不同的结构进行制度性统筹安排。     

现代国家与自主治理：社会转型视野中的治理

西方近代历史的经验表明,转型社会对基层自治秩序最为重大的挑战是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行政权的扩张一方面成为＂政治现代性＂的重要标志,同时,如何控制行政权,避免与社会自治秩序冲突也是政治科学的关键性议题。人类文明中存在两种政治秩序类型：一种为＂单中心秩序＂,建立一元化管辖权,造成中央与地方精英之间的冲突,使自治的体制瓦解;另一种为＂多中心秩序＂,实现中央与地方管辖权的交叉与制衡,形成自治的制度基础。自治秩序的制度前提一定是＂多中心秩序＂的政府层级安排。因为,只有这种＂重叠管辖权＂的政体模式才会在政府之间形成围绕自治体的竞争关系,否则,各级政府的关系始终纠缠不清,社会自治也将成为一种乌托邦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