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公共产品和谐供给机制的构建

市场失灵、政府失灵以及志愿失灵的不可避免,清晰地显示了在公共产品和谐供给的链条中,任何单独的一方都无力承担起公共产品供给这一深刻、宏大的社会命题。由传统的政府单中心提供公共产品转向政府与市场、第三部门多元化主体协同供给,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共同的需求与呼唤。本文回顾了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分析了从单中心到多元化的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优势,提出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应合理界定各主体的供给定位与分工,实现政府、市场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协同合作,共同构建公共产品和谐供给机制的现实路径。     

我国现阶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初探

市场的外部性使市场无力提供农村公共产品而出现市场失灵 ,政府的内部性使政府在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低效率和高成本而出现政府失败。农村公共产品如何有效供给 ?有没有除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能够对农村公共产品有效整合与供给 ?类似于农民协会这样的农村民间组织能担当诸种重任吗 ?回答是肯定的 ,但是必须具有一定的条件     

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研究

随着关系民生的诸多公共物品价格的逐年上涨,公众对公共物品供给制度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有效的公共服务需要根据不同公共服务内容的性质和特点,采用不同的供给方式,实现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在公共产品领域引入多元提供机制,并不意味着政府责任的弱化,而是对政府公共产品投入方式的合理定位。在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的格局下,政府仍然是最后责任人。     

论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多元化

在当今公共产品供给远不能满足急剧变迁的社会多样化需求的情况下,公共产品只能由或必须由政府提供的说法越来越受到人们质疑。更多的有效的供给主体被人们注意并加以利用。本文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现阶段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并由此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市场和第三类形式为辅的供给主体构想,借以说明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新公共管理的政策工具:PPP的理论分析与实践经验

传统观点认为,公共产品是典型的“市场失灵”领域,必须由政府提供。经济学家引用“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这三个理论模型论证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无效率以及政府供给的必要性。但政府单独供给公共产品也遇到了困难。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PPP成为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途径。     

非政府组织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及规制路径

在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公共事务面前,政府垄断公共产品供给的低效、无能、腐败和缺乏回应性等缺陷逐步显现,人们开始反思政府垄断供给公共产品的正当性和有效性。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公共行政、提供公共产品,是合作治理模式下的必然趋势。然而,非政府组织提供公共产品存在易脱离控制与监督、追求自身利益、偏离行政目的和公共利益的风险。通过正当法律程序的建构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公共产品供给行为的监督,确保非政府组织公共产品供给的公益性、公正性、合法性和高效优质以有效达致行政目的是行政法律规制的重心。     

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多元化——常德H乡多元治水的经验启示

通过对常德H乡多元治水经验的解读,探讨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多元化的理论逻辑和政府角色转变。物品分类理论、提供组织分形理论和供应与生产分离理论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的多元化提供了理论基础。H乡的多元治水经验表明,要实现公共产品多元化提供,关键是要实现政府角色转变,提供多层次的政策环境与制度安排。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改革中的问题与对策——基于两个案例的分析

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有的市场化改革甚至造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由此,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改革应以弥补政府供给不足、促进农村公共产品更充分供给为目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市场化改革,应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宏观背景,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不宜增加农民负担。同时,对于不同类别的农村公共产品的市场化改革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中的民主决策——以桂林市“两江四湖”工程为分析背景

公共产品的特性决定了市场供给的稀缺，因而只能依靠政府出面组织生产和供应才有可能得以解决。面对单一利益主体的格局被多元化、多层次利益主体的新格局所取代，政府必须关注公民的利益诉求，实现民主决策尤其重要。桂林市“两江四湖”工程在决策过程中，形成了政府决策主导、专家决策咨询和社会公众参与决策的联合民主决策模式，为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实现民主决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及其效率浅析

在整个社会运行过程中,公共产品是不可或缺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它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得私人经济部门供给公共产品会出现普遍不足,导致市场失灵的出现,提供公共产品的任务就落在了政府身上。然而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又会出现低效率的问题,探讨其中的原因,找寻相应的对策,成为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有益途径。     

法定机构制度——我国事业单位改革的趋势

新公共管理的发展促进了法定机构的兴起,政府对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实行公共企业民营化,以市场机制取代行政管制,而采用法定机构向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改革的另一种方式。中国事业单位改革目标模式应该是:事业单位依法设立并独立运作,政府相关部门行政首长依法对所属领域事业单位进行有效监管并承担政治责任,事业单位自主运作的权力与政府监管的权力应保持平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政府控制——制度供给的路径选择

政府控制下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践行“以人为本”,弥补市场公共产品供给困境进行的制度安排,同时也是文明国家社会政策取向的一个趋势和解决对立的需要。     

以治理理论重塑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进路

以治理理论重塑我国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其实质在于培育多元化、多渠道的公共服务主体,从而对服务的"生产职能"与"安排职能"实现相对分离。首先,鉴于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着严重的"政府失灵,"应该打破政府垄断公共服务的格局,明确政府只是服务的提供者,并非一定是生产者的角色,在市场化进程中应慎用政府机制;其次,市场机制可以促进服务质量的提高、服务成本的降低、提高服务效率,充分发挥市场作用。然而,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都存在着固有的缺陷,公民社会在分担服务职能等方面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培育公民社会也是市场化不可缺少的环节。     

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政府与第三部门伙伴关系

作为对市场和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存在双重失灵的积极回应,第三部门应运而生,但第三部门提供公共物品时,也存在失灵的问题。成功的制度安排在于建立政府和第三部门之间的伙伴关系,在提供和生产公共物品时使二者做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政府通过合同外包、特许经营、补助等方式,使第三部门成为部分公共物品的生产者,政府则承担购买者和管制者的角色。     

试论公共选择理论中蕴涵的平民化政府倾向

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这不仅关系政府自身能力的提升、其功能作用的发挥,也是关系到整个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以布坎南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是经济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政治市场上各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公共选择理论的两大基本要素———经济人假设与交易理论,将政治家与政府官员从神圣的殿堂拉回到一般民众当中,为平民化政府的塑造提供了理论先导,也为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借鉴。     

论公用事业民营化及其行政规制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为增加融资渠道,补充政府在公用事业上投资的不足,民营企业参与公用事业已是大势所趋。政府应加强在公用事业的市场准入、公共产品的价格形成、普遍服务与适度补偿等方面的研究,以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并协调公用事业产品提供中的商业性和社会性原则,从而构建适合公用事业民营化的行政规制体制。     

公共服务供给的中间模式——以上海市自强社会服务总社为例

在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事业单位的行政依附性和服务垄断性越来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日益多元的需求,而社会组织由于内部建设和外部环境的诸多问题,还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因而有必要在两者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探索一种公共服务供给的新模式,既保证组织有较高的能力和较好的政府关系又不影响组织的独立性和竞争机制的引入。鉴于对事业单位模式和社会组织模式进行比较的基础上,政府推动建立、组织自主运作的中间模式不失为可行的第三条路。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再审视: 治理的视角

本文阐述“市场即治理”的思想.治理问题属于交换范式,而不是价值范式,要研究治理问题,应重构以价值范式为基础的政治经济.根据交换范式,“市场治理”与“组织治理”不是替代关系,相反,市场治理以无数自主的、遵守一般性法则的组织为前提.科斯没有把“物”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与那个自然法相联的“行动”意义上的私有产权加以明确区分,并且忽视了促使制度改善的“企业家”,这导致他的理论停留在“比较制度分析”层面,而不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治理理论”.从治理的角度看,“市场”本身就包括了“政府”,“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表述成“政府与其他主体的关系”.人为地把产品（服务）划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相当于赋予政府提供某项产品的排他性特权.重要的不是确定由谁提供某种服务会更好,而是使未来那个能够更好地提供服务的个人或组织会“出现”.     

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公共财政为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依据。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在市场“失效”的范围内 ,因此 ,应该明确界定政府与市场活动的空间 ,优化公共支出结构 ,加强法规法制建设 ,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 ,使政府与市场真正形成合力 ,共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