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王凯大部制改革需要确立三个“前提”

在大部制改革中，要认真研究和审慎选择改革策略。最忌讳的就是零敲碎打式地频繁折腾，要在充分准备、达成普遍共识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动一次，使政府的组成部门大体定型，相对稳定，并逐步法定化。那么实行大部制组织结构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从未来发展的视角看，大部制改革需要确立三个“前提”：一是顶层权力结构的合理配置。这实际上是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种权力结构的如何科学配置问题，特别是执政党、政府、人大之间的权力关系问题。如果这三者之间的权力边界不合理，导致顶层权力格局有缺陷，光靠政府的大部门制管理模式是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的，即使频繁地进行机构调整、裁剪、合并、重组，也很难理顺大的权力关系格7局。     

论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困境及对策研究——以湖北省随州市大部制改革为例

2008年国务院从构建服务政府的角度出发进行大部制改革,在中央大部制改革的示范作用下,地方政府积极作出相应的配套机构改革方案,但在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困境。随州市作为全国率先进行大部制改革的城市之一,其改革的困境具有一定的典型和代表意义,深入研究随州大部制改革的困境对于推动我国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具有一定的意义。     

刍议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法、理、情——基于佛山市顺德区大部制改革模式的思考

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切入点。而法、理、情是人类社会得以稳定有序最本源的基因，也是人类追求至善幸福生活必须考虑的三个维度。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与法、理、情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改革过程中合法性、合理性以及舍情性的是否协调也直接关系到改革成功与否，     

大部制建设的必然性与路径初探——基于组织理论的视角

组织理论经过了传统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以及系统组织理论三个发展阶段,本文梳理了每个阶段的特征,从组织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大部门体制建设的必然性,并初步探讨了大部制建设的路径选择。我国的大部制建设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吸取了前几次政府机构改革的经验,已经具备了成熟的条件,应该积极稳妥地推进,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注入新活力。     

大部门体制改革主要问题初探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是我国政府机构内部改革的又一次新的尝试,也是对已有体制进行的又一次纵向深入发展。在全球化政府再造和区域协同政府构建的双重背景下,大部制改革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本文分析了大部制改革提出的背景和主要内容,从而探索了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合理化路径。     

"大部制"改革的难点和条件

我们要冷静地看待"大部制"改革,尽管这一管理模式在国外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但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究竟能不能十分有效,建立的过程中可能遇到哪些阻力,都值得我们关注.如,实行"大部制"管理后,一个部门的权力更大了,能不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在执政党的机构设置方面,如何与政府的"大部制"进行对接,不重复、不重叠?还比如,在"大部制"管理模式下,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应该在机构的建设方面,如何加强对大部权力的监督和控制?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大部制"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步改革,首先选择在哪些领域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     

全国副厅以上机构将裁80多个

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于去年8月启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吴知论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推进大部制改革是此次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重要特点。据统计，改革后全国各省（区、市）共减少副厅级以上机构80多个。     

一个人社局长的公仆情怀——记中共闻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薛跃奇

2009年12月25日，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使闻喜县人事局与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这两个单位再次牵手，组建成闻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称人社局），再次实施大部制行政管理机制。     

甘肃省大部制改革述评及分析

自从十七大以来＂大部制＂改革被提出以后,这一新的改革问题就成为了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热点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在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2008年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果,并提出2009年＂加快地方政府机构改革＂。2009年3月23日,甘肃省＂大部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只有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成功打造出一个既切合党的十七大精神内涵并有地方特色的政府。     

顺德改革这三年

随着改革方案的公布，国家层面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拉开帷幕。其实早在2009年，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便已启动大部制改革试点，一举将区委、区政府的41个部门削减到16个，被称为“最大胆”的改革。在大部制改革过程中’，顺德还主动放权，将审批权限下放。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路径分析

行政管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任务。政府职能转变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转变政府职能,应当依循法治化的途径,具体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要贯彻政府职能转变的思想和理念,落实"三优先原则";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全面梳理政府权力;清理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不符合标准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政府权力进行调整;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在开发区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法律地位不明确便是其中之一。把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归类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或“派出机构”都明显不妥,而将其界定为一级政府的派出机关更符合实践现状。应积极推进相关立法,明确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并加强其在职责权限、机构设置、领导体制和管理模式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以适应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国家赔偿制度的功绩、不足及创新

我国《国家赔偿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国家赔偿制度正式建立。国家赔偿制度的功绩在于:在立法理念上,它体现了人民主权;在行政执法上,它塑造了责任政府;在司法实践上,它彰显了社会公正。国家赔偿制度的不足在于:公民获得国家赔偿之艰难,国家赔偿“私了”现象之严重,国家赔偿蜕变成单位赔偿之盛行,国家赔偿范围之狭窄、数额之低下、程序之不合理。而完善我国的国家赔偿制度,需要创新国家赔偿之法律文化,需要创新国家赔偿之法律制度。前者旨在解决国家赔偿难,国家赔偿“私了”严重和国家赔偿蜕变成单位赔偿等问题;后者旨在解决国家赔偿制度在赔偿的归责、范围、金额、程序和精神赔偿等问题。     

“大数据杀熟”行为政府治理路径探讨

“大数据杀熟”行为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相对于传统商业“杀熟”行为,“大数据杀熟”行为更隐蔽,消费者维权更艰难。这种利用算法应用技术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严重违背商业伦理,不仅关乎消费者个人权益,更会影响公共利益,仅凭市场调节难以纠正,需要通过法律进行救济。政府应在遵循辅助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算法应用技术备案、建立“政府-社会”合作规制等制度,用新制度规制新技术,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治理“大数据杀熟”行为过程中的作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社会治理视阈下的大数据意识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步入大数据时代。在社会治理视阈下,大数据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的客观环境,逐渐成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决策和创新的基础,成为社会治理科学化的核心。社会治理者要实现社会治理的科学化,应对大数据时代面临的社会治理问题,关键是要强化自身的大数据意识。     

大数据疫情预警机制:价值分析、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目前,我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阶段。以疫情防控为视角探讨与大数据疫情预警机制相关的问题,对于提升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极具紧迫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对大数据疫情预警机制价值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数据获取渠道的不同,将现阶段大数据疫情预警机制概括为三大类:即基于网络通讯及搜索引擎的预警机制、基于电子医疗信息的预警机制和基于物联网信息采集的预警机制。针对大数据疫情预警机制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论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

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关系的基本定位为"承继但不取代"。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政府信息公开确立了公民的知情权,建构了开放政府的理念和制度,为21世纪大数据时代来临兴起的政府数据开放奠定了基础。政府数据开放在承继政府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回应开放数据的基本要求,拓展了开放政府的内涵,形成独立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体系。政...     

论我国“分税制”的宪法性质

我国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建立起制度化的财税分权体制,然而时至今日这一目标并未实现,改革的结果演化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税分工,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在于我国缺乏宪政国家意义的地方自治制度这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联邦政府与组成部分政府）财税分权的制度基础。或许具有高度地方自治性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作为实现我国未来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财税分权目标的制度前提。     

吉林省政府绩效评估机制实证分析

吉林省从2007年开始实施对省政府工作部门的绩效评估。在吉林省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中,评估指标体系的设计体现了战略执行的功能;评估主体的选择体现了多元化的趋势;评估方法的运用体现了定量评估和定性评估、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相结合的特点;评估结果的使用发挥了激励和约束的功能。吉林省在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政府绩效评估机制的理论认识,在实践中也取得了相应的效果和有益的经验。     

Committee Inquiries in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Government: Government Acceptance of Recommendations as a Measure of Parliamentary Performance

Committees in the Australian parliament often make recommendations to government and attempt to persuade the government to accept them. Using a sample of committee reports tabled between the 2001 and 2004 elections,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government acceptance of committee recommendations as a proxy for committees' influence. On average, the government stated it accepted three majority recommendations out of 11 per report, although this figure drops to two and a half when viewed as recommendations implemented and not merely promised. The government accepted virtually no minority recommendations. The most important report characteristic is the extent to which it affects the government's reputation, but the breadth of political support that it can muster is also relev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