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世界政党政治新变化及对我国的启示

研究世界政党的发展变迁,更好地把握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总趋势,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政党政治、政党执政的成功经验,深化对政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这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 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创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创造了新的政党制度类型、新的执政和参政方式、新的政党关系、新的民主实现形式和新的现代治理方式.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为世界政党政治和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中国路径和中国智慧,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成为人类政治发展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英国政党执政方式初探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近现代意义上政党的国家,政党政治比较发达和成熟。英国政党的权力运作对英国社会的影响较大,同时也较为公开和规范。本文试图从英国执政党的权力取得、运作及制约机制三个环节入手,探讨英国政党的执政方式。     

政党执政规律与执政党建设

执政是政党的最高逻辑。政党与执政党大不一样。政党政治是当代世界政治的突出现象。政党执政具有规律可循。苏共的执政得失、工人阶级政党的执政实践和世界政党的兴衰成败,既有自身的特殊性,也有许多共性,比如执政党要赢得民众支持,必须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经济发展与执政地位的巩固不一定成正比;执政党要扩大群众基础,但执政党的党员数量与执政基础不一定成正比;执政党对公共权力的控制无处不在,但执政党与公共权力有一定的边界;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与执政党的成熟程度成正比。政党执政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论中共执政文化建设的特征、作用和任务

执政文化是贯穿于执政行为中的一套赋予意义和秩序的思想、观念、原则、态度、情感、评价等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 ,处于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 ,是政党政治国家社会文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执政文化具有政党性、法制性、权威性和政策性等基本特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文化引领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 ,是民众行为的重要导向 ,党的执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是加强执政思想文化和执政制度文化建设。     

试论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特色价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在我国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产生、形成和完善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适应中国政治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它具有创建了新型的、不同于西方竞争型政党制度的合作型政党制度;创新了有政党政治国家的执政形式:一党执政、多党参与;完善世界民主的实现形式:参与民主、协商民主;为世界政党制度的研究提供了除竞争型政党制度之外的新的政党制度研究范本,为构建世界上新的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合作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体系提供了理论源泉等四大价值。     

建国以来党的法治理念演变是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历史参照

<正>就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现状而言,由于技术革命引发的广泛民主参与从经济领域扩张到社会领域,各种利益集团也随之发展,代议制民主与间接民主都受到共同参与式直接民主的冲击,政治权力呈现出分散化趋势,对以执掌或参加国家政权为追求的政党活动方式提出了新的考验;信息革命加速了信息全球共享,使得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互相影响渗透,也对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世界政党政治的变化发展谈我党的建设

政党政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普遍政治现象。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的多极化使世界政党政治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给新时期各国政党带来了新的挑战,也给政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在分析世界政党发展形势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和完善自身建设。     

从英国自由党衰落看英国政党执政走向

英国辉格党和托利党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在2010年的英国大选中,由英国辉格党演变的自由党,再次与由托利党演变的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两党的这次共同组阁、联合执政,是二战结束以来英国政坛的首次。它存在两难的困境,但呈现出英国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趋势。     

社会管理创新：执政党治国理政的新起点

论及社会治理的成效，人们总是将目光投向执政党，关注执政党在协调和处理社会的效率与公平关系上的执政方式、执政方略、执政手段、执政理念等等是否科学化等问题上。的确，当今世界是政党政治的世界。如果说国家是一部机器，政党就是这台机器的发动机。当执政党在社会领域中能够给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有效供给，使人们能够有尊严的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时，执政党也就找到了使自己保持生机与活力的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论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对民主党派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自身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上,经过长期的革命和执政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各民主党派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新阶段,中国共产党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各民主党派的各项工作,推动多党合作的深入发展;各民主党派要以党为师,努力构建学习型参政党,在稳定有序的环境中顺利地完成政治交接任务,不断提高民主党派参政能力。     

寻找自己的解决之道——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探析

执政党的现代化在二战之后已经形成为一股世界政党变革的潮流。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应该在反思苏共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执政党的现代化道路。     

政党、国家与社会:整合视阈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逻辑探究

现代政治生活离不开三大力量—政党、国家与社会,政党作为整合的主体,是国家与社会的中介与桥梁,承担着利益综合、利益表达与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职责。在我国,整合就是要发挥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治建设是其对自身的根本性整合,决定着所有整合的方向和效果并具有完整的逻辑体系。正确认识、深入探究该体系,有利于把我们党锻造成为政治坚定、组织稳固、能力过硬的现代化执政党,从而以政党治理促进国家治理,以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在政党、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中实现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和伟大梦想的协调统一。     

党际和谐与参政党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对执政党执政能力、执政方式的重大考验,对执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是对参政党参政能力的挑战。在当前中国执政——参政的政治结构中,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党际和谐是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宏大命题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政治前提。从党际和谐的角度来看,参政党必须要在这种全新的格局中主动寻求自己的合适位置,积极推进党际和谐的实现,进而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自已应有的参政职能。     

政党入宪及其对我国执政党内部治理的影响

中国的政党入宪始于1925年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的历部宪法都间接或直接对政党的宪法地位、功能作用、组织活动原则等问题作了规定。政党入宪,对我国执政党内部治理的正面价值在于：它为执政党内部治理规范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最权威的终极依据,有利于促进执政党内部治理的法治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有可能误导执政党内部对执政权和执政地位合法性的认识,从而有意无意忽视执政党的内部治理;有可能间接强化执政党内部的寡头统治趋向,进而影响执政党内部治理民主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和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历了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在过渡时期的全国执政和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全国执政三个执政阶段。根据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长期实践,党执政的基本经验是：重视民心、民主、民生;抓好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法制建设,不断从自在执政走向自觉执政;正确地处理好执政党与政权、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人民群众）、执政党与法律等重大关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中国共产党肩负着三个层次的历史使命。     

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

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执政经验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剖析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建立前的局部执政,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30年从自在执政到自觉执政转变的两大阶段,党的主要执政经验是：必须重视民心、民主、民生;必须统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必须处理好执政党与政权、执政党与参政党、执政党与社会（人民群众）、执政党与法律等重大关系;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当代世界政党的民生实践及其启示

在当代,政党的民生实践绩效是其取得并长期保有执政地位的重要考量。无论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苏共,还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印度的国民大会党,他们的民生实践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启示：改善民生是政党彰显其先进性和社会制度优越性的直接体现,是政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生命线,而政党腐败则是其失去政权的致命原因。这对于我们党深刻把握民生的规律,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变迁和重塑

对于执政党来说,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关系到能否继续执政的重要因素。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随着执政时间的发展、执政条件的变化,党的执政合合法性基础也发生了变迁。尤其在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使现有的执政合法性基础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面对新的形势,有效地构建保障党长期执政的新的合法性基础,显然已十分紧要。     

“解严”后台湾政治转型引论（1986-2002）

“解严”后台湾政党政治逐渐迈入程序政治的议程，但由于其转型过快与政治体系内部党争的复杂性，执政党的政策民众化诉求尚未真正实现，尤其表现在陈水扁执政的八年时间内。分析其间的政党政治，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现代政治运作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