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

“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是根本对立还是和谐统一 ,是刑法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本文通过对“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的终极追求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 ,“严打”刑事政策的基本要求的论述 ,提出“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是和谐统一的关系 ,指出贯彻“严打”刑事政策中的偏差并不等于该政策本身违背刑法基本原则。     

“严打“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体现

"严打"要遵守罪刑法定原则,依照刑法对犯罪分子定罪量刑,不能因为"严打"而降低定罪标准和加重刑罚;"严打"要遵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严打"期间对行为的定罪量刑应基本平衡;"严打"要遵守罪刑相适应原则,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事实情节适用刑罚,不应一律适用重刑.     

也论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对“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论的质疑

我国要从传统的依靠政策治理国家转变到依靠法律治理国家,因而如何处理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则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现实问题.我国刑法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形成了"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的权威观点,对此笔者持质疑态度,本文通过对刑事政策本体内涵的探究展开了对此观点的追问,认为此观点是缺失法理依据的,而且有可能损及刑法及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和尊严.     

"严打"的法理学探析

"严打"这一阶段性的刑事政策,相对于法律而言,与依法治国及罪刑法定原则尚存在一些冲突之处.本文试从上述两个方面予以分析,并提出完善我国刑事法制的构想.     

刑事政策在刑法解释中的作用空间——兼论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在刑事政策纳入刑法教义学和相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刑事政策对于刑法解释起到相当的作用.刑法规范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区分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和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对于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而言,刑事政策可以发挥其在刑法解释中价值判断的作用.但是对于记述的构成要件要素,在刑法解释中应当排斥价值判断,对其解释的性质只能是某种事实的追认,即事实判断.在刑法解释过程中,一旦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出现错位,类推解释则会出现,进而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对"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法理反思

通常人们认为97<刑法>已经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确认.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则有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的声音.97<刑法>的双向规定确实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偏离.同时,只有剔除当前所谓的"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刑事法治.     

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关系浅析——以“李斯特鸿沟”消弭为线索

罪刑法定是立法完善、司法公正的源动力,刑事政策是现行法律的有效运行的时代向导。"李斯特鸿沟"割裂了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之间的本质联系。但随着民主法治的不断进步,罪刑法定与刑事政策相结合成为大势所趋。罪刑法定让刑事政策的实施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刑事政策让罪刑法定灵活适应现实情况的多样化成为可能。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任重而道远,这样就更加需要罪刑法定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之间相辅相成。     

现代法治语境中的刑事政策

法治国家的原则与法治国家建设的任务须为具体行动,在刑事法领域要贯彻法治原则就要化为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是刑事法领域的法治原则.罪刑法定及刑事政策的相关方面,如罪刑法定机能及其演变、刑事政策的内涵、罪刑法定和刑事政策的紧张性及其调和,当前刑事政策中的热点问题以及刑罚反制犯罪关系等问题值得思考.     

部门法方法论的又一项新成果——评《罪刑法定的实现：法律方法论角度的研究》

我国1997年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刑事法治在刑法领域的直接体现和根本标志。然而,立法化的罪刑法定其价值有赖于在司法运作中得以实现。因此,关注司法环节,实现罪刑法定的司法化就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论罪刑法定原则与国际人权保障

罪刑法定原则是保障人权国际原则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刑法》从完善我国刑事法治、保障人权的需要出发 ,在第 3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并废止了类推制度 ,成为我国刑法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文章重点阐述了四个方面问题 :国际人权公约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从国内法向国际法原则的演进及其意义 ,我国刑事立法司法中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情况 ,履行国际公约义务 ,强化刑法人权保障功能。     

“犯罪人心理“与“犯罪心理“辨析

"犯罪心理结构"之争,已经集中在"犯罪心理"或"犯罪人心理"这个焦点上.反对"犯罪心理结构"者认为,犯罪心理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犯罪人心理在很多方面(甚至一切方面)同守法公民没有区别.因此,犯罪心理学实际上是一门研究"犯罪人心理"的学科.这是一种违反逻辑的、必将导致取消犯罪心理学的推论.     

招安“民间刑事悬赏”，整合刑事悬赏制度

在我国,刑事悬赏制度虽然已经有法可依,但存在单一化启动的缺陷,实质上是"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公民个人刊登悬赏通告缉拿凶犯,即"民间刑事悬赏",是新近出现的现象,它具有双重属性,需要建立合理的配套制度方能发挥其优良的效用.把握两者的结合点,融合"民间刑事悬赏"与"依职权式刑事悬赏",建立具有"依职权"和"依申请"二元启动模式的刑事悬赏制度,应当是我国刑事悬赏制度改革的方向.     

刑事诉讼中的搜查与扣押

刑事诉讼中的搜查、扣押作为国家强制力的实施,应当受到诉讼中应具有的正当程序精神的制约,缺乏完善的程序制约则对公民权利极易造成威胁.完善的搜查、扣押制度应包括以下要素:必备的程序要件;侦查人员紧急情况下的合理限度;违反程序上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等及完善的法律救济措施.     

论刑法中的"国家工作人员"

理论界和司法界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及其外延的争议由来已久,大多数学者曾意图通过揭示其本质来解决此争议,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笔者认为立法的缺陷以及将"国家工作人员"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争议产生的主要原因.本文着重从立法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这两个层面来探讨此争议,建议用"国家公职人员"这个较为科学的概念来取代"国家工作人员",并对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刑事立法进行修订.     

论刑事诉讼中的诱惑侦查——以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参考

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并没有对诱惑侦查进行法律定位,尽管其在实践中已被侦查机关所运用,但出现的问题颇多.为减少诱惑侦查在实践中的负面效应,此次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诱惑侦查,然而新法中规定的诱惑侦查颇为原则化,对诱惑侦查的实施主体、适用范围、原则及合法性应明确予以规定.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关系的再思考——以“价值分析”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即诉讼法与实体法的关系,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刑事诉讼法除了作为实现刑法目的的工具以外具有独立的价值,但在司法实务界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刑事诉讼法对于刑法的独立价值的揭示和澄清,有助于我们在观念上重视程序,实现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     

查处“黑恶”势力犯罪及其“保护伞”的适用法律问题——《刑法》第294条质疑

实证调查、法理分析表明,《刑法》第294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存在许多法学逻辑上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司法活动中已表现为种种无法逾越的现实障碍。本文试图通过对“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犯罪问题的司法实务进行研究,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并为相关法律的完善提供建议。     

西方国家"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的实践考察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主导趋势,并且正在成为一种席卷世界的刑法改革潮流.虽然主观主义刑法在犯罪论领域的影响日渐式微,但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仍有一定的表现,期待可能性成为构成要件、严格责任罪的确立、亲亲相隐行为免责化、被迫行为免责化等就是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趋势在犯罪成立方面的反映....     

从运动到法治：“严打”刑事政策的理性趋势

“严打”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刑事政策 ,在打击刑事犯罪 ,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保障社会安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该政策从确立到成型再到发展至今 ,经历了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从不健全到基本健全的过程。因此 ,在该政策的形成与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与现代法治理念不相适应的问题 ,集中表现为“运动”模式的色彩过浓。但该政策的生命力是不应否认的 ,应当有所作为的是 ,将“严打”从“运动”引向“法治”轨道。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问题研究

刑法中的"多次"犯罪,在本质上是将同种数罪以法律拟制的方式作为一罪加重处罚的刑法现象,我们也可称之为"多次"加重犯。由于立法者将犯罪的次数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这使得刑法对此类犯罪的处罚具有明显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以对于"多次"犯罪中的"次",应当坚持事实与价值相统一、客观与主观相统一的判断原则,从严予以认定。"多次"犯罪中单个犯罪之构成,仅要求该次行为足以构成犯罪即可,而不论该次行为属于既遂、未遂、预备抑或中止等形态。对于一次教唆或帮助行为,即便其内容涉及或导致了"多次"犯罪,对教唆者和帮助者也不能与正犯一起被评价为"多次"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