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社会环境自治:内涵、价值与政府责任

作为公共管理范畴,社会环境自治是社会自治在生态环境领域中的具体样式,是作为面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具体内容.它具有环境伦理弘扬、环境民主进步、环境平等促进、环境效率提升的价值.在走向社会环境自治过程中,政府负有一定的引导型环境管理责任,即应当通过对社会环境自治资源的适度支持、政府环境管理职能的科学转变和社会环境自治行为的必要监督来创造社会环境自治形成与发展的有利条件.     

构建善治型政府

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和促进行政改革,以构建以社会本位为价值取向的政府与社会的新型关系,这就必然要求建设一个适应社会管理需要的善治型政府。(1)善治型政府应当是一个适度型政府。一方面,应当准确定位和全面把握政府职能,在"宏观管理、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体系中,更加强化政府的社会职能;另一方面,应当建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准则,保持政府管理的适度。(2)善治型政府应当是一个服务型政府。     

回声与超越:政治体制改革中推进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党和政府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历经改革开放以来的六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思路逐步清晰。服务型政府打破了"全能主义"政府模式对一切事务的大包大揽,既遵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运作程式,也响应民主化思潮对政府工作的透明、高效、民主、法治以及积极吸纳公民参与的理念,并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服务型政府建设是在中国政治与行政尚未完全分化的情势下展拓的,其理论架构、构建程序和运行方式等,既关涉政治议题,又勾连社会治理模式。改革开放以来的六次政府机构改革虽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名,但多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之实,服务型政府在这两种态势下运行,必然脱离不了政治和行政的干系。审视政治体制改革抑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在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组织形式和规模等方面推动着服务型政府的构造,而服务型政府建设进程中表征的民主、法治、公正、公民参与等理念均彰显政治体制改革内容的光辉,从一定程度上对政治体制改革起着倒逼作用。在全球化、民主化以及社会自治强度扩张的情势当下,建设服务型政府既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立足中国实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府建设路径进行,也要处理好诸如服务型政府规模、结构以及与传统政府模式的关系。     

社会善治模式与群体性事件的防范

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源在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新的社会环境之间的不协调.因而防范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良方是创建社会善治模式.即培养公民价值与公共利益至高的价值理念,制定一套共同认可的善治制度规则,推进政府改革,提升善治能力,壮大公民组织,夯实自治能力.     

地方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文章的目的和重点在于提出问题并分析其成因，为解决问题提供参考。由于把问题限制在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中，而地方政府的发展方向是服务型政府，故而先简要探析服务型政府应有的社会管理职能，作为提出和分析问题的依据。     

服务型政府的理论误区与实践策略

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中国行政改革的目标取向。准确把握服务型政府的科学内涵,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前提。建设服务型政府,必须建立完善的政务公开制度,实施绩效管理,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推行电子政务,实现"善治"政府。     

治理视角下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构建

"治理"理论强调的治理主体多元性、合作互动性与服务型政府要求在建立有限政府、注重社会力量的培养等方面在价值追求上有契合点。从治理理论视角出发,通过对服务型政府内涵和特征的界定,探讨现阶段我国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如下:要保证政府在整个治理体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促使公民社会的壮大,为服务型政府的构建打好基础;促进信息透明,加强法制建设,为政府与社会力量共治创造条件。     

政府回应视域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回应性是现代政府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面对社会现状不稳与失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是政府回应性的具体体现和突破社会管理困境的有益选择。实现社会管理创新路径选择在于实现社会与政府的双重建构,政府重构的重心在于提升政府的回应性,社会重构的关键在于增强自身自治能力。     

"有限政府"的意蕴及其建构途径

我国目前着力倡导的“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有限政府”的价值取向就是“服务型政府”。善治视野下的“有限政府”,政府的权力、职能、规模以及行为方式等都应该依法受到规范,不能超越法定界限。正是基于对“有限政府”的这种理解,规范政府行为、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根本出路在于构建“有限政府”。因此,重塑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培育健全的“第三部门”,推行公共服务市场化,理应成为我国构建“有限政府”的路径选择。     

善治理论与我国政府改革的有限性导向

善治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兴起以来,传播迅速。这一理论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公共管理领域的惟一权力主体,而是强调政府与市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并充分发挥自组织的作用,从而实现公民积极参与管理以及推进管理的民主化进程。善治理论提出的"良好的治理"模式,从某种角度讲可以成为中国政府改革的参照,我国政府改革应侧重向有限性转变。     

我国政府善治途径探析——新加坡政府治理经验及其启示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公民社会的日益成长",善治"理念越来越受到我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开始积极探索我国政府的善治之路",善治"理念作为政府治理的最高目标,其根本特征就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新加坡自1965年独立后,迅速工业化使其经济发展上取得了重大成功,成为当时"亚洲四小龙"之一,过去的20年中,在坚持"好政府"的原则下,新加坡政府在追求政府管理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其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善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服务型政府研究览析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当下学界研究的热点。纵览近年来服务型政府研究，从国内学术界来看，阐释服务型政府内涵大致有以下视角，即政府与公民关系视角，政府职能重塑视角，政府类型历史演进视角和政府工作方式转换视角。而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案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思路：即理念和文化重塑，职能与结构优化，管理和服务方式创新，运行机制法治化和公共财政体制构建等思路。目前对服务型政府研究还存在三方面不足：即概念有待进一步澄清；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内容与形式都还认识不够；服务型政府建设路径的认识有待深化。鉴于此，对服务型政府的研究应侧重：一是加强对服务型政府概念的学理研究，二是进一步明确服务型政府的权能定位，三是加强对构建服务型政府责任体系的研究，四是服务型政府建构与区域一体化研究衔接，五是探索政府应急性服务机制，六是政府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七是着重服务型政府的法治化研究，八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路径研究。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三种模式比较—基于服务型政府理论

公众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是公众表达个人偏好实现自我利益的重要渠道,也是公众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标志.从当前服务型政府理论框架出发,分析服务型政府的内涵、特征,提出三种公众参与模式,即:"公众一利益集团"参与模式、"公众-决策者"参与模式和"公众-精英"参与模式.适合我国当前服务型政府理论和实践的应是"公众-决策者"参与模式.这可以从四个方面证实:"公众-决策者"参与模式是服务型政府彻底实现以人为本政府的重要途径,是服务型政府完成任务和使命的必由之路,是促进与公众融合的重要方法,是增强政府责任意识的直接方法.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在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效进行纠错的基础上,提出了治理与善治的行政改革理念和模式。善治的实质在于实现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治理和善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借鉴和吸收其合理因素,对于推进我国的行政改革,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形成和转化,实现我国的善治具有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互动关系探讨

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项比经济体制改革更为艰巨的任务,政府在这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中无可争议地处于"主角"的地位,但"主角"绝非"独角".服务型政府建设事业只有在党和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政府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中,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才能实现.     

服务型政府：和谐社会构建的必然要求

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公共治理的和谐.其中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就在于公共治理的和谐.而要实现公共治理的和谐,政府和政府管理是关键.服务型政府是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通过法定程序,按照公民意志组建起来的,以为公民服务为宗旨,实行服务职能和承担服务责任的政府.服务型政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宗旨是统一的,两者在方向和内容上具有一致性.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建设服务型政府,就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公众服务导向和行政理念;建立健全各项制度,建设法治政府;培育社会中介组织,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     

论发展型政府的困境及其转型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再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而长期以来为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政府,不仅导致了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而且也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大量社会弊病,这使得发展型政府走到了穷途末路。为挽救这一危机重在实现从发展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这才是实现良好治理的终极路径选择。     

两种政府模式下的“放管服”改革比较

从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的比较视角对"放管服"改革进行分析,有助于澄清"放管服"改革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要求。以"理念定位—组织安排—方式(工具)选择"为逻辑主线,对管制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两种模式下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给予理论比较,并运用该比较框架对地方"放管服"改革的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放管服"改革总体效果较好,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要求较为一致,但仍存在诸如改革的效率主义取向,重形式轻实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等三者不协同等问题,亟须对管制型政府与服务型政府导向下的"放管服"改革给予理论甄别,明晰"放管服"改革应自觉秉持服务型政府价值导向。亦即,既要以服务型政府引领"放管服"改革的进程,促进减权、清权、确权落到实处,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得当有力,公共服务能力加速提升,又要以"放管服"改革倒逼服务型政府建设,突破政府自身改革的阻力与困境,着力塑造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市场本位、权利本位的现代政府管理理念。     

治理理论视域下善治政府的政策选择——以不丹为例

在这个寻觅幸福和善治的"后GDP时代",世界上唯一一个以追求国民幸福为执政目标且真正成功实现的国家——不丹,越来越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以国民幸福总值(GNH)作为衡量发展标准的"不丹模式"对我国的善治政府道路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试从治理理论出发,通过不丹幸福治理模式的案例分析,从政府的合法性、责任性、法治、有效性以及社会资本的良好传承等方面对不丹模式进行深入剖析,试寻找出有益于我国善治政府的政策选择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