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春天——1977年推翻“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前后

教育的春天——１９７７年推翻“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前后王永钦１９７７年，教育界有两件大事最为引人注目：一个是推翻了“两个估计”；一个是大学招生恢复考试制度。“两个估计”是怎样产生的？为什么要推翻“两个估计”？大学招生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什么要恢复...     

第十五回 梨园绵延沐春风 评剧焕然享朗天

我叫陆翱，曾担任北京京剧院副院长。1958年，我考入北京戏曲学校，1966年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北京京剧团。“文革”时候，因为说过实话，我被“揪”了出来，和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先生关在一起隔离审查，张先生给我讲了不少梨园故事。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实效图片选登

一、通过手机短信或网络聊天，向考生和家长发送“出售招生指标”、“花钱可上重点大学”等虚假信息。二、打着“内部指标”、“外省指标”、“特招特批”等招牌，谎称自己是某校招生代理人员，并与高校领导、招办负责人有“特殊关系”。骗子往往租住大学公寓用作临时招生办公地点，让考生和家长以为是高校的正规招生，放松了警惕。     

细微“琐事”见公仆情怀

1974年到1976年，周恩来把生命中剩下少得可怜的时间和精力，继续用来处理党和国家生活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和重要国际事务，但也办了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琐事”。祭老舍。著名作家老舍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于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投太平湖自杀。周恩来闻讯十分悲痛，当着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社会交代啊!”此后，他一直记着老舍。     

北大为何丢失一批状元

香港的大学这次从大陆招走一把状元,对北大清华冲击不小。痛定思痛,北大招生官员公开抱怨香港的大学搞不公平竞争。理由是,北大在统一招生的制度之内招生,香港的大学则在这个制度之外。北大录取了一些学生,却被香港的大学半路抢走,结果北大浪费了一些招生指标。这些被录取的学生不来,却占了其他学生的位置,对其他考生不公平。当然,这番抱怨的底牌,北大一位教授已经说得很清楚:应该把香港的大学纳入统一招生的制度中。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北大每年招生名额有限。许多差几分考不上北大的优秀学生,不得不上一个水平低得多的学校。如果北…     

千年不遇他逢辰——毛泽东与胡乔木

<正>从1941年2月到1966年，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达25年。胡乔木站在中国政治舞台核心的最近处，参与并见证了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也赢得了“党内第一支笔”的盛名。他与毛泽东虽然没有直接酬唱奉和，但彼此之间经常切磋、研究诗词。毛泽东的不少作品曾反复向诗家，包括胡乔木征求修改意见。毛泽东对胡乔木写的诗词也总是给予热情指导、精心修改。     

红卫兵亲历的“揪彭德怀行动”

1966年12月，我和几位同学步行串联到重庆。16日晚，我们到“北地东方红”（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驻渝联络站去。上楼的时候，偶然遇到北地东方红负责人之一的王大宾，他告诉我，东方红驻成都联络站和驻重庆联络站都接到朱成昭（北地东方红的主要负责人）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传达党中央、“中央文革”的指示，要我们把彭德怀揪回北京。     

35年前的高考记忆

1960年,我读完三年级,就和弟妹随着被下放的父母到了凯里,至1977年上大学离开,我一共在凯里生活了17年。1966年,我上初三之后,就停课闹革命。1968年,我到凯里西北边白腊公社当了知青。后来在砖瓦厂、农药厂、供销社工作过,直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北大,当年北大中文系在贵州的招生名额只有2个。1977年高考的时候,凯里一中过去的学生,从初一到高三,有6级学生参加高考,但好像只考取了两个,我是其中之一。     

“二十八个半”的来龙去脉

说起“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由来,首先得追溯到20年代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1925年秋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产物之一。因此,这所大学才会以孙中山的名字出现。尽管这所学校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但其招生的对     

山中那八眼深井

中国有句古语:“吃水不忘挖井人”。在磁县西部山区有八眼既普通又特殊的深井,说它普通,因为它和别的深井并没有什么区别;说它特殊,是因为这里面包含着一段周恩来总理对山区人民的深情厚意。 1966年4月6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磁县视察。在磁县领导汇报磁县抗旱情况时,讲到全县大部分小麦枯黄,特别是有占1/3的山区人畜饮水非常困难。总理听后立即指示说:“这个问题     

统招生与综合评价生在大学期间的行为、心理比较研究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改革,我国大学的招生方式也在逐渐变化。传统的高考统招制度已经改革,如综合评价招生制度的出现。统招生与综合评价生这两种招生方式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选拔理念和价值取向。但这两种招生方式的学生在大学期间的行为、心理状态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还没有得到系统的研究。本文通过对统招生和综合评价生的行为、心理状态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探讨两种招生方式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旨在为高等教育招生制度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     

“严谨而敏锐”de治学态度和方式——访首都师范大学孟繁华教授

作为首都师范大学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孟繁华教授近年来在他所热爱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领域所取得的成绩令学界关注：主持省部级重点课题三项；获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省教委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二项；出版专著３部，主编１部；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３０余篇。孟繁华，１９６３年５月出生，祖籍山东。１９７８年参加高考时他才１５岁，虽然分数超过了本科分数线很多，但还是被录取到山东一所师专物理系。他自称是“跌跌撞撞”、“蒙头转向”地上了大学。由于文革期间大学招生的中断，学生年龄差距非常大，最大的…     

两次“十万人大会” 寒风中的元帅们

1966年“文革”爆发后，红卫兵全国大串联开始，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普遍处于瘫痪状态。军队院校的造反派闻风而动，扯起造反大旗。当他们被各级组织制止时，便向林彪当面告状，说军队院校“镇压群众”，“限制太多”。于是，林彪随即提出：发一个紧急指示，军队机关、院校和文体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一样搞。     

胡耀邦听我申诉

一 1961年8月．我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先在语文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后到党委办公室工作。1966年9月，参加农村“四清”后返校。1966年11月，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由党校各处室老干部组织的战斗组联合组成的群众组织“红色联络站”，担任主要召集人。1967年1月，参加由“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工人造反团”等3个群众组织选出的11位代表组成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为指挥部领导成员。     

朱旦华：对“新疆叛徒集团案”的不断认识

笔者：朱老，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了，您和方志纯（1949年6月，朱旦华和方志纯结婚--编者注）当年就受到冲击？ 朱旦华：1966年底，我和方志纯开始受到群众批判。回想起来，这和江西、全国“文化大革命”整个进程有关。1966年6月，《江西日报》还在紧跟《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三家村店江西分店老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分子”谷霁光，派出工作组到大专院校。7月，江西省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黄知真为组长。8月8日，江西省委根据毛泽东“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搞革命”的谈话精神，撤销工作组。8月28日，省直机关领导干部大会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方志纯代表省委在会上讲话。到了1966年冬，刘少奇被北京群众组织点名批判。1967年1月，方志纯作为“江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揪了出来。主要依据是，邵式平省长去世后，方志纯作为代省长、省长，全面负责政府工作，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1959年庐山会议，方志纯曾陪同刘少奇到1927年他隐居的东林寺故地重游，被上纲上线。1967年2月8日，在八一广场（当时的人民广场）召开方志纯万人批斗会。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等领导被陪斗。     

短命的"上海人民公社"

很少有人听说过“上海人民公社”这个名词。“人民公社”不是都在农村吗?怎么上海也有了“人民公社”?确实,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中,上海“蹦”出过“人民公社”,但是,只有短短的20天就“寿终正寝”了。 1966年9月13日,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明确宣布,上海市委是革命的。但没过半个月,江青一伙就在北京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密谋搞垮上海市委。于是,聂元梓等人窜到上海,公开     

蒋介石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时毛泽东为何化名“李德胜”

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之中，曾经使用过不少的化名。这些化名，都具有它特定的历史含意，并与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思想发展紧密相联。“李德胜”就是他对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延安充满必胜信心的一个化名。蒋介石在全面进攻惨遭失败后，又于1947年3月“突然’狗陕北和山东发起了重点进攻。华东野战军遵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正确运用“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就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以胡宗南率军17个旅，妄图“摧毁”中共领导中枢，“驱逐”彭德怀率领的西北野…     

选调生：路在脚下

所谓选调生制度，指的是省一级组织部门培养年轻干部的一项制度，即：选拔一些品学兼优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基层乡镇工作，让他们在基层得到锻炼，然后再调回党政机关，并委以重任。如今，中国政坛上不少高官都有过选调生的经历。然而，近些年，这个看似“前途不可限量”的年轻群体却似乎陷入了集体困惑，是他们的心态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制度出了偏差？也许是时候反思一下了。     

当代西方经济学介评(三)新制度学派

产生和发展新制度学派、现代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被称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三大流派。新制度学派以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自居,认为经济学必将“朝着制度主义的方向迅速发展”。新制度学派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为奠定理论基础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凡勃仑、康蒙斯和密契尔。第二阶段,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旧的制度经济学向新制度经济学转化的过程,主要代表人物是小克拉克、米音斯和贝利等人。第三阶段,五十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为     

女知青塑像十尊（散文诗）——纪念上山下乡运动40周年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此拉开了序幕。在那场运动中，无数花样少年由革命小将变成了“再教育”对象，他们从幻想、希望到痛苦、绝望，又到努力、奋斗。尽管接受“再教育”的生活是艰苦的，前途是未卜的，但他们青春的生命是顽强的。他们抗衡着社会角色转换后带给他们的一切艰难困苦，在“广阔天地”里，留下了青春的血汗和热泪，留卞了红色或灰色的记忆…… 40年过去了，那代人现在都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不少人成为当今社会的中坚力量。40年前的那场“青春实验”尽管让他们有些伤感，但那段苦辣酸甜的岁月，仍使他们刻骨铭心，毕竞那是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片段。现在，就让我们重拾当年知青们的青春记忆，重新体验知青们当年翻越“上山下乡”这座陡峭高山的感受吧——