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伯达的决窍想到的

陈伯达是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得力“干将”,曾被称为“理论家”、“中共一支笔”、“中国舆论总管”.当过“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党的高层领导人物.他的发迹有什么“决窍”,据《陈伯达其人》一书记载,陈伯达对他的同乡曾说过这样的私房话:“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陈伯达跟人,他先是跟准毛泽东,做了不少     

人民日报社的黑色"六一一"事件

1966年5月31日晚．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来到位于北京王府井的人民日报社夺权，于次日（6月1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煽动“文革”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上．5月最后一天的夺权闹剧只是陈伯达在中央机关报打出的第一拳。     

陈伯达从刑满到去世

陈伯达从刑满到去世叶永烈在我的采访生涯中，也有难度很高的采访，其中，要算是头一回去采访陈伯达最为尴尬。陈伯达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他曾多年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在“文革”中，他成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即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他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彭总受到错误批判以后

痛驳陈伯达庐山会议后,陈伯达乘机抛出了一篇题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的黑文。诬蔑彭总在“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搞起“反党集团”。     

建国后陈伯达首次回闽之行

写在前面:陈伯达是福建惠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坐上了中共中央第四把交椅,位次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在那疯狂的年代,他像疯子一样,咬了不少人,打了不少人,最终成为历史的罪人。人性中的善恶两面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常常会此消彼长。在党风清明的50年代,陈伯达也曾多次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比较客观、真实地反映基层情况。陈伯达曾说过:“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当毛泽东意欲把汪洋大海似的小农组织起来,培养成社会主义新人时,陈伯达不辞劳苦,南北调研,为这场大变革提供实际的依据,从而就有了陈伯达的首次故乡之行。     

《历史研究》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

《历史研究》是由中共中央决定创办的第一份全国性的历史类学术刊物。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号正式出版。第一任主编、副主编分别是尹达、刘大年。刘大年后来在《（历史研究）的光荣》一文中说：“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与《历史研究》的创刊有直接联系。陈伯达曾经对尹达和刘大年说．办刊物必须“百家争鸣”。1956年1月,康生在一次会议上说,陈伯达提出了“百家争鸣”问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公开发表始末

人民出版社于1952年7月1日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载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在此文页一正文的下面，印有编辑者的这样一句简单的注释：“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谁都知道，写信应该是写收信入的称呼的，但这封信却没有，正文中也没有提及收信人的姓名。那么，毛泽东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批判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为何要给一个人写信呢？编辑者又因何不把收信人的姓名告诉读者、而把一封信以一篇文章的形式发表呢？     

从《深翻》看外国人笔下的中国农村“文革”

《深翻》为我国的国史、“文革”史研究填补了一项重要的空白《深翻》是美国友人韩丁出版的一部描写中国“文革”时期农村现状的纪实文学作品，是一部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巨著。《深翻》开头就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是在1971年的山西长治农村的“批陈整风”运动中。说实话，当时参加整风运动的基层干部，并不知道这个运动的最上层是在批判中央“第四号人物”陈伯达。     

毛泽东批语《我的一点意见》的前前后后

林彪大力鼓吹“天才论”,提出设国家主席,就是想自己当国家主席《我的一点意见》是毛泽东在庐山 召 开 的 中 共 九 届二 中 全 会 期 间 ,针对林彪、陈伯达等大肆鼓吹的 天 “才论”和摘编的 《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 称天才的几段语 录》而写的批语。 “文化大     

荒唐的破“四旧”运动

伴随着“文革”风暴，破“四旧”运动兴起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浮与沉（二）

三、风光一时的陈伯达很快就成了光杆司令.他也承认自己成了"傀儡" "中央文革"成立以后,陈伯达颇为风光了一阵子,他在《人民日报》上接连发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毛泽东思想的新胜利》、《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一篇篇火药味十足的社论、文章,起到了扰乱全国的作用.     

习仲勋以“牛雕”寄托情怀

习仲勋作为党内资深革命家，却一直戏称自己为“小牛”。他说，从小养牛放牛时，就经常抱着三弦对牛弹“琴”。他最爱唱《放牛的孩子》，因为这个民谣中有一句：“与牛通情永远年轻……”     

文化大革命中的刘少奇(节选三)

“审问王光美”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在清华大学举行了３０万人批斗会。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一伙人对王光美拳打脚踢，王光美坚持原则，不屈淫威。“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井冈山》杂志社，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０日出了《井冈山》专刊，登了《三审王光美...     

陈伯达与江青在“文革”初期

中央高层多教人都知道,陈伯达与江青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面和心不和,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却合作了一段时间。这是为什么？陈伯达与江青面和心不和陈伯达早在1939年春天,就在延安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是看中了陈伯达的历史和理论功底,才选他当秘书的。由于陈伯达此前担任过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地位不算低。所以,毛泽东     

中共“党内五老”的风范（上）

党史 中共“党内五老”是指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五人，均为建党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五老”这一称谓，缘自朱德总司令于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日：“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息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诗句传开后，“五老”便在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中叫响了。     

《陈伯达传》幕后秘事

1980年11月20日，76岁的陈伯达在聚光灯的照耀下，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沉寂多年的他，成为众多的照相机、电影摄影机、电视摄像机镜头聚焦之点，通过报纸、电视、广播，人们得知他被押上法庭的被告席，第一个直觉式的反应是：“哦，陈伯达还活着！”被告席上站着10名被告，陈伯达排在第五个，即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在10名被告中，最年轻的是王洪文，45岁；最年长的，便是陈伯达，那9名被告都是自己走上被告席的，而陈伯达则是由两名法警左右挟扶，步入法庭。     

上海建设交通系统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做法及启示

近几年来，上海建设和管理工作党委认真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中央有关精神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等规定，加强本系统党内民主建设，进一步完善了党内民主制度，强化了党内民主意识，调动了广大党员参与党内生活的积极性，改进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增强了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一、推进党内民主建设的主要做法上海建设和管理工作党委在对本系统党内民主建设开展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内民主建设…     

《反对本本主义》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主要标志

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是针对当时党内和军内盛行的“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错误而写的。这篇文章，在党内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郑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和命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初步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与党的群众路线结合起来。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初步提出了独立自主原则．     

吴官正：全面准确把握党内监督条例的精神实质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颁布实施，是加强党内监督工作的重大举措，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条例》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充分反映了全党意愿，集中了全党智慧，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转化为具体规定，对于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内监督、维护党的团结统     

舒同:内定的“中共台湾省第一任书记”

写一手舒体字,被毛泽东称为“马背书法家”,并有“党内一支笔”之称的舒同,词章功力人见人赞,党内许多重要文章、文件都出自他的手。但鲜有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