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城市青年生育意愿初探--对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社区两代人生育意愿的对比调查

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实施近20余年,取得的伟大成绩不仅在于我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模式的改变,更在于它对人们生育意愿的改变.生育意愿是指人们对待生育行为的态度和看法,它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发展状况.以往生育意愿的调查多是关于城乡生育意愿对比,对农民的生育意愿的调查以及对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的讨论,而关于城市人口内部生育意愿变化的相关研究则很少.     

人口现代化效应研究——基于人口控制力的分析视觉

人口现代化效应是人口现代化研究的重要命题。本文首次引入人口控制力概念来阐释人口现代化的经济社会发展效应(或经济社会发展力)。人口控制力主要由生育文化力、政府控制力构成:生育文化力是生育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和作用力量,它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效应通常表现在四个方面;政府控制力是政府为实现其人口战略目标和人口经济规划去干预人口运行、调控人口变动的能力,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首先表现为生育率快速下降所带来的收益     

社会公众二孩生育影响因素研究综述:2003-2015

通过对2003年—2015年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中发表的关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研究文献分析,对我国社会公众的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的现状、差异和变化进行总结。年龄、生理健康保障是影响社会公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教育程度影响公众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年龄等,与生育意愿呈现"U型"关系;经济压力对生育成本较高的公众有重要影响,经济发达地区则对孩子数量和质量有双重需求;女性所处相对地位影响生育意愿,决策权更多取决于男性;主观效用显著增加社会公众二孩生育意愿;农村地区存在男孩偏好,城市存在女孩偏好,但没有显著差异;生育数量可能存在家庭代际传递。     

当代大学生生育观研究

大学生对生育行为的看法和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未来居民的生育行为。本文通过对大学生意愿生育子女数和性别偏好进行了问卷调查，分析出中国大学生生育意愿现状。针对大学生生育意愿多元化的现象，提出了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生育观的建议。     

基于个人经济利益考量的低生育率之忧及化解对策

低生育率和老龄化已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低生育率只是问题的表现形式，我们担忧的是低生育率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应围绕低生育率产生的原因及可能带来的影响，采取针对性措施。从个人经济利益角度来考量，低生育率的原因主要有：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带来结婚意愿下降、离婚率上升；女性经济独立与女性生育工具性的矛盾；个人生活品质追求与生育负担的冲突；生育由“养儿防老”的家庭需要衍化为一种社会责任；新的法律法规倾向于尊重个体、保护个人权益，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导致了新的不平衡；等等。因此，应从优化人口结构、提高人口质量的角度顶层设计鼓励生育的法律政策；推进家庭劳动社会化、智能化，解决育儿、养老者的后顾之忧；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环境，让年轻人愿意结婚、生育；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鼓励年轻人为美好生活而奋斗；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个体利益与家庭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减少女性生育风险，化解生育焦虑，提升女性生育意愿。     

“全面二孩”政策下城市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分析——以济南市、烟台市、济宁市为例

从19世纪8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政策再到现在的全面二孩政策,政策调整的背后是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经过对济南市、烟台市、济宁市部分地区的城市居民进行的生育意愿调查研究表明城市居民对于二孩的生育意愿尚可,但经济压力、工作压力、年龄等成为众多居民不愿生育二孩的现实因素。在此调查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相应的建议为相关部门完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对中国人口转变的基本判断及问题研究

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人口转变。论文对中国的人口转变给予了关注 :首先从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进行了初步考察 ;再对中国是否已完成人口转变作了基本判断 ,得出了中国尚未真正完成人口转变的基本结论 ;最后对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的区域差异、生育成本及其补偿、技术和制度因素以及转变道路等人口转变问题作了探讨 ,为促进中国人口转变作了理论导引和实践支持     

子女性别结构、家庭经济约束与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研究——兼论代际和社会阶层的影响

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受到"子女性别结构"与"家庭经济约束"的共同影响。本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不仅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而且存在"儿女双全"的想法;具有相同性别结构的生育意愿要高于不同性别结构的;有限的家庭经济收入限制了流动人口继续生育的意愿,性别结构中含有儿子的生育意愿要远低于性别结构中都是女儿的;"男孩偏好"与"家庭经济约束"交互作用使得流动人口生育子女数最多为三个;老一代与新一代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社会阶层的提升能够增加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倒U型关系。     

人口规模巨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

人口规模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巨大的人口规模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拥有显著的大国优势，也遭遇了许多风险挑战。人口规模巨大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探索现代化道路，促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规划。改革开放后，巨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区域竞赛”机制等大国优势的释放，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新发展阶段，在巨大的人口规模基础上继续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走好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必须利用好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为核心的大国新优势，构建大国新发展格局。     

论中国人口转变面对的几个突出问题

文章认为,在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现实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人口转变理论本身,而是人口转变所必须面对的突出的那些现实问题:①中国人口转变是否已经完成的判断和回答问题;②中国人口转变的区域差异问题;③中国人口转变的生育成本及其补偿问题;④中国人口转变的技术、制度因素问题;⑤中国人口转变的道路选择问题。文章围绕这几大突出问题进行分析阐释,并得出了相关的结论。     

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改革开放30年农民生育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30年中,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贯彻和农村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农民的生育观念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这是一个最先由国家政策从外部强行输入,后伴随农村经济文化发展而内化、自愿转变的过程,经历着服从——认同——内化三个阶段。虽然至今内化的程度不很高,但从农民现有的生育意愿中我们已能捕捉到许多充满现代色彩的可喜亮点,这些亮点表明农民传统的生育观念正在逐步淡化,而现代生育观念正在逐步形成。     

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兼论人口红利研究的核心议题

人口历来是经济活动的主体。自20世纪末以来，人口红利始终是经济学和人口学的重点研究议题，而随着人口转变推进和生产方式转型，我国现实人口条件与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亟须对既有的人口红利研究进行再认识和再建构。基于人口红利研究的演化脉络，梳理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学界讨论的基本共识、争议焦点，以及在研究范式、理论概念、研究方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归纳出现阶段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的核心议题主要有：第一次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作用机制及其替代效应、其他广义类型人口红利的驱动作用，以及就业结构性错配和区域发展差异等制约人口红利释放的因素。下一步中国人口红利本土化研究应以理性认识数量层面的人口机会、培育质量层面的人口潜力、优化人口红利空间配置和产业配置等议题为落点展开。     

全面二孩时代下女性生育意愿及相关问题浅析

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为积极应对迫在眉睫的人口问题,我国严格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宣告终结,正式进入"全面二孩"时代。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发现生育成本、就业压力、计划生育政策长期影响下的生育意愿惯性以及缺乏相应的人力、物力、精力和场所对孩子进行照顾等方面成为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笔者从社会政策视角出发,分析研究打消女性生育顾虑的可能,使"全面二孩"政策发挥应有之义。     

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

在第二次人口转变和人口迁移转变理论框架下,利用200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数据和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讨论当前中国青少年人口发展的三个重要主题:婚育、流动和教育。研究结果表明:青少年人口的结婚率和女性生育水平有增长趋势;青少年人口具有较强的空间流动性;大龄青少年的教育分化和差距仍然明显。中国青少年人口在婚育、城市融入和教育递进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建议学术界加强相关问题研究,为政策安排提供参考和支持。     

高出生性别比地区人口预测研究——基于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调查

湖北省是人口大省,出生性别比失衡是该省面临的突出人口问题之一。通过运用湖北省鄂州、黄石和仙桃三市的调研数据对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现状进行分析,证实二孩政策能够基本满足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鄂州地区,运用该市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现行生育政策和不同实施方案的二孩政策下对该市未来人口发展进行了计算机模拟预测与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二孩间隔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总量、稳定低生育水平、保证正常的出生性别比等方面优于现行政策和无间隔二孩政策,该政策对于解决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地区的人口问题仍然具有明显的作用。     

论农村人口控制的微观机制

要实现计划生育目标,必须有一套得力的人口控制机制。所谓人口控制机制,这有宏观微观之分。从微观来讲,主要是指在以家和户组成的村庄为基本单位的层面上使直接的人口生育在经济、社会各个关系之间形成有效的直接控制。它包括家庭经济发展和家庭生活的需要在家庭小环境中能自觉地控制人口,农村形成了良性运行的控制人口的微观机制。微观机制,在农村人口控制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一、人口生育首先是在家庭中进行的,主要地直接地表现为由夫妻双方组成的家庭而产生的一种生育行为。家庭夫妻的生育行为既要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更重要的是由家庭小环境的直接制约和支配,是由家庭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而形成的生育观念所决定     

三育减负起步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当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处于较低水平.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口问题专家蔡昉表示,中国改善低生育率的机会仍然存在.改善低生育率的关键,在于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根据我国国情,为使我国生育率回升至人口自然更替生育率(2.1),我国政府提出降低...     

不再当“亿万人口大省”

在四川广大农村中，“人丁兴旺”，已经得不到大家的赞赏，甚至会被看成是愚笨的行为。稳定低生育水平，要解决好反弹力大的难题。 曾经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的四 川，在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的 近一二十年中，在转变大多数人的生育观念和控制人口增长上，取得了不平凡的成效。 这期间，四川实行了比全国其它省份更严格的生育政策；按该省上一次人口生育高峰的生育水平计算，严格的生育政策，使四川自１９７８年以来少生了３２８４万人。四川在全国的人口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 目前，全国３１个省市区中，控制人口好、生育水平低的省区有１０个…     

14亿人口意味着什么

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强人口与 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要求到 ２０１０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控制在１４亿以内。实现这一目标，不仅将有力地促进我国未来１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而且对于早日实现我国人口的零增长，为基本实现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奠定较好的基础。 从整体看，目前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经进入世界低生育水平国家的行列。在不到３０年的时间内，实现了人口再生产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机制

内生机制是关系到中国式现代化“是其所是”“成其所是”,创造“两大奇迹”的核心问题。从政治牵引机制看,强大政党的科学领导为中国式现代化引领方向、凝聚力量、把控节奏,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从人口支撑机制看,持续性的国民“人才化”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内生动力;从市场激励机制看,注重资本“文明面”驱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式现代化赋能;从文化导向机制看,求真务实的理性传统、自信自立的精神品格、立己达人的价值追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和价值引领;从制度保障机制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及其“效能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