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迪特的国家学说及其评价

菲利普·佩迪特的国家学说借鉴、吸收和整合了政治自由主义、社群主义、新共和主义和社会批判理论。整体论个人主义的社会本体论和无支配自由观奠定了佩迪特新共和主义国家学说的哲学基础,论辩式民主为佩迪特国家学说中的国家主权提供了制度保障,社会正义理论为其提供了多元、平等、共同善的价值基础。佩迪特企图超越罗尔斯的正义论,其国家学说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贡献和较强的现实意义,但它忽视了国家主权与公民权利的对等性,始终未能突破传统自由主义和古典共和主义的局限性。     

"红头文件"走下神坛

不久的将来,公民可以起诉"红头文件":这是最近行政许可法中最意义深远的改革。它意味着,"红头文件"走下了权力的神坛,在法律的框架内,世俗的公众可以与之博弈,对其监督。"红头文件"在平头百姓面前,有一种不可侵犯的神秘特质,表现为"神秘"和"不可诉"。"神秘"--深锁政府大院,不对老百姓开放,只在收费或征地时,才在老百     

法制影视视角下的普法隐性教育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我国的国家大项立法正逐步完成,培养公民的法律素质迫在眉睫。法律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普法的宣传,多种方式开展普法教育的道路任重道远。在新媒体时代,影视剧在普法传播中担任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让公民直观了解法律,加深对法律的认识。通过影视的方式向公民展示法律事件、传递法治理念,不仅可以影响公民的心灵和素养,帮助公民树立正确的法律观与人生观,而且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也同样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习惯法与法治的制度起源

欧洲封建社会时期日耳曼人的习惯法是一种没有立法者的法律体系。正是这种法律体系在 欧洲的出现和长期实践使法治原则最终找到了其制度性的体现,也使政治和法律思想家最终从依靠某 个圣贤的"立法者"奠定法治基础这样一种在逻辑上必然没有结果的尝试中走了出来。同时,日耳曼 法通过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法律的解释使其逐步演化的方法,又为这种法律体系提供了独特的生命 力,使其能够在稳定中走向发展。     

有法治,才有真民主——专访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法学家季卫东

法治最核心的内容是不仅仅要求普通的公民遵守法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也和民众一样遵守法律,也就是说用法律规则来限制政府的权力。法治已成中国政治热词。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上,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去年底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但是,中国在法律制     

律师刑事辩护的现实困境和突破方向

律师是现代法治社会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职业,律师以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和法律专业才能为社会的公正、公平提供支持,并维护法律与制度的威严。每一位社会公民都拥有请律师进行辩护的权利,刑事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例外,通过对案件事实的掌握结合相关适用法律,律师可以为其提供法律辩护的帮助,这不仅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也能够发挥维护社会秩序、国家安全的作用。但结合实际来看,随着法律体制的改革完善,律师刑事辩护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导致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未能得到全面保障,对社会公平正义和法治进步产生一定影响。如何突破这一困境是刑事辩护律师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本文对律师刑事辩护的现实困境进行分析,并探讨其突破方向。     

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吗——析约翰·波考克的共和主义解释

约翰·波考克在《马基雅维里时刻》一书中,提出了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的共和主义解释。他认为,共和主义与辩证历史观的冲突是导致社会主义在美国不断失败的原因。然而,美国社会党的意识形态和成就表明:一方面,美国人确实深受共和主义影响;另一方面,共和主义不但未能抵御社会主义,反而证明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性。     

浅析法理学角度中的中国社会下的“潜规则”

中国社会下的"潜规则"已经成为当今的法治社会进步的一种障碍,"潜规则"是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却支配着社会运行的不成文的规矩,那为何"潜规则"明明起着实实在在调节人们行为的作用却又不为人所光明正大地认可,细细琢磨一番,却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在高举依法治国的旗帜号令下,也许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潜规则对法治的破坏、对法制的消解。基于对潜规则以及我国目前的法治秩序的认识,转型时期的社会现状需要更多的法律人去为依法治国而努力。本文从法学角度分为四个部分对"潜规则"进行分析,第一部分阐述了"潜规则"的内涵,第二部分是对"潜规则"进行解读,第三部分是分析了"潜规则"与法律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关于如何应对潜规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方法论诠释

作为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带有明显的法律方法论属性。从方法论的角度解题,需要对命题之中的"融入"进行恰当的理解。"融入"不是硬性推行,而是要找到符合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求的进入方式。这就需要借鉴中外历史上已有的法律思维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找到适合的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具体方法。立法是最为简单的融入方法,可以直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到法律规定中;但立法也是一种必须审慎使用的方法,而且也无法解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常态化问题。因此,通过司法、执法的方法,也就是通过法律解释、法律论证和法律修辞的方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才是最重要的。     

浅析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是一种对正义追求的高尚情怀。当然只有良法才能产生公信力和认同感,良法必须满足功利性、符合正义要求以及具有权利内容。梳理信仰与法治的关系是法律信仰重要性的体现也是实现法治社会的必然环节。最后,笔者分析现阶段实现法律信仰存在传统法律观念限制、立法膨胀、司法体制弊端、法律工具主义阻碍因素,提出增强权利意识、法治精神同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社会优位理念。     

中国框架下法律信仰的确立

法律信仰的实质是对法治的信仰。"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立,客观上为实现法治提供了科学详尽的理论支持,主观上,如何实现民众由被动接受到主观认同的转变,从而引领整个社会走向法治,日益成为社会亟待解决的难题。信仰作为一种内在的驱动力,较之于外在约束,发挥着更独特、有效的作用。针对中国法治进程的境况,该文将通过分析现存问题,进行学术考量,阐释确立法律信仰的可行性和途径,以期为最终实现法治提供有益的借鉴。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以行政主体为视角

我国法律规定的高等学校民事主体身份,造成了我国高等学校行政主体的地位不明朗。西方国家均将高等学校作为行政主体来对待,因此,行政法治的精神都能得到充分体现。而在我国,由于高等学校行政主体地位不明确,造成高校行政行为难以界定,出现了大量侵犯学生权益的现象。高等学校在学生管理方面行使的是公权力,应当符合行政法治精神,因此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应当法治化。     

论行政权力的法律控制

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是德国资产阶级宪政运动的产物,其意思是国家权力,特别是行政权力必须依法行使。行政法治无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还是一种制度实践,都是法治的主要部分。本文将从法治政府的理论出发,讨论控权的必要性,结合西方各法治国家的实践经验,探究我国构建法治政府过程中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控制。     

法治进程的成本分析

刚刚过去的2004年,在丰富的新闻事件中,“依法行政”、“违宪”等说法首次通过媒体频繁进入普通公民的耳朵。法治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不仅有相对完备的法律,而且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社会并非将所有问题都交给法律处理, 但一旦交由法律处理,法律的判断就是最高和最终的判断;法律具有最高权威, 包括统治集团及其代表人物在内,全社会都没有也不应当有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治是一种秩序。2005年是中国建设法治政府10年     

法治国家建设中公民意识研究

公民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是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在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理念,建设法治国家过程中,公民意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在驱动力。目前,公民意识的缺失和不足成为制约法治化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依赖健全成熟的公民意识,强化公民意识是促进法治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民粹主义全球性再现的根源:民众与政党的双重维度

民粹主义是一种具有历史复发性的社会政治现象,常常出现于重大社会转型时期,以"崇尚人民"为概念内核,持反体制性、权威主义和本土主义等价值取向。全球化堪称历史性的世界大转型,正以一种极其深刻的方式重构人们的生活,民粹主义在其中潜伏已久并最终爆发,其根源可以从民粹主义的需求侧和供应侧考察。就前者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引领的全球化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差距和巨大的文化与价值变迁,中下层民众产生了强烈的经济不安感和被剥夺感,产生了身份认知上的焦虑感和对后物质主义价值的叛逆情绪,进而需要一种民粹主义的表达。就后者而言,对于深陷选举竞争的政党来说,民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真诚的对人民的信仰,不如说是一种有效的政治策略或政治风格,右翼或极右翼政治力量提供、助长、利用了民粹主义的表达。全球化时代"大众的反叛"或许始料未及,但如果不深刻反思,这个时代或许就无法继续向前。     

公民个人信息侵犯罪的刑法保护探讨

在现代信息技术以及通信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互联网络成为人们获取数据信息并实现自由交流的重要平台。而在更加宽松的共享信息平台中,各类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现象屡见不鲜,这也让公民的个人隐私合法权益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侵害和影响。目前,我国关于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的立法工作仍然在逐步地探索过程中,希望能够针对海量数据信息背景下公民的个人信息加大保护力度。2009年,我国颁布的《刑法修正案（九）》中正式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作为《刑法》中一条新增罪名。2020年,《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也正式发布,但考虑到该类犯罪行为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强制性法律规范较为缺失,也出现了入罪标准定义不统一等多方面的缺陷问题。因此,进一步探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犯罪的刑法保护方案,也成为维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关键切入点。本文主要分析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具体要件,并且就维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性的刑法保护对策进行了探讨,希望能够为保障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提供参考意见。     

对“阿拉伯之春”与中东民主化若干问题的思考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选择伊斯兰主义、军人干政、身份政治三个典型问题,分析它们对"阿拉伯之春"的影响。首先,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转型表明,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伊斯兰主义既可以支持民主,也可以反对民主。其次,军人干政在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异常复杂,对其进行评价应客观具体。就本文选取的三个案例而言,军人干政的形式、程度和作用各不相同:在突尼斯,军队基本未干预民主转型;在埃及,军队对政治转型进行全程干预并且不断变换角色;在也门,军队部落化导致了政治转型碎片化。最后,本文研究了身份政治对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复杂影响。在国家内部,身份政治是阿拉伯国家冲突性和竞争性政治的重要认同来源和社会机制。在地区范围内,广泛存在的泛民族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等政治思潮,导致地区国家基于身份政治决定外交政策甚至干涉他国事务,导致某国的民主进程被外部干预阻断。总之,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异常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浅谈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法治价值

建设法治国家,其关键是公民的法治思维下的法治生活方式或行为的常态化。法治思维是文化范畴,培养法治思维固然文化是基础。蒙古族传统文化中的"公平与正义、平等与尊重、权利与义务"对法治建设有可探索的资源性价值。     

网络环境下的隐私权保护

网络隐私权是指公民在网络中享有的、其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复制、公开和利用的一种人格权。我国现行法律构建有隐私权保护体系,宪法、民法通则、刑法等法律的相关条文都可作为网络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依据,但这些规范缺乏可操作的标准。因而,我国应当制定网络隐私保护方面的专门法律,并建构网络隐私保护的行政执法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