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DNA证据的诉讼法视野研究

目前我国法庭对于检察机关提交的法医DNA证据,基本上“照单全收”,视之为“铁证”,法庭极少组织对该证据进行质证,辩护方也难以对该证据进行有力的反驳。但在实践中,因为法医DNA鉴定结论而导致错案的报道却时常出现在报端。如何从诉讼程序上避免法医DNA证据运用的失败？文章以诉讼的视角,从程序上考察法医DNA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全过程,探讨确保法医DNA证据可靠的程序保障之路。     

“互联网+”时代DNA检验技术拓展应用思考

DNA技术应用于法医鉴定已30年,成为法庭证据之首。新一代DNA测序、"互联网+"等技术为法医DNA技术的发展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互联网+"时代的大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模式、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引入,使得DNA技术必将实现新的飞跃。     

不同部位脱落细胞的检验应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DNA分析技术在法庭科学中的首次应用,标志着法医物证检验技术新纪元的开始,实现了物证检验从否定到认定的飞跃。近年来,随着DNA分析技术尤其是微量物证检验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办案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办案单位对该项技术的依赖性愈来愈强、对生物物证的检出率的要求愈来愈     

浅述DNA检验的质量控制

随着法医DNA检验技术的发展,DNA检验技术在法庭科学证据方面和侦查破案、预防犯罪、错案纠正等司法实践活动中逐渐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它的失误也有可能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其根本原因往往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实验室没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工作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实现预防DNA错案的根本途径在于建立一套完善的DNA检验的质量控制体系,实行严格的数据上报审核和比中复核制度及激励、追责制度,加强人员教育培训等,DNA检验质量控制还需要办案部门和DNA检验部门的高度重视和共同努力,是需要人和制度完美结合才能实施运行的一项系统工程。     

DNA检验中个体识别问题的探讨

利用DNA检验技术对相关的生物物证进行个体识别是法医DNA技术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实际检验工作中,我们利用DNA技术为大量案件的侦查提供了线索,为审判提供了大量的科学证据,但发现在应用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容易忽视的问题。下面就应用DNA检验技术进行个体识别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论DNA证据技术及其法治功能的实现

当代司法实践日益严格的法治要求,促使DNA证据技术应运而生,即逐步从DNA技术中派生出符合当代法治所迫切需要的DNA证据技术。我国在一般刑事案件中应用DNA证据技术发展较快,但在查办职务犯罪时,却未能很好地发挥其作用。DNA证据技术在反职务犯罪领域有着可以开发应用的广阔前景,加强其在反职务犯罪中的应用研究,也是当务之急。     

关于刑事诉讼证据开示的几点思考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证明案件事实的任务不再主要由法庭承担,而要求控辩双方积极举证,以确保刑事诉讼公开、透明进行。文中试从刑事诉讼证据开示角度论述了该制度的内涵、意义以及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并对我国建立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进行初步设计。     

DNA证据及其审查判断若干问题研究

DNA证据作为新科学证据的代表,给刑事司法领域带来了深远的、变革性的影响。在强调DNA证据特殊证明价值的同时,也要关注其自身出现错误以及对其进行错误解读的风险。在司法实践中,DNA证据的应用已经暴露出诸多技术、管理和程序等方面的疑难问题,有必要加强对DNA数据库比对、混合DNA分型、DNA检材污染以及鉴定文书等的审查,确保DNA证据在诉讼过程中发挥预期的正向功能,避免司法错误发生。     

刑事诉讼中DNA鉴定证据的证据效力

近年来，DNA鉴定在刑事诉讼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很多成功的案例令人们心悦诚服，但一些失败的案例也令人震惊，有必要理性思考DNA鉴定的相关问题。提高DNA鉴定的证据效力，关键是如何保障司法人员科学运用DNA鉴定技术，并在诉讼中正确应用鉴定结论。     

刑事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审查及程序检视简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鉴定制度做了一些修改，这些修改对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明确了“鉴定意见”只是证据种类之一，对其的采信也应经由法庭证据能力和证明力的审查判断，其也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规则的限制，不具备法定条件的鉴定证据，都应当排除在法庭之外，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鉴定意见还应接受程序的检视，与其他的证据一起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最终达到法官的内心确信．进而保证案件的公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