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刑法中的事实错误

刑法中的事实错误作为刑法错误论中最为重要的错误类别,在刑法理论上有特殊地位。解决好事实错误问题,进而深入到整个错误论领域中进行研究,无论对于学术还是实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认识错误与被诱惑者的刑事责任问题

刑法理论上所讲的认识错误与诱惑侦查中被诱惑者的认识错误是不同的，警方是否对行为人认识的对象施加了某种影响，成为上述两种不同认识错误得以区别的根本原因。由于警方的介入，行为人与被侵害对象之间的正常行为接触受到了干扰，这种干扰对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有无以及程度大小会产生相应影响。     

论具体的方法错误的归责

对于具体的方法错误的归责，刑法理论上主要存在具体符合说和法定符合说的对立。犯罪构成计划理论对于方法错误的处理，更倾向于具体符合说的观点。具体符合说的归责理论的缺陷，就在于其忽略了行为所违反的法规范及其保护目的在故意和过失的认定以及结果责任归属判断上的决定性评价意义。反之，法定符合说从规范的角度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具体符合说认为具体的方法错误在通常情况下成立想象竞合，这不仅不利于保护刑法法益，也无助于实现刑法公正。     

由捕杀珍稀动物犯罪的认定谈刑法中的错误认识——以日本“狸·貉事件”和“貘玛·鼯鼠事件”判决为切入

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事实上很难区分。来自大陆法系的这种分类，对于我们没有实际意义，我国刑法关于罪过的规定就能解决认识错误问题。违法性认识不仅是实体法问题，还是程序法问题。缺乏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的证明责任在于被告方。     

“国家工作人员“立法解释质疑:兼谈腐败犯罪构成的特征及分类

本文认为，我国法律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立法解释不断发生变化，表明了这一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和外延的不易究尽性，且现行的立法解释也犯了逻辑和语义上的错误。本文还对腐败犯罪构成的特征及分类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对现行刑法第９３条进行修改的建议：以“国家公职人员”。     

日本刑法中的事实错误理论研究

事实的错误是日本刑法理论中关于“错误论”中极其重要的内容之一。虽然中日两国的法律制度相差较大，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出日本刑法解释者是怎样平衡司法与立法的。本文主要介绍了关于事实错误的三种学说，即具体的符合说、法定符合说和抽象符合说，并对日本的事实错误理论进行了简单的评析。     

刑法总则对犯罪未完成形态之规定不妥

刑法总则规定犯罪未完成形态原则上都是犯罪行为，但这一规定造成了一般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的混淆，在司法实践上违背现实情况，在刑法体系上造成与分则具体罪名构成要件的自相矛盾，而且在刑法理论上引发了学者对我国犯罪构成立法模式的误解、争论。因此应该对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未完成形态的规定进行修改。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的单位犯罪问题探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与单位犯罪的关系,在我国刑法中是相互排斥的,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又是存在困惑和困境的,其原因在于定位两者关系的角度存在混乱或错误,应当通过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逐步解决司法实践问题。     

教唆犯的认识错误问题

教唆犯的认识错误,是指教唆犯和被教唆人对教唆犯的教唆行为、被教唆人的实行行为的法律评价和事实情况所发生的认识错误。分类研究教唆犯的认识错误,具体解析教唆犯和被教唆人在各种认识错误情况下实施的行为,在刑法实践中意义重大。     

论法律错误和事实错误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在刑法上。认识上如有错误，就有可能对行为人的犯罪发生影响，从而影响其刑事责任。因此，研究刑法上的错误，对正确定罪量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认识错误能否成为犯罪构成的阻却事由，或者。能否成为减轻犯罪人刑事责任的依据呢？关于这些问题，国内外刑法学界有不同认识。虽然研究错误问题的直接目的是要分析行为人的认识错误对犯罪构成主观方面是否发生影响，或发生何等影响，但这种分析归根到底是要解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试析我国刑法中的解释性条款——兼评刑法总则第五章规定之失当

每个专业都有其特有的专业术语,刑法也不例外。为了使这些专业术语的含义更加明确,需要对其加以解释。对于刑法中专业术语的解释,历来有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之分,而刑法条文中对于专业术语的解释则属于立法解释之一种。我国刑法条文从总则到分则设立了许多解释性条款,而刑法理论上对它们的研究却不够深入和细致。本文从解释性条款的概念、性质、分类几个方面加以探讨,并对解释性条款的完善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转化犯及相关立法研究

在我国现行刑法中，“依××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的规定相当多，其中，有的属于转化犯的规定。立足于刑法的规定，对转化犯进行理论上的研讨与分析，对于刑法理论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金融犯罪《刑法》分类的理性思考

我国金融犯罪分类在理论上的争议主要是围绕对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展开的,在明晰金融诈骗犯罪立法沿革背景下,基于对犯罪客体概念的重申和犯罪客体的犯罪化与犯罪分类机能的认知,我国金融诈骗犯罪独立设节虽然能突出国家对该类犯罪的重视,但是违背了我国以同类客体作为《刑法》分则章节设置的标准。从实然的法规范和应然的法体系视角来看,应将其纳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中;从应然的目的性视角来审视,未来《刑法》进行补正解释或将其纳入《财产犯罪》一章也许更具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是对我国国权主义刑法向民权主义刑法转变的有力回应。     

《大清新刑律》中共同犯罪人分类之研究

《大清新刑律》对共同犯罪人的分类,是中国刑法史上开天辟地的选择。其对传统分类的摒弃,对最先进的西方(尤其是德国)刑法理论的借鉴,充分体现了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路径之一———法律移植。通过对这种移植的优劣得失进行评价,便于对我国现行刑法中的共同犯罪人的分类问题进行反思。     

由捕杀珍稀动物犯罪的认定谈刑法中的错误认识——以日本“狸·貉事件”和“貘玛·鼯鼠事件”判决为切入

事实错误和法律错误事实上很难区分。来自大陆法系的这种分类,对于我们没有实际意义,我国刑法关于罪过的规定就能解决认识错误问题。违法性认识不仅是实体法问题,还是程序法问题。缺乏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的证明责任在于被告方。     

日本空白刑法规范认识错误问题处断对我国之借鉴意义探析——以“姆马案”“十文字貉”案为例

随着社会交往日益密切,刑事法网不断扩张。为适应这种趋势,刑法采用了空白罪状的立法技术,所形成的刑法条文在规范角度被称为空白刑法规范。当行为人对空白刑法规范的补充规定产生认识错误时,日本法院认为对构成要件错误与禁止错误应当作实质判断,即该错误具有相当性的场合,应作为构成要件错误实现出罪的目的。此种论断对于同样采用违法性认识不必要说的我国,具有借鉴意义。     

论刑法中的涵摄错误

刑法意义上的涵摄是将生活事实涵盖于法律所描述的构成要件的过程,也是三段论中大前提与小前提互动的过程。刑法上的涵摄错误则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故意实施的行为事实并未发生认识错误,也知道可能有禁止自己行为的刑法法规存在,但对该法规之解释存在误解,认为其行为并非刑法所涵摄的行为。涵摄错误不是事实错误,不能阻却故意,但可能构成违法性认识错误,阻却行为人的责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涵摄错误主要包括对行为主体、对象、方式及性质的错误。     

内地与香港刑法关于共同犯罪之比较

由于内地和香港分属不同的法域，两地刑法中共同犯罪立法差异较大。本文通过对两地刑法中有关共同犯罪的概念、共同犯罪人的分类及其刑事责任进行介绍、比较，析其利弊，以促进两地刑法相互交流、相互借鉴。     

经济刑法中违法性认识错误的理论反思与规则重塑

经济刑法保护法益的抽象性、流变性以及犯罪构成的模糊性、复杂性，决定了适用于核心刑法领域的违法性认识错误规则无法完全适用于经济刑法领域。是故，需要重新反思和架构适用于经济刑法领域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判断规则。在判断标准上，应当放弃“职业推定”的立场，采用“类型化之一般人标准”；在判断前提上，当法规范本身缺乏明确性或行为人认为其行为有高度合法可能性时，应当肯定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存在，同时主张以“刑事推论”取代“刑事推定”，避免司法者习惯性地“知法推定”，从而导致违法性认识错误的宽宥功能在经济刑法领域无从发挥；在判断方法上，虽采用同核心刑法领域相同的阶段式审查，但应更加公平地分配刑事犯罪风险，允许经济活动者对有利于自己的法院判决和中立、专业、无偏私的专家意见予以信赖。     

数次同种共同犯罪的理论界定及司法适用--由两则案例引出的法律

数次同种共同犯罪的频繁出现,向传统的共同犯罪人分类标准发出了挑战,也使现行的同种数罪处罚模式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搏弈的结果.而要从刑法理论上寻求一种有效的、合乎刑法基本原则要求的数次同种共同犯罪的处理规则.我们必须要对数次同种共同犯罪进行科学理论界定,在此基础上科学区分犯罪人的种类,理性选择处罚模式,以期有助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此类犯罪中的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