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医改的“去行政化悖论”

正去行政化之所以存在吊诡,在于去行政化必须要由行政力量加以推动。改革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最严峻问题,在于如何激励行政力量推动去行政化的改革。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注定将成为中国改革思想史上的里程碑。此次全会的《决议》不仅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深化改革总纲,而且还就公共部门的转型提出了具体的深化改革方向,即"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     

《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秩序》简介

政府和市场之间应该怎样分工,政府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应该充当什么样的角色,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共同关心的话题.徐向艺教授的新著<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秩序>(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一书,通过政府行为、企业行为和个人行为的关联分析,在政府干预理论与实践比较研究基础上,探讨政府干预模式的转换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立的方式与途径.本书按照政府干预理论假定分析--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分析--经济秩序与经济主体行为分析--政府干预与企业行为分析--政府干预与个人经济行为分析--市场经济秩序的确立--政府干预机制的优化基本研究思路逐步展开的.     

试析移民社群对当代美国外交的影响

美国移民社群外交是指一个或一系列明确并系统的政策计划,其目的是借助移民社群的资源及其与祖籍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以提高美国的发展援助与公共外交等政策有效性。目前,美国这些政策计划尚未建立高度正式和结构化方式,而主要是采取全球公私伙伴关系这种制度化形式。通过全球移民社群论坛、非洲移民社群市场、国际移民社群协作联盟三个机制可以看出,美国移民社群外交展现出不同于传统外交的环境、行为体、机制方面的重大变化。美国移民社群外交首次通过制度化方式将移民社群纳入美国外交体系中。     

用兼容与开放化解精神危机——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东亚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

现代社会里,政府的力量非常强,控制的工具多样,技术也很先进。政府需要自我约束,对文化不要过多干预。政府稳定社会的力量和经济的繁荣发展,两者相得益彰,然后放手让社会与文化自由发展。     

非营利组织运作机制探索

S慈善总会的组织性质是非营利组织，组织结构上建立了理事会制度，管理体制上缺乏志愿者的参与，筹资机制上以行政手段为主，资源分配和使用机制上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S慈善总会的实际运作呈现准行政化的特点。     

博士官员的真假文凭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多样化的读博方式、谁去读博士,而在于如何约束行政权力和大学发生交易。在内部严重行政化的机制下,任何一种多元化的教育形式都可能被权势所利用。清华大学博士生王进文的爆料揭开了"论文博士"这一特殊培养方式的真相。5月初,他在微博上称:"山东省国土资源厅一把手正在清华大学法学院读博士,但从未见其上课。"随后,清华大学回应称该厅长徐景颜并非全日制博士生,而是"论文博士",以证明其文凭生产简易粗制的合理性。     

文化角力商业:问路创意园

在最近又再激化的宋庄房讼纠纷之后,人们的眼光再一次投向在地产和政府双重压力之下的中国文化产业园生态。宋庄的样本无疑具有启发意义,而在另一些意识形态色彩与行政干预相对较小的地区,文化与商业的角力呈现何种面相?这期我们呈现的是广州样本。     

工资怎样跟上CPI上涨

工资的共决机制在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然势在必行。这种机制将是政府避免对市场微观领域进行事无巨细的行政干预的唯一可行的替代机制。     

迈向法治之路依然漫长

<正>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首次提出依宪治国,健全宪法实施、监督制度及解释程序机制,为建立违宪审查机制提供了可能的空间,还提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追责制等司法改革思路,对推动法治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从三中全会到四中全会,司法改革均指向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的改革道路,力图提升司法的独立性,方向正确。作为新一轮司法改革的起点,2014年整体上属于方案的制定阶段,司法改革小步前行。在具     

全球治理进程中的政府改革

全球治理既是一种内涵丰富的崭新理论,又是一种客观历史发展进程.作为一种理论,它是对传统政治学所体现的国家统治理念的超越,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发展到全球政治新阶段在政治结构、政治主体、管理方式的新变化、新特点.作为一种客观发展进程,它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的新形态,是国际规制有效性的现实要求,是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民主潮流的产物.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既对国家主权和政府有效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政府改革提供了有益的思路,这就是,以治理与善治思想为指导,以公民社会成长为依托,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为前提,转变政府职能和行为方式,让市场、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三者在各自的作用范围内发挥作用.     

社会主义会卷土重来吗?

如果社会主义指的是一种由政府控制经济的主要部分并对财富进行再分配,以产生社会平等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种制度在下一代卷土重来的可能性接近于零.但是,为了弱者和边缘群体的利益而遏制富人力量的平等主义政治冲动依然很强烈,并且已经开始卷土重来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种冲击力将不会导致新的激进团体取得政权并实施与其主张相一致的政治议程.尽管在力图影响事件进程的过程中,全球左派可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治理方式,以有力地约束多国公司和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的政府.     

论大部制改革背景下的社会法调控机制——以行业协会的发展为突破口

近期出台的大部制改革方案凸显了国家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有限政府的决心。这一过程必然伴随着行政力量在某些领域的退出,但谁来填补其退出后留下的空白,这给传统的公私法调控机制带来了挑战。所以,适时地提出社会法调控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行业协会的发展和完善又是社会法调控机制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发挥作用的基础的重要的一环。     

对政府机构再造的思考

政府再造是当代行政学及行政实践界的热点问题,作为政府再造的标志性成果,政府机构改革是政府再造过程中一项重要的内容。我国政府机构已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改革,但每一次改革都不是很成功,存在许多问题。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在今后的改革中,应把握好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以彻底打破“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循环定律。     

政府仍需调控

政府的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这个市场就不平稳,甚至会自我毁灭。从世界潮流看,市场经济的发展到现在已不是马克思所讲的市场,因为他讲的是资本主义初期自由竞争的市场,而现在的市场是经过30年代的大危机之后产生的由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这就是说政府要控制整个经济活动的热度,太热时要平息一下,冷的时候要刺激一下,使市场正常运转。日本和韩国政府,除了控制经济总量如经济信贷、财政、赤字的程度等,还干预一些新兴的行业,政府通过一定措施去促进发展。日本汽车能占领美国市场,就是通产省组织几个企业联合的力量。韩国的钢材搞到两三千万吨,也是政府组织搞的,当然不是代替企业搞,而是将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寻求自主性的战略路径——以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为例

在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国家的干预对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有害无利,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国家主义观点则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事实上,这两种观点都将国家和市场看作相互对立的因素:所谓"发展型国家"的概念必然是与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以及对经济的干预相联系的,而一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全面开放通常也被当作国家在全球化的市场力量面前丧失自主性的证据。本文则通过对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提出另一种可能性,即国家有可能以经济全面市场化及开放化为路径,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本文对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研究显示,早期以行政分权为基础的外贸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内部制度结构,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自主性及政策贯彻能力;而国家将经济全面推向市场化并对世界市场开放,恰恰是为了重新获得并加强国家的自主性。     

息怒妙计

一次,世界房地产大王约瑟夫接受政府的命令,去拍卖新泽西凯普顿一带1898栋房子。这些房子原是南北战争时建给造船工人居住的,而到了拍卖的时候,真正战时搬来居住的工人只留下3家,其余的都已不是故主。但是这些“屋主”却仍以“从前政府让我们搬来,现在又要赶走我们”为理由,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加以抵制。他们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坚持不肯迁让。这使约瑟夫大伤脑筋。如何对付这一群疯狂的住户呢?当然,他很有理由证明他们都不是战争时的原有住户,使这些无理取     

政情

财政部防止政府既买服务又养人财政部近日通知,"要充分认识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按照国务院关于"财政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要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     

当人才遭遇“官本位”

探索行政权力的退出机制,最终建立独立于权力体系之外的评价体系,才能真正为人才营造宽松的环境。中国一些领域存在的过度行政化现象正制约着人才的发展,不仅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     

浅议我国仲裁机构的去行政化问题

我国《仲裁法》第十四条从法律层面上确定了我国仲裁机构的性质——独立性与民间性。然而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至今,仲裁机构仍具有很强的行政化色彩,并且有强化趋势。修改《仲裁法》已是当务之急。在探讨如何修改《仲裁法》的过程中,理论界与实务界十分关注仲裁机构如何去行政化的问题。本文将在解析仲裁机构行政化具体表现的基础上,提出去行政化的思路。     

改革的新思维

近期,深圳的行政三分制成为了媒体关注的时事热点。 就像深圳的官员一再强调的那样,这并不是西方的三权分立,将整个政府权力分割为立法、司法和行政三大块,让其互相制约,避免寡头统治和集体腐败。深圳的改革还没有到真正改变政治基础的地步。它更像是管理层面的改革,即在行政的范畴内,将组织和权力划分为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大块,让各部门之间形成一个紧密衔接的管理链条,而不再是诸侯们各据一方,小天地内的行政管理“产供销”一条龙。 国内对政府治理弊端的抨击由来已久。这种弊端有深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