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东盟国家自由贸易协定计划的提出与实施

美国出于政治和经济需要提出了"发起东盟事业倡议"计划,其实质是美国准备与东盟国家签署一系列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国与东盟关系中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中国因素".美国"发起东盟事业倡议"是要巩固美国在东盟的存在,抵消中国的影响.在东盟的对外经贸关系中,美国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希望借助"发起东盟事业倡议",与东盟国家签署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来进一步扩大与东盟经贸关系.新加坡是东盟国家和亚洲国家中第一个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目前美国还正在与泰国和马来西亚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本文的目的是通过这一情况的介绍使我们更加深刻理解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中国和东盟五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比较分析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中国和东盟各国将逐步减少服务业准入限制,扩大服务部门的对外开放.因各成员国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存在差异,该进程对各国影响必利弊互现.因此,各成员国应根据本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现状,确定服务业自由化进程,以顺利实施<协议>.鉴于此,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中国和东盟五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为中国具体实施该<协议>和进行后续谈判提供政策建议.     

东盟五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及其影响

近年来,伴随着国际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东盟五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的服务贸易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根据它们1995年签订的服务贸易自由化纲要性协定,从1996年3月起各国正式开始其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本文在简述了促进东盟五国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的一些国际及国内背景后,对各国在金融、电信及船运三个主要服务行业实行自由化的具体措施、发展进程进行了分析,最后探讨了这一自由化进程对东盟五国经济的积极及消极影响.     

一次面临考验的访问

日本与东盟经济日本首相铃木善幸选择了东盟五国作为首次出国访问的对象,这是破例的。通常,日本政界要人出国进行官方访问,首先到美国和西欧,尔后到东盟地区。这次日本重视     

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

1978年世界银行统计资料表明:东盟五国1976年的总人口已达232,071,000人,同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国家的总人口达302,115,000人。 第二年(1977年),东盟五国总人口估计增加了5,252,000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     

论跨国公司与东盟电子产业集群的互动关系

东盟地区是世界重要的电子行业生产基地,东盟电子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与跨国公司对东盟的投资是分不开的.跨国公司促进了东盟电子产业集群的形成,东盟电子产业集群反过来又吸引了跨国公司更多的投资,两者之间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而东盟国家政府的政策对两者的互动也功不可没.     

东盟五国与西德的关系

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机和接踵而来的世界经济衰退,使西德政府认识到,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第三世界外交”,必须去掉“以欧洲为中心”的看法,而把眼光放到全球。此后,西德与第三世界的往来日益增多。 西德认为与第三世界发展友好关系,东盟五国是理想的对象。东盟是第三世界七十七国中比较正公的声音,东盟五国主张自由贸易,东盟地区有西德所需要的天然资源,也是西德工业品有希望的销售市场。而且,东盟正在赢得国际声誉。所以,西德与东盟的往来,特别是经济上的往来近年来日益频繁。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研究前沿与架构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发展迅速,似乎将成为亚太地区新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TPP以成员国全面零关税、知识产权保护、劳工和环保等议题为特点,提出建立高质量和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已吸引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亚太九国参加协议谈判。在TPP建立过程中,美国企图重获亚太经济主导权的意图明显;日本虽积极参与,但自身困难重重;东盟在巩固现有基础上,并不排斥新机制出现。当前,美国主导TPP势头正盛,但其发展态势并不明朗,TPP谈判仍将面临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和技术问题的双重障碍以及日本能否顺利加入等问题;当前的国际政治与经济局势,使中国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宜通过调整经济结构,扩大内需,完善和巩固现有区域合作战略以积极应对TPP的发展。未来,中国与美日韩以及东盟等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受TPP的实质影响将成为新一轮研究重点。     

原则下的妥协:东盟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

本文旨在梳理和探讨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历程和动因,研判其前景。为稳定南海地区局势,东盟致力于打造一份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这是冷战结束至今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原则性目标。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倡导针对南海问题的"行为准则",到2018年开启"南海行为准则"文本的实质性谈判,东盟寻求制定"南海行为准则"的努力持续近30年,基本上贯穿了冷战后南海问题及东盟与中国关系起伏动荡的历程,可谓审视南海问题的一条关键线索。在这一过程中,东盟也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妥协——这不仅体现了东盟的务实,也折射出东盟的无奈。东盟向其成员国在对华政策和南海问题上的分歧妥协,向中国主张低版本"南海行为准则"的稳健策略妥协,还不得不向谈判进程中南海地缘格局发生极大改变的现实妥协。东盟积极倡导的"南海行为准则",契合了美国等域外大国在南海问题上以"规则"抑制中国的目标,这一方面成为东盟推动"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最大动力,另一方面也是东盟无法达成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的最大障碍。     

东盟产业集群发展的现状与特点

随着东盟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东盟各国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与发展,其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也逐步显现。东盟较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都有跨国公司的参与,跨国公司的投资带动了产业集群的发展,而产业集群又吸引了更多跨国公司的投资。跨国公司与东盟产业集群的互动,促进了各国的经济发展、产业调整和技术进步。     

The Role of Leaders in Intra-Alliance Bargaining

This article develops a theory about the role of leaders in long-term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specifically in the context of negotiations within existing military alliances.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iterature suggests that domestic opposition (to cooperation on a particular issue) increases a state’s bargaining power vis-á-vis its negotiating partner. This study confirms that domestic opposition to cooperation generally increases a state’s bargaining power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but it suggests that domestic opposition to the state’s leader – which affects the leader’s vulnerability – does not have a uniform effect on the country’s bargaining power. It demonstrates the central role a state leader plays in international bargaining and explains the dynamics of alliance negotiations left unexplained in the literature.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argument, this study uses “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 of the U.S. alliances with Japan and Spain.     

美国思想库对美韩同盟的研究——以CSIS、CNAS、CATO为中心

美国思想库普遍认为,在美国实力下降的大趋势下,获得韩国的支持是维系美国霸权的必然之举。韩美同盟有助于遏制朝鲜,更有利于围堵中国,也有益于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总之,美国必须因应国际形势的变化来改造韩美同盟,劝服韩国为己所用。当然,也有个别思想库学者认为韩美同盟是个两败俱伤的同盟,理应放弃。     

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评析

<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以下简称IRFA)是由美国保守派推动制订的一部具有域外效力的美国国内法.由于该法所包含的双重标准以及该法在推行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诸多问题,该法实施以来"产生"的域外效力十分有限,未对中美关系造成直接影响.但在美国社会不断保守化的背景下,IRFA对中美关系的间接和负面影响不容小视.针对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的<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中对中国宗教自由状况的歪曲,中国政府予以外交上的坚决谴责是必须的,但从根本上说,在宗教领域奉行接触政策,勿视美国为敌,怀柔美国应是当前我国韬光养晦外交的较佳选择.     

美韩同盟与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

随着中韩关系特别是政治安全关系的发展,中韩关系与美韩同盟之间的矛盾可能更加突出。美国一直对中韩关系的发展保持警惕,而韩国则坚持以美韩同盟为其外交安保政策的基石,这些都是提升中韩关系的深层次挑战。中韩关系要摆脱美国因素是不可能的,未来中韩关系的战略框架也必须与中美韩多边关系框架,甚至是整个半岛的地缘政治框架结合在一起考虑。而且,为了在中美韩博弈中占得先机,中国必须对这种未来战略框架进行前瞻性的规划和设计。本文认为,出于中国及地区整体利益的考虑,半岛的未来既要摆脱基于冷战经验的对抗式两极格局,也不能寄希望于那种多极均势下的脆弱和平。从长远来看,只有包括所有各方在内的地区集体安全机制才是稳定与和平的长久保障。美韩同盟可以成为这一机制的起点但又必须被超越,这就需要相关各方就此达成战略妥协,就地区未来做出彼此可以接受的决定。考虑到中美间的深层次不信任,韩国应该在中美间发挥沟通者而不是均衡者也不是中立者的作用,未来中韩关系应该在这种新背景下予以重新设计和发展。     

菲律宾对东盟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在菲律宾对外政策中,对美国和对东盟的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大组成部分.这其中,美国对菲律宾东盟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本文考察了菲律宾建国以来,在其制定和实施对东南亚(东盟成立前)/东盟政策时,美国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同时期的菲美关系.     

美国和东盟地区论坛——多边主义的视角

本文从多边主义视角对美国对待亚太多边安全合作的态度、动机与行为进行了分析.冷战后亚太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最重要的成果是东盟地区论坛,它是该地区成员安全利益需求的结果.亚太地区的安全多边主义主要依靠规范的力量发挥作用,缺乏有效的物质能力和制度保障来解决美国所关切的地区安全问题.况且,美国只是将多边主义作为服务于安全利益的工具性手段,而不是秩序目标之一,这决定了美国不大可能对亚太多边安全合作寄予较高的期望.     

美国条约行为的模式

美国条约行为有两大基本特征:一是签署条约而不予批准;二是对行政协定的偏爱。美国宪法关于缔约权的模糊规定使总统与参议院的缔约权之争贯穿整个条约过程,从而造成了条约进程的整体拖沓和众多条约的延迟批准。美国对行政协定的偏爱,其表层原因是追求缔约效率的提高,深层原因是缔约权天平不断向行政部门倾斜。作为固有的外交实践,这两种模式化的行为使美国得以更少承担国际义务,并得以根据国内需要变更国际义务。     

东盟5国产业结构的演变及其国际比较

战后,伴随着东盟5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的经济增长,各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东盟5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趋势,是与世界各国工业化中产业结构变化的规律相适应的。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存在着历史性、结构性和制度性的差异,东盟5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国际相比仍有许多特点。     

从军事安全角度看东盟五国的美国观

冷战结束后,东盟国家虽然对美国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曾存在较大的争议,但逐渐倾向一致的看法是:美国虽然不再是军事“保护者”,但仍然欢迎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发挥一种制衡和协调的作用。为何东盟国家将日本、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视为潜在的安全威胁,而总体上并不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视为安全威胁?结合沃尔持(Stephen M．Walt) “威胁平衡”理论,笔者认为,关键的因素是对“大国进攻性意图”的认知和防范心理。     

Political Parties,Australia and the U.S. Alliance: 1976-2016

ABSTRACT

What causes variation in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U.S. allies regarding their desired U.S. military role in their region and their troop commitments to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This paper addresses this question through documenting and explaining the sources of variation in Australia’s foreign policies regarding these issues over four decades. Treating the two major political parties in Australia and their respective leaders who self-select into them as endogenous, the paper argues that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 whilst always supportive of the U.S. alliance, has systematically varied. This variation has correlated with the political party in power while the late Cold War and post-Cold War balances of power remained constant. While the Labor party has only been willing to send combat troops to large U.S. military interventions when the latter have a supporting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the conservative Liberal party has been willing to military intervene without this multilateral support. The Labor party, unlike the Liberal party, has also frequently proposed the form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multilateral regional institutions. These preferences render the U.S. to have been necessary for the Labor Party but sufficient for the Liberal party. Future Sino-U.S. armed conflict would provide a harder test of these hypothe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